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行為學測試結果

3.1.1高架十字迷宮測試結果:與對照組或溶媒組相比，焦慮組、抑郁組和焦慮性抑郁組大鼠的OE%和OT%值均顯著下降(P＜0.05或P＜0.01);與抑郁組比較，焦慮性抑郁組大鼠的OE%值升高(P＜0.05)(圖1)。

高架十字迷宮，型号XR-XG201，上海欣軟

3.1.2曠場測試結果:相較于對照組，焦慮組和抑郁組大鼠的自主活動次數顯著下降(P＜0.05或P＜0.01)，焦慮性抑郁模型組大鼠活動次數也顯著下降(P＜0.05)(圖2)。

曠場實驗，型号XR-XZ301，上海欣軟

3.1.3強迫遊泳實驗結果:與對照組或溶媒組相比，抑郁組、焦慮性抑郁組大鼠的不動時間均顯著增加(P＜0.01);與焦慮組相比，焦慮性抑郁模型組大鼠的不動時間均顯著增加(P＜0.01)(圖3)。

強迫遊泳實驗，XR-XQ202，上海欣軟

3.2ELISA測試血漿HPA軸各指标含量的結果

與對照組相比，各模型組大鼠血漿的CＲH、ACTH和COＲT含量均顯著升高(P＜0.05或P＜0.01);與焦慮組比較，焦慮性抑郁組大鼠CＲH、ACTH和COＲT含量均顯著上升(P＜0.01);與抑郁組相比，焦慮性抑郁組大鼠CＲH、ACTH和COＲT含量均顯著上升(P＜0.05)(圖4)。

3.3焦慮性抑郁模型大鼠HPA軸各組織HE染色結果

正常組和溶媒組大鼠下丘腦神經元細胞分布均一，形态正常;各模型組大鼠的下丘腦均存在神經元胞體腫大和胞核深染等現象，焦慮性抑郁組甚至還出現神經元細胞丢失和排列紊亂等情況。綜合分析可知，焦慮性抑郁組的損傷情況要比焦慮組和抑郁組更為嚴重(圖5)。對照組大鼠垂體細胞的間隙正常、分布均勻，可分泌ACTH的嗜堿性細胞形态正常，無明顯病理損傷;各模型組中，大鼠垂體組織均出現嗜堿性細胞增多和胞體腫脹，排列相對無序，可能正處于分泌亢進狀态。其中焦慮性抑郁組病變情況最為嚴重(圖6)。正常組和溶媒組大鼠腎上腺束狀帶與球狀帶之間的界限清晰，細胞形狀規則，排列有序;各模型組大鼠的腎上腺束狀帶和球狀帶界限均出現明顯的模糊化，可分泌COＲT的束狀帶細胞數量明顯增多，體積變大呈空泡狀，可能正處于功能亢進狀态，其中焦慮性抑郁組束狀帶細胞病變程度最為嚴重(圖7)。

3.4焦慮性抑郁模型大鼠腦内海馬HE染色結果

對照組大鼠海馬CA1區錐體細胞形态規則，胞體豐滿，排列整齊有序;焦慮組和抑郁組大鼠海馬CA1區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損傷，具體表現為部分神經元丢失，胞體空染，錐體細胞排列無序化，抑郁組神經元丢失情況較焦慮組更嚴重;焦慮性抑郁組神經元缺失明顯，胞體空泡狀現象嚴重，錐體細胞排列散亂，整體較抑郁組更為嚴重(圖8)。

3.5焦慮性抑郁模型大鼠海馬GＲ蛋白的表達情況

與對照組比較，焦慮組、抑郁組和焦慮性抑郁組大鼠海馬GＲ水平均顯著下降(P＜0.05或P＜0.01);與焦慮組相比，焦慮性抑郁組大鼠海馬GＲ表達顯著下降(圖9)。

4讨論

焦慮性抑郁是社會環境、心理壓力、病程和遺傳等多因素紊亂共同導緻的複合型精神類疾病，其發病機制涉及多方面主要包括HPA軸紊亂、神經遞質失調和神經營養缺乏等。在動物模型方面，單純的軀體應激或藥物刺激尚不能模拟焦慮性抑郁的複雜性，故需采用複合模型模拟其臨床發病特點。本課題組前期采用慢性束縛應激(6h)聯合皮質酮注射(30mg/kg)成功建立焦慮性抑郁動物模型

