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唐詩和宋詞作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奇葩,數千年來引無數人折腰,今天,我們走近宋詞,探尋宋詞本身的發展脈絡及其盛行背後的時代因素。
談及宋詞,我們先來聊一聊“詞”。據有關記載,詞源起于五代十國或更早時期,但作為一種嚴格意義上的文體形式的“詞”,它是生于唐代的。據《舊唐書》記載,詞興起于人們随音樂旋律而創作的長短不一的曲詞,當時稱作”曲子詞“,也稱”長短句“,”詩餘“等等,可見,“詞”集文學與音樂的特點于一身,從一開始就帶了幾分随意,幾分浪漫。
雖說唐代是以詩歌作為主流文體形式的,但在唐代的文學作品中仍然可以明顯看到“詞”的影子,諸如李白、白居易和溫庭筠等有名的唐代詩人都曾嘗試作詞,像我們熟知的白居易的《憶江南》:“江南好,風景舊曾谙。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溫庭筠的《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小山重疊金明滅,鬓雲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等等,這些優秀的詞都是在唐朝所創作的。
但是,詞在唐朝并沒有大放異彩。唐朝是一個“詩”的時代,優秀詩作如璀璨星河,而詞就近乎于湮沒無聞了。但随着時間推移,到晚唐時期,詩歌已經發展得近乎成熟,無論是長篇短制,還是古體律絕,文體風格都很難再有精進。在這一背景下,詞作為一種新的文體形式随之崛起就是必然了。從晚唐五代到北宋,再到南宋,随着社會環境的變遷,詞的風格也随之不斷變化,在形式上也逐步走向成熟,到了宋代,詞作為一種新體詩歌,俨然成為了宋代當之無愧的文學之勝。
宋詞,标志着宋代文學的最高成就。如果對其進行描述,我們可以形象地說:”當豪放派遇到婉約派,醉了千年。“
豪放派,顧名思義,即語言大氣豪邁,氣勢恢弘。這種詞風主要盛行于北宋,著名的詞人如範仲淹、王安石和蘇轼等都是這一風格的集大成者,特别是蘇轼和辛棄疾,作為豪放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作品大多貼近現實生活,反映人生方向,如範仲淹多年戍守邊關,且倡導"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為官做人之道,其詞作中亦多涉及邊塞軍旅生活,在《漁家傲 秋思》中寫道“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裡,長煙落日孤城閉。”,借秋日邊關之景抒發其壯志難酬的感慨和憂國的情懷。
婉約派,“婉”可作柔美、婉轉之意;“約”則為精煉、隐約、微妙。婉約派的詞作以柔美婉轉為主要特點,無論是從語言,意境,還是詞風來看,都比較含蓄。如果将豪放派比作那威風凜凜的大将軍,那婉約派無疑就是楊柳扶腰的嬌小姐了。說起婉約派的代表人物,那就當屬柳永、晏殊和李清照等人了。李清照,蘭心惠質,詩意人生,無論是“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卷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的惜花之情,還是“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争渡,争渡,驚起一灘鷗鹭。”的對大自然的讴歌之情,都給人一種優雅含蓄,不染塵埃的感覺。
當然了,論起宋詞,我們必然要提一提詞作背後的詞人了。有這麼兩位詞人,對宋詞的發展和革新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是柳永;另為蘇轼。
柳永的一生是悲劇,卻也是傳奇。”奉旨填詞柳三變”醉于紅塵,卻也成就于紅塵,寂寞與繁華是他的詞風,更是他的人生。柳永在宋詞的發展中也确實實現了“三變”,一為慢詞的發展與詞調的豐富,在形式和體制方面為宋詞的發展拓寬了道路;二是詞作審美内涵的改變,将筆觸伸向市井女子,真正诠釋了“大俗”為“大雅”;三是詞作藝術上的革新,在語言上雅俗結合,在手法上另辟蹊徑,在意境上豐富有序。柳永是宋詞發展過程中重要的轉折,其在宋詞發展史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今天的我們可以發現,柳永的詞正是其人生的真實寫照,那不妨思考一下,如若柳永一朝中榜,仕途順利,今天還會有柳永詞嗎?宋詞的發展又會走向何方?
