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的翻譯作品 資料圖片

【光明書話】

1964年6月，《文學研究集刊》發表了錢鐘書近兩萬字題為《林纾的翻譯》的長文，文章對“林譯小說”展開詳細的分析與述評。錢鐘書在該文中提出了廣為人知的翻譯“化境”論，散發出閃亮的思想光芒。盡管他在《管錐編》與其他著述中也論及翻譯，但該文自發表後，經過多年的字斟句酌與不下十次的反複修訂（代表性的修訂版，如1981年商務印書館的《林纾的翻譯》與2002年三聯書店的《七綴集·林纾的翻譯》），最終這篇兩萬六千餘字的文章成了翻譯理論的經典之作。

《林纾的翻譯》是錢鐘書為數不多專論翻譯的文章，系統詳實，且旁涉訓诂學、考據學、文章學、修辭學、文學、史學等問題，它以跨學科的視角論述翻譯與古文及修辭的關系、文學研究與文學翻譯及古文與文言的區别、譯者的身份和地位、人品學品與學風關系等問題，這體現出錢鐘書打通古今、打通中外的學術思想。

一

文章開篇，錢鐘書以闡釋許慎《說文解字》卷六《口》部第26字引領全文：“囮，譯也。從‘口’，’化’聲。率鳥者系生鳥以來之，名曰‘囮’，讀若‘譌’。南唐以來，‘小學’家都申說‘譯’就是‘傳四夷及鳥獸之語’，好比‘鳥媒’對‘禽鳥’所施的引‘誘’，‘訛’‘化’和‘囮’是同一個字。‘譯’‘誘’‘媒’‘訛’‘化’這些一脈相連、彼此呼應的意義，組成了研究詩歌語言的人，所謂‘虛涵數意’，把翻譯所起的作用、難于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視出來了。”

從這段文字中不難看出，錢鐘書的翻譯理論分為三個層次：一、“譯”的“誘”“媒”功用；二、“譯”有不可避免的“訛”（錯誤）；三、（文學）翻譯最高的境界是“化境”。此外，文章還論及的問題有：林譯小說如何對原文進行“加工改造”？林譯小說前後期的特點分别是什麼？林譯小說中“古文”譯法的實質是什麼？林譯哈葛德小說的特色有哪些？林纾為何不喜歡稱呼他為譯才？等等。錢鐘書把這些問題嵌入三個層次的論述中，使這一譯論環環相扣，層層遞進，互相闡發，相得益彰。

三個層次既是錢鐘書該文的核心，又是其翻譯理論的重心。

第一個層次是“引誘”說，“譯”即“誘”“媒”，是對翻譯的性質、在文化交流裡所起到的功能與作用的認識。錢鐘書寫道，翻譯是“居間者或聯絡員，介紹大家去認識外國作品，引誘大家去愛好外國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國與國之間締結‘文學姻緣’”。林譯小說所起的媒介作用是近現代文學史上公認的事實。錢鐘書本人就是十一二歲時偶然讀到其父錢基博先生所藏的林譯小說，受到“引誘”，帶領他走進外國文學的新天地。

《林纾的翻譯》還舉一例做出進一步闡釋。哈葛德《三千年豔屍記》第五章結尾，描寫鳄魚和獅子的搏鬥。林纾此處的譯文是：“然獅之後爪已及鳄魚之頸，如人之脫手套，力拔而出之。少頃，獅首俯鳄魚之身作異聲，而鳄魚亦側其齒，尚陷入獅股，獅腹為鳄所咬亦幾裂。如是戰鬥，為餘生平所未睹者。”這引發了錢鐘書的疑問：獅子抓住鳄魚的脖子，決不會整個爪子像陷在爛泥裡，為什麼會“如人之脫手套”？鳄魚的牙齒既然“陷入獅股”，物理和生理上都不可能去“咬”獅腹。錢鐘書無法解答，“真覺得心癢難搔，恨不能知道原文是否照樣糊塗了事。”他在閱讀林譯作品後感受到西洋小說的迷人，是閱讀衆多中國古典與近代名著所感受不到的。也正是因為閱讀林譯小說産生了濃厚的興趣和無法解答的疑惑，才激發出他學習外語的決心，以便有能力閱讀外文原作。

第二個層次，可以概括為“避訛”理論。錢鐘書認為，“訛”是翻譯中難于避免的毛病，是譯文相對于原文的失真和走樣。他在文中用了較大篇幅闡述林纾小說中的各種“訛”。林纾譯文中的第一類“訛”，是在語言文字上的漏譯誤譯，包括翻譯不出而故意删減原文、選擇不譯和不理解原文卻不懂裝懂、牽強附會的誤譯，還有林纾下筆如飛、文不加點而導緻的字句脫漏。這類“訛”，是翻譯中最明顯和不該犯的錯誤，讓譯文不忠實于原作，譯者應該通過細心思考、解讀原文加以避免。

