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蘭河是我故鄉的河啊，河上有船，但不是很多，河的對岸似乎沒有人家，而是一片柳條林，再往遠看，就不能知道那是什麼地方了，因為也沒有人家，也沒有房子，也看不見路，也聽不見一點聲響。我就出生在河旁的呼蘭小城裡，聽老人們說，我的祖上是乾隆年間從山東過來的流民，我出生的那年，已是1911年，我出生的那天恰好是端午節，屈原投江自沉的忌日。原來我叫張秀環，二姨跑來了知道這個環與她的相重，便覺得晦氣，于是，我便改名迺瑩，而别人熟悉的蕭紅，是後來我寫小說《生死場》用的筆名。

呼蘭縣最古老的龍王廟裡辦起了小學，龍王廟離我家隻有50米，我就在那裡開始讀書的，後來我又到城北的祖師廟裡上了高小。1925年，又轉學到呼蘭縣第一女子初稿梁集小學校，那時，上高小的學生什麼人都有，有私塾的先生，有糧站的管賬，看他們寫家信是很新奇的事，有的問兒子眼病好了沒，有的問家裡地租收了多少，1927年秋天，我要去哈爾濱女子中學讀書，家裡不同意，覺得這個"東方莫斯科"風氣太自由開放，女學生去了要談戀愛，變得荒唐。

新文化的新風吹出了北國，冰層融化，生命漸次覺醒，繪畫課的老師畢業于上海美專，靜物寫生考試，我不畫水果花卉，而是借了老頭黑黑的煙袋子，煙鍋子，那老師很欣賞。語文課的老師介紹魯迅先生作品，我最喜歡的是《野草》，幾乎都能背誦，這樣的熏陶，喚醒了我們這些青春期少女的女性意識，大家勤奮好學，願意同有頭腦的男生交朋友。我也開始在校刊上寫詩，寫散文"悄吟"是我的筆名，意為"悄悄地吟誦"，我在哈爾濱讀書時，日本霸占中國的野心已經顯露，1928年日本人在東北修鐵路，為日後進軍東北，哈爾濱的報紙纰漏了這個消息，群情激奮，我記得那是在正陽街，我們上街了。

盡管人們呐喊、受傷、流血，鐵路到底還是修成了，這就是那個時候的中國。在哈爾濱讀書的時候，家裡給我定了親，男方叫汪恩甲，是一名小學教員，我萌生了去北平讀高中的念頭，于是，向家裡提出解除婚姻，放我去北平，父母震怒了，他們堅決反對，我假意答應汪家提出的完婚要求，從家中拿到嫁妝錢，出走了。1930年秋天，我來到北平，同表哥會合，我變了形象，男士短發，西裝，手常常插在褲兜裡，我當然沒想到出走帶來的風波，在一個結構嚴密的社會裡，個人是不存在的，我無枝可依，隻能回家。

終于有了個機會，我躲在裝白菜的車子裡逃了出去，沒辦法向我曾經訂婚的男人求助，指望他支持我繼續去北平讀書。但書沒有讀成，我卻發現自己懷孕了，我以為，上帝賜予女性最大的不公，就是妊娠和生産，一天天眼見着自己的肚子越來越大。汪恩甲也一去杳無音訊，我被旅館的老闆趕到了堆放雜物的房間裡，并不停逼債。

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啊Q的影子，蕭紅繼承了魯迅在20年代對國民性的批判，小說《呼蘭河傳》，她斷斷續續地寫了三年，終在香港完稿。從異鄉到異鄉，家鄉在我的回憶中反而愈發清晰，在呼蘭河鎮的小城裡，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現在埋着我的祖父。端木剪下一縷我的頭發，這縷頭發，被人帶回了呼蘭，人們修建了這個青絲冢，呼蘭河，我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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