動物行為學表型是精神類疾病實驗研究的常規指标，可為模型評價及藥物篩選提供最直接的信息，其中用于評價焦慮情緒的有高架十字迷宮測試、明暗箱實驗、場景恐懼實驗和曠場實驗等，用于評價抑郁情緒的有強迫遊泳實驗、懸尾實驗、曠場實驗、新奇事物探索和糖水消耗實驗等。本實驗綜合多種行為學評價，研究發現，在EPM中，焦慮性抑郁模型大鼠的OE%、OT%均顯著少于對照組，與焦慮組結果類似，表明其具有典型焦慮樣行為;在OFT中，3個模型組大鼠的活動次數均明顯低于對照組，但由于該測試既可用于評價焦慮行為，又可用于評價抑郁行為，故根據該結果可推斷焦慮性抑郁模型大鼠存在一定的焦慮症狀和一定的抑郁症狀;在FST中，焦慮性抑郁模型大鼠遊泳不動時間較對照組顯著增加，缺乏求生欲望，抑郁樣行為明顯。由于EPM僅用于評價動物的焦慮情緒，而抑郁動物具有自主活動明顯減少的特點，在測試中僅有少量活動，從而出現抑郁組大鼠的在EPM中的OE%、OT%數值明顯低于溶媒組，甚至低于焦慮性抑郁組，即EPM數據對抑郁動物沒有分析意義。綜合以上3種行為學測試結果，焦慮性抑郁大鼠具有典型的焦慮樣行為和抑郁樣行為，可判斷本實驗動物模型建立成功。

HPA軸作為反饋調節系統之一，是機體維持内平衡的重要途徑和調節神經内分泌網絡的核心樞紐。研究表明，HPA軸功能紊亂是焦慮症與抑郁症的共同發病機制。本實驗發現，焦慮性抑郁模型大鼠下丘腦神經元細胞丢失和排列紊亂，垂體嗜堿性細胞增多和胞體腫脹，腎上腺束狀帶和球狀帶界限不清晰，束狀帶細胞數量明顯增多，呈空泡狀，表面以上組織均存在明顯損傷，其損傷程度明顯高于焦慮組和抑郁組，與之對應的分泌激素CＲH、ACTH和COＲT血漿含量均較對照組和焦慮組顯著升高，且稍均高于抑郁組，表明焦慮性抑郁狀态下大鼠體内HPA軸确實處于亢進狀态。

長期接受慢性應激可導緻HPA軸基礎活性增高，使腎上腺分泌GC增多，透過血腦屏障進入腦内;而海馬是GＲ的高表達腦區，最易受到GC影響，當腦内皮質醇含量異常升高時，海馬将率先受到攻擊，影響大腦認知功能而導緻情緒障礙。作為HPA軸高位調節中樞，海馬通過GＲ對HPA軸也有負反饋調節作用，海馬損傷可進一步加重HPA軸功能紊亂。當機體海馬GＲ表達下降時，其對HPA軸的調節作用被削弱，緻使HPA軸持續亢進。已有研究表明抗抑郁藥物可通過上調海馬GＲ水平而發揮療效。本實驗表明，焦慮性抑郁組大鼠海馬神經元缺失和萎縮、胞體空染和GＲ蛋白表達較對照組明顯下降，提示焦慮性抑郁狀态下海馬結構損傷和GＲ表達下降。因此，焦慮性抑郁大鼠HPA軸的結構和功能均發生變化，并以GＲ為連接波及海馬，引起海馬結構受損。

綜上所述，在焦慮性抑郁狀态下，HPA軸組織病變和功能亢進，波及富含GＲ受體的海馬，緻使海馬組織結構受損，導緻動物行為表現異常，同時海馬GＲ蛋白表達下降，從而降低HPA軸的負反饋調節功能，造成惡性循環，加重疾病的發生發展。後續将進一步研究焦慮性抑郁的深層發病機制，為篩選治療藥物提供前期基礎和科學依據。

文章轉載于湖南中醫藥大學淩佳、吳夢瑤等老師所著《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紊亂對焦慮性抑郁模型大鼠海馬結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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