第二類“訛”，是林纾的“中式譯文”及理解錯誤。例如，他把《滑稽外史》中赤利伯爾兄弟的職業（German-merchants）想當然譯為“德國巨商”。可是，結合19世紀的時代背景，英國小說裡出現外國人隻是笑柄而已，因此，German-merchants指的是“和德國做進出口生意的英國商人”。又如，林纾譯文中出現了“他熱烈地搖動（shake）我的手”“箱子裡沒有多餘的房間（room）”等“中式譯文”。這類錯誤是由于林纾及其合譯者沒能理解原語與譯語間的文化差異而導緻語言文化的訛誤。這些訛誤在譯文中既會破壞原文所表達的意圖，又違背漢語的用語習慣。要想避免這類訛誤，譯者首先應該學好兩國語言及文化，了解文化差異，才能将原作意圖以合乎譯入語用語習慣的表達方式精準地傳達給讀者。

第三類“訛”，是林纾在譯文中故意為之的“增補”。這些增補恰到好處，常常可以啟發讀者。錢鐘書寫道：“他（林纾）在翻譯時，碰見他心目中認為是原作的弱筆或敗筆，不免手癢難熬，搶過作者的筆代他去寫。”的确，林纾常常根據個人的寫作目的和企圖，充當原作者的“诤友”，自以為有點鐵成金、以石攻玉的義務與權力，把翻譯變成借體寄生的、東鱗西爪的寫作。林纾把翻譯變成寫作，把譯文變成基于原文的再創作，使得某些場面更加平衡，各類情景在他筆下也變得更加生動活潑。錢鐘書對于這類增補給出肯定的評價，認為林譯小說對于原文部分的不忠實和“訛”起到了一定的“防腐作用”，經過他的潤色加工，許多譯文要比原文更加清晰有趣。錢鐘書在此貶低的是林纾“加工改造”式的翻譯方法，卻又稱贊了其譯文的文學性。

雖然“訛”有多種，但若處理得當，就可以直通文學翻譯所向往的最高境界，錢鐘書使用“化境”二字表達文學翻譯的最高标準，這是第三個層次。“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風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錢鐘書繼續闡述，“化”是原文與譯文的“不隔”，而“訛”則會造成譯文與原文間的“隔”。因為某些方面、某種程度的“訛”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徹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能實現的理想。

由此，化境含義有二：其一，化境的定義是譯文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迹，達到化境的狀态或境界；其二，站在藝術審美的角度對譯文進行解讀以後，譯文給讀者帶來美的感受和體驗，這是“意象”的化境。從原文到譯文并非簡單的直線過程，而是譯者通過自身的審美與認知方式，能動地接受原文，經過思考加工後産生具有語言意義和藝術意象的構思，再通過目标語言最終将其重新構造成文本。我們雖然無法避免所有“訛”，卻可以包容積極的“訛”，尋求譯文與原文審美效果的不隔，譯文才有可能臻于化境。

“化”中帶“訛”，“訛”中有“化”，二者相生而不相克。有“訛”之“化”，是譯者力所能及的，林譯小說中充斥着不同形式的“訛”，但一點也不影響林纾的翻譯達到“化境”。《林纾的翻譯》表明，譯者首先要有嚴謹的翻譯态度，遇到困難不能馬馬虎虎糊弄了事，更不能選擇逃避，而要努力避免誤譯、漏譯之“訛”，這是譯者應當具備的心态與素養。其次，在翻譯時譯者要掌握并能熟練運用各種翻譯技巧，要培養并樹立自己的風格，還要保持飽滿的激情和熱情，充滿毅力對待翻譯工作。由此，譯者在原語和目标語、作者與讀者之間搭起的是一座橋梁，需要能動地解讀并創造，讓讀者有興趣展卷閱讀。這樣，翻譯就不隻是語言之間簡單的機械轉化，而是文化的傳遞與交流。

二

錢鐘書創作《林纾的翻譯》，意在告訴世人，林譯小說産生了很大的影響與功績。林譯小說幫助我們了解西方的家庭、社會内部情形及其國民性，讓國人明白中西不是決然相異的，不再認為中國的文學一定比西方的高，歐美亦有優秀的作家和文學作品。林纾打破了中國文人對小說及作者地位卑微的認識，自他之後其地位漸次提高，林纾引領了翻譯世界文學作品的風氣，給後來的小說譯者和作者帶來了深刻影響。

綜上所述，錢鐘書《林纾的翻譯》提出的“誘媒”作用論、避“訛”論，尤其是化境論，拓展了翻譯研究的視野與範圍。文章不但關注語言轉換的方式，還關注譯本的文學效果、在譯入語境的地位與影響、譯本傳播和接受背後的動因等等。由此觀之，錢鐘書的這一翻譯理論在整個翻譯思想史中占據重要的地位與研究價值就不難理解了。

（作者：蔣童，系首都師範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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