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與蘇轼是同一時期的文學家，他們因傑出的文學成就而同時入選“唐宋八大家”名錄，他們作為同一時代熠熠生輝的文學家，在生活與工作上有一定的交集，自然也會有許多逸聞轶事。

首先說一下蘇轼，蘇轼天資聰穎，過目成誦，出口成章，是北宋傑出的文學家，被譽為“有李太白之風流，勝曹子建之敏捷”；再看王安石，蘇轼與王安石同朝為官，王安石也是時代的佼佼者，他文史一流，著作等身，他和蘇轼都是同一時期的傑出文學家。

蘇轼官拜翰林學士，與王安石同朝為官，而且王安石時任參知政事，位在蘇轼之上，王安石很器重蘇轼的才能。然而，蘇轼恃才放曠，自恃學識淵博，對王安石制定的一些政策多持反對意見，且語多譏诮。

他們兩人對變法一事存在不同的看法，經常意見相左。所以，兩人的交往和相處中，經常是暗中較勁，單從學識方面來說，兩人就經常對對方很是不服氣。

關于他們的交往，在後世的文學作品中，有不少的演繹，明代文學家馮夢龍的《警世通言》中，有一篇《王安石三難蘇學士》的文章生動地記載了兩人交往中的逸聞趣事。

從這些逸聞轶事中，也不難看出兩人在政見、思想上的差異，也能看出兩人在學術、學術上的各有所長。

王安石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在宋神宗年間推行的變法，新學是王安石變法思想的哲學基礎，自宋英宗治平年間，王安石在金陵講學時，一大批要求改革現狀與科舉制度的年輕士子就聚集在王安石門下，俨然形成了新學學派。與此同時，王安石“一道德以同俗”的思想也逐漸成熟并固定化。

到了宋神宗熙甯時期，王安石主政，他便把這一思想付諸行動，跟科舉改革結合起來，而不隻停留在口頭宣傳上了。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編撰的《三經新義》一變而為官方科舉考試大綱，作為取士的标準答案。

尤其是王安石編撰的《字說》，又稱《熙甯字說》，是王安石推行其有名的新法中的“新學”一環的重要角色。“諸生一切以王氏經為師”，“獨行于世者六十年”，在這樣的環境下，王安石運用行政權力求得了學術見解的統一。

王安石追求思想一統的新的正宗地位，以适應政治改革的需要；但又恰恰窒息了自歐陽修以來所開創的自由讨論學術的風氣，這也自然而然引起了崇尚自由的蘇轼的不滿和抨擊。

對于這本《字說》，蘇轼很是有些不屑一顧的感覺，所以他們之間的第一次“交鋒”就與這本《字說》有關。

有一次王安石與蘇轼讨論文字，論及“坡”字，兩人各執己見。按照王安石《字說》中的解釋，坡字從“土”從“皮”，于是王安石認為“坡乃土之皮”。蘇轼笑道：“如相公所言，滑字就是水之骨了。”王安石聽後，心中不悅。

又有一次，王安石與蘇轼談及“鲵”字，按照王安石《字說》的解釋，鲵字從“魚”從“兒”，合起來便是魚的兒子的意思。蘇轼腦洞大開，又調侃道：“按照您這個解釋，‘鸠’字豈不是九隻鳥的意思？毛詩上說：‘鳴鸠在桑，其子七兮。’就是說鸠有七個孩子，加上父母兩個，不就是九隻鳥嗎？”

王安石聽了之後，一時語塞，但心中對蘇轼非常反感，于是一紙調令，将蘇轼左遷為湖州知州。

蘇轼在湖州做了三年知州，準備回京述職，回京之際，他想當年因自己口舌之争而得罪王安石，落得被貶的結局，這次回來應該主動握手言和。于是，蘇轼回京後，便來到王安石家中，恰好王安石正在午睡，蘇轼便在書房裡等候。

蘇轼在王安石的書房閑坐無事，就起身看書房的陳設，他忽然看王安石書桌上的硯台下有一方素箋，素箋上的詩句沒有完稿，題目已經拟好了，可是隻寫了開頭兩句“西風昨夜過園林，吹落黃花滿地金”，蘇轼一看，這是一首詠菊詩。然後，蘇轼把這兩句詩念了一遍，覺得他這兩句詩在詩意上有些錯漏之處。

在蘇轼看來，西風盛行于秋，而菊花在深秋盛開，花期長，最能耐久，任憑焦幹枯爛，任憑風吹雨淋，也不會凋零落瓣。一念及此，蘇轼便按捺不住，依韻在素箋上添了後兩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仔細吟。

補完詩句後，蘇轼轉念一想，這會不會讓王安石尴尬，隻怕又會惹來不必要的麻煩；若把詩稿撕了，不成體統。左思右想，都覺得不妥當，于是蘇轼便将詩稿放回原處，告辭回去了。

沒成想，這次會晤竟然以這樣的方式收場。而第二天，一紙诏令，蘇轼便以團練副使的身份貶到了黃州。

蘇轼在黃州任職将近一年，轉眼便已深秋，有一天忽然刮起了大風，蘇轼閑來無事，在屋中讀書，忽然想到黃州定惠院長老曾送給他幾株黃菊，栽于後園，何不去賞玩一番？

于是在風停之後，他來到後園菊花棚下，隻見滿地鋪金，菊花花瓣落了一地，枝頭上沒有一朵菊花了。蘇轼一時目瞪口呆，半晌無語，此時方知黃州的菊花果然在深秋時節會落瓣！

這件事，成了蘇轼的心結，他感覺是自己閱曆的淺顯而誤解了王安石的詩意，他也經常跟朋友提起這件事，有一次他對朋友說如今被貶，隻以為王安石是公報私仇，誰知道原來錯的是我呀。蘇轼借此事告誡朋友自己，也告誡朋友：不可輕易譏笑人，正所謂經一事長一智呀。