蘇轼,有人對其一生作了這樣的評價:“一輩子,在雲裡寫詩,在泥裡生活,在歲月裡灑脫。”細想之下,還真是,蘇轼一生命運多舛,仕途屢屢不得志,在文學創作一道卻頗有建樹,到了晚年更是寄情詩詞,山水為樂。論起蘇轼的詞作來,其實他并不是純粹意義上的豪放派詞人,婉約詞的數量在其詞的總數中占有絕對多的比例,如著名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隻是在婉約之中又含了幾分灑脫曠達之意。若論蘇轼在宋詞革新中的作用,最突出的要數其對宋詞正統地位确定的推動了。我們都知道,詞與曲淵源頗深,再加上五代時期“花間詞”的發展,人們在觀念上一直存有“詩尊詞卑、詩莊詞媚”的傳統看法,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着詞的發展。而蘇轼則“以詩為詞”,真正詞作為一種與詩同樣的文學形式來看待,這對詞文化地位與藝術價值的提升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時代和社會因素任何一種事物的發展都離不開其所處環境的影響。宋詞作為一種文學作品,其本身就是所處社會的縮影,有着反映時代特色的價值使命,因此,其發展的背後必然是時代和社會的推動。具體來說,主要包括民衆生活的需求和國家形勢的變化。
1、民衆生活的需求
詞在興起之初是随着燕樂産生的,是人們在筵席中演奏娛樂的歌詞。因此,宋詞生于民間,發于音樂,本身就帶有濃重的娛樂色彩。詞最早興于晚唐五代時期,當時正處于縱情享樂的年代,縱情如溫庭筠“鳳凰相對盤金縷,牡丹一夜經微雨”;享樂如李煜在“紅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随步皺。佳人舞點金钗溜,酒惡時拈花蕊嗅。别殿遙聞箫鼓奏。”上至皇帝,下到百姓,整個社會享樂主義蔚然成風。而正是在這樣的社會土壤的滋養下,“曲子詞”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
到了兩宋時期,城市手工業和商業經濟繁榮發展,歌坊酒樓随處可見,随着平民百姓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們在物質需求滿足的基礎上産生了對精神娛樂方面的需求,這種社會需求的推動也是宋詞發展的重要因素。據說,在當時青樓和怡紅院都是合法存在的第三産業,而且裡面的女子也都是琴棋書畫樣樣精通的。如果要用比較流行的話來說,當時的社會真正是“全民皆娛樂”。與今天貌似還有一點相呢,不過,當時的娛樂就是詩詞。當然,在這一時期的宋詞也多以男女間的情愛為題,體現绮靡之風。
2、國家形勢的變化
北宋初期,整個國家處于比較穩定的狀态,人民安居樂業,這也是“花間”詞最為流行的時期,以範仲淹、柳永、晏殊等詞人為代表;到了北宋中期,國家積貧積弱的弊端開始顯現出來,時局動蕩,政治變革劇烈,守舊勢力與革新勢力間相互傾軋,整個社會處于動蕩不安的時期。政治權利的更疊直接影響着身處黨派鬥争中的詞人,如蘇轼、黃庭堅、周邦彥等,作為一代在文壇上負有盛名的詞人,在仕途上卻是坎坷不順。因此,這一時期的詞作多是抒發人生失意及命運多舛的苦悶。
北宋末年,戰争起,金國南下侵宋,北宋滅亡,史稱”靖康之變“。此後,高宗趙構建立南宋,與金人分疆而治。這一時期戰亂不斷,民不聊生,基于這樣的社會背景,此間的詞人多表達對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擔憂,詞風悲壯。到了南宋末年,國家複興的理想在現實的重重打擊之下逐漸破滅,如辛棄疾、陸遊之類的愛國詞人,他們空有救國之志,卻難以挽救不斷走向滅亡的國家,隻能在詞中表達自己的憂國憂民之情,如辛棄疾的《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裡如虎。“,既表現他對國家命運的哀歎,也抒發自己郁郁不得志的無奈。
宋詞詞風的發展變化正是宋代社會變革的一個縮影,今天,我們走近宋詞,欣賞宋詞,研究宋詞,也仿佛是在目睹和經曆一個時代的興衰變化。
宋詞“圈粉”的魅力何在?千年之後,宋詞為何依然實力”圈粉“?
可不就是它“美”!
俗話說的好,“美人在骨不在皮”。這話用來形容宋詞那也是毫不違和的。宋詞的美需要真正懂它的人才能體會到,不在于那些绮麗浮誇的語言,更在于它真情的表露。不同于詩的富有哲理,詞往往更加潇灑肆意。如果說詩是一位端莊的美人,那詞就是一位豔麗的美人。
宋代的詞是一塊花團錦簇的園圃。裡面百花争妍,既有纏綿悱恻如柳永的”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绮靡似海棠;又有豪邁灑脫如蘇轼的”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大氣似牡丹;還有婉約隽秀如李清照的”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清幽如蘭花……
這,就是宋詞的美麗。宋詞的魅力不在于它的辭藻,更在于它的深情。美在詞人憂國憂民的愛國熱忱中;美在詞人深情脈脈的兒女之情中。正因如此,縱然在千年之後,我們仍能讀懂詞人的情,感悟宋詞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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