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夜喜雨楓橋夜泊?作者:劉宇耘(山西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外國語學院教師),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春夜喜雨楓橋夜泊?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作者:劉宇耘(山西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外國語學院教師)
張繼《楓橋夜泊》家喻戶曉,今通行本皆作:“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現在的小學語文教材及普及讀物中,皆與此同。雖讀者對此詩交口稱好,然而對其中存在的問題卻鮮有人作深入思考。如:一、“月落”無定時,如何利用周圍的物色給它以準确的時間定位?二、蘇州河畔本無楓樹,詩人何來“江楓”之吟?三、既然是“月落”之夜,何能辨識江邊的樹種?四、“愁”在何處?詩人何得對“愁”而眠?這諸多問題,皆直接影響着對詩意的正确理解。特别是“月落烏啼”,若不能準确定位,便會導緻整首詩叙事邏輯上的混亂和事物之間的矛盾。
關于“月落烏啼”的時間,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是“夜半”時分,與最後一句“夜半鐘聲”相呼應,如施蟄存雲:“因為嚴寒,烏鴉都無法睡眠,所以還在啼喚。半夜裡已經月落,想必總在深秋或初冬的上弦。”(《唐詩百話》)劉學锴雲:“題為‘夜泊’,實際上隻寫‘夜半’時分的景色和感受。詩的首句,寫了午夜時分有密切關聯的三種景象:月落、烏啼、霜滿天。”(《唐詩選注評鑒》)另一種認為應指天将曙時,如元楊士弘《唐音》十四卷雲:“說者不解詩人之活語,乃以為實半夜,故多曲說。殊不知首句‘月落烏啼霜滿天’,乃欲曙之後矣,豈真半夜乎?”清代黃生也稱:“從夜半無眠至曉,故曰鐘聲太早,攪人魂夢耳。”但詩首言将曉,末寫夜半,非常理之叙事,故黃生又認為此乃“章法之倒叙”,“此已曉追寫昨夜之況也”(《唐詩評三種》)。
事實上,這兩種觀點都有不妥。若為夜半,次句提及“江楓”,夜色黢黑如何能辨得江邊樹種?而且“烏啼”多在黃昏歸巢或天亮覓食時,如明貝瓊詩言:“風林日落烏争噪”(《城南絕句》),宋宋庠詩言:“城阙曙烏啼”(《送靜海高薄》)。雖古樂府有《烏夜啼》曲,但那畢竟是非正常狀态,“夜半”實非“烏啼”之時。《舊唐書·音樂志》曰:“《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徙彭城王義康于豫章,義慶時為江州,至鎮,相見而哭,為帝所怪,征還宅,大懼。伎妾夜聞烏啼聲,扣齋閣雲:‘明日應有赦。’其年更為南兖州刺史,作此歌。”正是因為烏平時不夜啼,所以夜啼才會被認作一種預兆。但若将“月落烏啼”定位在天拂曉時,從常理上看雖沒問題,然而将本詩整體考慮,卻出現了叙事上的矛盾:首句天亮,次句就寝,三四句夜半,這種混亂的叙事狀态無論如何都是說不通的。盡管黃生認為此乃倒叙寫法,但實在不符合拂曉早發之人的匆忙心境。清王端履認定首句寫平明時,而又深感其“律法未免太疏”,于是調整其序,将詩改寫為:“羁客姑蘇城外船,江楓漁火對愁眠。夜半鐘聲寒山寺,月落烏啼霜滿天。”(《重論文齋筆錄》卷九)此種改寫,叙事邏輯是順了,可是詩味卻少了許多。
筆者認為,“月落烏啼”最合理的時間定位應該是黃昏。這不僅由“林空噪暮鴉”的自然現象可以證明,而且從第二句中也可以獲得印證。今本第二句作“江楓漁火”,如果對事物作情景還原,便會發現其問題所在。因蘇州城外的江邊,根本就沒有楓樹!盡管今所見到的絕大多數版本,包括唐人高仲武的《中興間氣集》,皆作“江楓漁火”,但畢竟與事物本身相違。幸好宋人舊籍中發現了另一種版本。南宋龔明之《中吳紀聞》、吳曾《能改齋漫錄》、胡仔《漁隐叢話》等,錄此詩“江楓”皆作“江村”。在寒山寺俞樾所寫刻的詩碑碑陰,有附記八行,其雲:“唐張繼《楓橋夜泊》詩脍炙人口,惟次句‘江楓漁火’四字,頗有可疑。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作‘江村漁火’,宋人舊籍可寶也。”