蘇轼心中含愧，便想找個機會向王安石賠罪。這個時候正好到了進京彙報工作的時候了，于是蘇轼想趁這個機會當面給王安石道個歉，他又想起臨出京時，王安石曾托自己取三峽中峽之水用來沖陽羨茶，但由于自己心中一直不服氣，早把取水一事抛在腦後。于是蘇轼想到了趁冬至節送賀表到京的機會，帶着中峽水去拜訪王安石，以消除兩人間的誤會。

不想因連日舟車勞頓，在途經中峽時，蘇轼竟睡着了，等到醒來，已經到了下峽，再回船汲取中峽水又怕耽誤了回京的時間，他聽船夫說長江三峽，一水相連，并無阻隔。中峽與下峽的水都是長江水，難以區分。蘇轼聽了之後，便裝了一瓷壇下峽水，用油紙封好瓷壇，帶着回京去了。

蘇轼回到京城後，帶着長江水去拜訪王安石，王安石便讓人帶着蘇轼來到書房，蘇轼想到去年在這裡改詩，心下愧然，又見屋中的柱子上貼着一首詠菊詩，他當年寫下的後兩句赫然在目，蘇轼心中羞愧不已，請求王安石的諒解，蘇轼又說自己在黃州親眼見到了落瓣的菊花。于是兩人相視一笑，王安石算是原諒了蘇轼之前的冒犯。

王安石又問蘇轼，可曾帶來中峽水，蘇轼說帶來了，就放在堂外。王安石就讓人将瓷壇擡進書房，親自以衣袖拂拭，打開瓷壇上的封紙後，讓仆人生火煮茶，用銀铫汲水烹之。王安石先取白定碗一隻，投陽羨茶一撮于沸水中，茶色半晌方見。

王安石就問此水從何處取來？蘇轼說是巫峽的江水，王安石笑道：“又來欺瞞我了，這明明是下峽之水，怎麼冒充中峽的呢。”蘇轼大驚，急忙辯解道誤聽當地人言，三峽相連，江水是一樣的，但不知您是怎麼辨别出來的。

王安石語重心長地說道，讀書人不可道聽途說，定要細心察理，我若不是到過黃州，親眼見過菊花落瓣，怎敢在詩中亂寫？三峽水性之說，出于《水經補注》，上峽水太急，下峽水太緩，隻有中峽水緩急相半。如果用三峽水來沖陽羨茶，則上峽味濃，下峽味淡，中峽濃淡相宜，剛才煮茶時茶色半天才現，所以斷定這是下峽的水。

蘇轼敬服王安石的人生閱曆與學識，王安石又把書櫥都打開，對蘇轼說：“你隻管從這二十四個書櫥上取書一冊，念上文一句，我若答不上下句，就算我是無學之輩。”蘇轼專揀那些積灰較多，顯然久不觀看的書來考王安石，誰知王安石竟對答如流。蘇轼折服于王安石的學問淵深。

其實，文學作品中的蘇轼與王安石的逸聞轶事，大多是文人杜撰加工的。曆史上的王安石和蘇轼，除了他們在思想認識上的不同之外，兩人對對方的文學成就都是很佩服的，因為他們都取得了他們那個時代最高的文學成就，也同時入選了“唐宋八大家”名錄。

神宗元豐七年，蘇轼得到重新啟用的機會，他從黃州貶谪之地回到京城，途經金陵，他便提前修書一封給退居此地的王安石，說自己會到金陵去拜訪他。這時的王安石已經從工作崗位上退了下來，正賦閑在家，年老體衰，加之剛經曆喪子之痛，情緒很是傷感、低落。

蘇轼的到訪讓王安石極為感動，他親往趕往碼頭迎接蘇轼。在金陵相聚的這日子裡，他們同遊南京名勝蔣山、鐘山，詩酒唱和，相處甚歡。當然，在這次金陵會晤中，他們還是談到了時局，但是沒有再去過多地糾纏昔日的恩怨。

作為文壇雙子星，王安石和蘇轼在詩作上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愛用險韻。蘇轼有兩首著名的《賦雪》詩，使用了極險的韻腳“尖”和“叉”，王安石讀到後極為佩服，因“愛其雪詩能用韻”而一再次韻，達六首之多。

王安石去世後，蘇轼有一次讀到王安石早年的一首六言詩《題西太一宮壁》，這讓蘇轼撫今追昔，感慨良久，于是也寫了二首次韻的六言詩，以表達他對王安石這位昔日的同事兼詩友的深切同情和懷念。後來，蘇轼在讀到王安石的詞作《桂枝香·金陵懷古》後，更是由衷佩服，贊歎“此老，乃野狐精也”。

王安石與蘇轼的這些逸聞轶事也說明，盡管他們對一些人、一些事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然而在文學上，他們是真正的知音，他們之間更多的不是文人相輕，而是惺惺相惜。仕途的那麼點榮辱得失是一朵浪花都激不起的，而他們傑出的詩詞文章會永放異彩，因為他們都懂得“文章千古好，仕宦一時榮”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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