自上海人民因垃圾分類上熱搜,一場自上而下的垃圾強制分類運動就開始了,但是和人性作鬥争的難度可想而知。基于行為科學的理論,長江商學院市場營銷學教授、社會創新與品牌研究中心主任、EMBA項目學術主任朱睿教授提出三個靈活巧妙的助推建議,能讓垃圾分類這件事簡單點。行為科學如何助推垃圾分類?這三條建議可行
垃圾分類可謂是目前在全國範圍内的熱門話題。這背後的原因是雖然政策已出台,但人們還不清楚或者還沒有熟練掌握到底該如何分類垃圾。
7月1日,上海市開始實行中國目前最嚴的生活垃圾分類管理條例,要求垃圾分為四類處理,即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濕垃圾和幹垃圾。違反垃圾分類條例可能被處以最高200元的罰款。
這樣嚴格規定的背後其實是日益加劇的環境危機。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龐大的人口數量都使得垃圾的産量在逐年加速增長。我國每年産生的固體廢物約50億噸,其中危險廢物4000萬噸,但70%左右的城市都選擇了填埋的方式。填埋區終有耗盡的時候,這些廢物帶來的隐患可想而知。
上世紀末的日本可以引以為鑒,未經适當處理的垃圾帶來巨大污染,造成了一系列令人恐慌的公害病,迫使公衆和政府選擇嚴格的垃圾分類處理法律。
雖然政策已出台,但要改變人們多年養成的習慣是很困難的。行為科學大量的研究結果表明人的行為習慣是很難改變的,因為人是懶的,喜歡固守陳規。但與此同時,大量的科學研究也提出了一系列可以促進習慣改變的方法。這裡我們想探讨如何借助行為科學的理論,提出可行的建議,助力垃圾分類。
助推在實踐中的應用助推是行為科學中一個很重要的概念,由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理查德·泰勒(Richard H. Thaler)提出。英文原文是Nudge,指的是用胳膊肘輕輕碰一下。換言之,助推強調的是通過巧妙的設計,讓人們的行為改變變得簡單。
有很多國家的政府和企業合作利用助推的方式來提高市場效率和改善民衆福祉。例如在英國,政府聯手行為研究團隊給15萬個家庭發出信件,告知如果更換家用能源服務商每年可以節約多少錢,并列出了三個對于該住戶來說開支最少的供應商。結果顯示,收到信件後,這些住戶更換服務商的比率翻了3倍。
再比如,避孕藥生産商為了幫助服藥者按時服用藥片(每月連服三周,第四周不用),想出了一個很聰明的做法,就是每包藥都含有28片(四周),隻不過其中最後7天的藥片不含藥劑成分。這樣,服藥者隻需要記得每天都吃藥就可以了。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表明提供對比信息,讓行為簡單化,都是有效地影響人們行為的助推手段。
助推垃圾分類的三個建議基于行為科學的理論,下面我們想提出三個可以助推垃圾分類的建議,分别是讓垃圾分類簡單化,調動比較的力量以及發揮經濟刺激的作用。
1.讓垃圾分類簡單化。
垃圾分類成功的前提是每家在家裡做好正确分類。那麼如何幫助大家在家裡做好分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為家庭提供合理的垃圾分類裝置可以讓分類更順暢。
瑞典在2014年做過一個為期40周的實驗,将1632戶普通家庭随機分成兩組,一組給家庭分發印有食物殘餘分類方法的冊子,另一組在家庭的廚房中安裝垃圾分類的設施。結果表明,收到手冊的家庭行為沒有明顯改變,但收到分類設施的家庭,垃圾分類比例上升49%。可見為家庭、社區以及相關部門提供分類設施比起宣傳教育要更有效果,因為它讓行為更容易發生。
當然,還要讓人們清楚明了地知道每一個垃圾到底屬于哪一類。在這方面,除了政府,商家可以發揮很大作用。一方面,可以減少包裝中混合材料的運用;另一方面,對于那些确實需要多種材料的産品,明确地在包裝上告知消費者應該如何分類。
澳大利亞組織Planet Art在2018年9月推出了一種實用的商标體系ARL(Australasian Recycling Label圖1),幫助人們更快地從商品的外包裝上就能判斷出商品包裝的每個元素該投進什麼類别的垃圾桶。
目前已經有超過50家澳大利亞商業組織加入這個項目,并積極推行使用這種新的包裝商标,包括澳洲郵政(Australia Post)、澳佳寶(Blackmores)、雀巢(Nestlé)、Officeworks、聯合利華(Unilever)和沃爾沃斯(Woolworths)等。
ARL包含三種類型的标識:可回收(Recyclable)、有條件的回收(Conditionally Recyclable)和不可回收(Not Recyclable)三種。該标識由包裝元素名稱和是否可回收的圖标兩部分組成,并集中印制在商品外包裝上。
以下圖2中的酸奶包裝為例,從左至右分别說明了塑料碗、蓋子、紙套和錫紙的可回收方式,其中前三種為可回收,錫紙則需要擠壓成團後再回收。這樣的設計可以極大地方便消費者分類垃圾,與此同時也會讓率先做出這樣标志的商家赢得消費者的好感和信任,從而有效增加品牌競争力。
2.調動比較的力量。
人善于也喜歡比較。而比較往往帶來更有效的行為影響。2015年在挪威進行了一項有9000個家庭參與的社會比較實驗。研究者給其中一部分家庭(實驗組)寄信,告知每個家庭在過去一年中的垃圾回收情況,以及所在社區的平均垃圾回收表現。另外一部分家庭沒有收到這樣的信件(控制組)。
結果表明,實驗組的家庭比控制組提升了2%的垃圾回收水平;對于初始回收垃圾表現較差的家庭,這個比較的作用尤為凸顯。類似的比較數據可以根據情況對于家庭和社區進行實施,以便提高整體垃圾分類回收率。
3.發揮經濟刺激作用。
人對于懲罰的敏感度要遠高于獎勵。如果能有效地利用經濟懲罰,也可以助推垃圾分類。目前德國的垃圾分類全球領先,但在最開始推行的時候也并非一帆風順。
他們曾經采用了對錯誤分類的行為進行懲罰的做法,更有趣的是,他們在簡單懲罰的基礎上做了一個極為有效的改變,就是引入了“連坐”制度:如果某個社區出現了較多的錯誤分類行為,整個社區的垃圾回收費用都會提升。相應地,如果這個社區做得比其他社區好,則會減免部分垃圾回收費用。結果在社區内,人們開始紛紛互相監督,并且主動幫助不會分類的人,甚至糾正錯誤分類的人。
在韓國,為了鼓勵居民細分垃圾,盡量減少不可回收垃圾的産生,政府規定凡是可回收垃圾可以用自家的透明塑料袋。但對于一般食物垃圾及其他垃圾,采用計量付費回收的方式,居民需要通過計量回收裝置或購買專門的重量制垃圾袋來投放。合理巧妙地利用經濟刺激的作用,也會是有效促進垃圾分類的一個助推手段。
到2020年,我國46個大中城市将統一實行垃圾分類。縱觀世界其他先進國家垃圾分類的曆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這中間需要堅定的長期政策,也需要靈活巧妙的助推手段。
作者 | 朱睿
來源 | 第一财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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