又附有七絕雲:“幸有《中吳紀聞》在,千金一字是‘江村’。”碑側有江蘇巡撫陳夔龍題記,肯定俞樾之說雲:“《中吳紀聞》載此詩作‘江村漁火’,宋人舊籍,足以依據。曲園太史作詩證明之,今而後此詩定矣。”但俞樾為何說“‘江楓漁火’四字頗有可疑”,而“村”字是“千金一字”呢?因碑陰字數有限,俞氏不能展開說明。詳加思考便會發現,“村”之一字,不但可以撥開本文開首的重重疑惑,也打通了整首詩的邏輯障礙。“江村”即江邊的村落,“漁火”是漁船上的燈火。蒼山日暮,正是家家燈火亮起之時。“江村”中的閃閃燭光與漁船上的點點燈火,都在講叙着家人團圓的故事,而漂泊在外的遊子于此時倍感孤寂和凄冷。“斷腸最是黃昏後”,思家之心使詩人眼中的“江村”和“漁火”,都變成了剪不斷的新愁。所謂“對愁眠”就是指對着“江村”“漁火”燃起的新愁而眠。而薄暮時分“江村燈火稀”以及“漁火鬧黃昏”的生活規律,都将首句“月落烏啼”的時間定位在了黃昏。黃昏,太陽落山,月亮還未升起,烏鴉的噪聲擾得客心缭亂,秋夜的寒氣漸漸襲來,江村和漁船上家家團圓的燈火,引起了客子無限的鄉愁,使之徹夜難眠,夜半鐘聲更增加了客心的惆怅。詩之叙事井然有序,并無所謂“律法未免太疏”之弊。
再觀首句,“月落”是否可作為黃昏的詩意表述呢?回答是肯定的。從物象上講,“月落”不是準确的時間概念,一月之中,月落的時間随時在變,黃昏也可以有“月落”。元薩都拉《次王本中燈夕觀梅》:“西樓月落已黃昏”;清錢澄之《過羅刹幾》:“黃昏月落雁飛飛”;清陳世祥《幽晤》:“上弦月落黃昏院”等皆可作證。因此,“江村”和“月落烏啼”共同确定了本詩開始的時間即是指“黃昏”,這樣前文的疑難可以一一迎刃而解。
還原後的詩作也向我們提出了另外的問題。第一,為什麼不直接用“日落”?第二,“江村”為何被改為“江楓”,且後者幾乎成為唯一選擇?首先,因為無論“月落”還是“江楓”,都具有更濃郁的詩意。月光獨有的溫柔和神秘,使其本身具有絕佳的審美價值。特别是在鄉思類詩作中,月意象更具有勾起鄉愁的獨特功能。如張溢《寄友人》:“共看今夜月,獨作異鄉人”;白居易《望月有感》:“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因而在此詩中,“月落”比“日落”具有更強的情感投射。
“江村”與“江楓”不同之處在于,前者是作者創造的詩境,而後者是在脫離事實本身之後,讀者再造出的詩境。“楓”字攜帶的色澤與内涵,超越了“村”字,在曆史的選擇中勝出。所謂詩境再造,通常發生于古典詩歌脫離創作環境後。在以純文本形式傳播的過程中,後世讀者的審美實踐逐漸代替作者本人的意、志、情,介入詩歌的修改,進行再創造。考“江村”之改為“江楓”,即屬于此。“楓”字由來一是承接有關秋思的傳統意象,自屈原的“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裡兮傷春心”,“楓”與“江”結合以嫁接愁緒的表現手法得以不斷繼承發揚,如張若虛《春江花月夜》中“青楓浦上不勝愁”,就将美感與哀感發揮到極緻。此外,楓葉與江水都有關于時間的暗示,前者來自由青轉紅的生物特性,後者源于“逝者如斯”的深入人心的生活譬喻;另一方面,“楓”還與“霜”經常聯系在一起,如唐劉長卿:“搖落暮天迥,青楓霜葉稀”(《餘幹旅社》),宋張掄:“霜葉舞丹楓”(《朝中措·漁父》),這當然也是因為楓葉轉紅之際正是秋霜到來之時,秋季的寥落感撲面而來。“楓”字前與“霜”呼應,後與“江”結合,從季節輪常、時光易逝兩個自然特性,觸及人們傷時悲秋的穴點,給予了人力尚不可為的強烈暗示,因此打通了人心之間的共通感,愁緒得以疊加輸出。
由此可以回歸原旨:詩中描述了一次偶然的泊岸經曆,詩人恰于江邊村落的鬧忙中品嘗到孤獨。這個解釋理順了叙事邏輯,也忠實于作者的情感。然而詩人結愁的經曆非人人可得。對讀者來講,觀青楓漸轉紅的美感更易捕捉,“遵四時以歎逝”的愁緒更易觸動。如果說原詩境來自于作者個人的生活體驗,那麼再造後的詩境則是接受者普遍的生命體驗。傳統承遞和閱讀記憶共同壓制出了“江楓”的意象模闆,模糊了“江村”的地理環境,也忽略了“月落”的時間定位,形成了一種不必服從理性的共通感受,足以越過其他一切,成為影響鑒賞趣味的判斷力。
《光明日報》( 2022年09月05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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