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燕,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生于新疆哈密,現居廣東東莞。出版有《工廠女孩》《工廠男孩》《沙孜湖》《低天空:珠江三角洲女工的痛與愛》等多部作品。曾獲《亞洲周刊》2016年年度十大華文非虛構獎、2018年勞動者文學十大好書獎、文津圖書獎、徐遲報告文學獎、百花文學獎、廣東省魯迅文學藝術獎等國内外多個獎項。
那一刻我相信人沒有來生;那一刻我懂得了什麼叫灰飛煙滅;那一刻像是電影裡的反轉鏡頭:此前看過的影像都具有了雙重含義,要再細細地捋一遍。
此外,最重要的是:現在我活着。
一個人年輕的時候,怎麼可能體會到生命是以倒計時的方式在滴答滴答?你以為一天會比一天更美好,因為你在天天向上,而其實,你在天天減少。要過多久,你才會哭得渾身發抖——那哭聲像春天的伊犁河水混着冰碴子呼啦啦炸開——你看到死亡時那樣怯懦,根本無絲毫氣力反抗。
這是4月3日下午。在老師家的客廳。你看到茶幾被挪開,空出的地方剛好供客人拜祭。黑框相片、花圈、挽聯、香燭。這是死神畫下的最後一個句号,然後,它便将那巨大而獨特的空白,以及莫名的混亂和真切的貧乏,留在人間——留給我們。
必須要從早晨說起嗎?
2018年4月3日。我從家出發時是淩晨五點四十,六點剛過已趕到辦公室。坐上約好的車到達深圳寶安機場。九點起飛,十二點至北京。一切都那麼精準,然而,一切又都完全不一樣。到北京去過無數次,可哪一次是為奔喪?北京總是和最美妙、最激動、最熠熠閃光的時刻聯系在一起——旅遊、開會、領獎——好像那裡的快樂總是那麼多。
我穿着黑褲子、黑長衫、黑馬甲、黑棉衣,黑色與褐色交織的條紋狀披肩,像是從黑洞裡走出的黑影子。這個時候,我害怕任何閃爍、明亮和鮮豔之物。可我稱之為“黑色”的顔色卻容納不下我的悲傷——那悲傷的勁兒越來越大,一直壓迫着我不斷歎氣。但我卻不想轉移注意力,隻想緊緊地盯着死亡思考——我好像是在享受自我懲罰。我聽不見别人說話,看不見窗外的景色,感受不到氣溫的冷暖,而隻沉浸在一種難以名狀的情緒中——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覺得自己如此渺小,我的生活如此沉悶瑣碎,我在抵抗周圍壓迫時如此單薄。
我不知道那個時間——我從首都機場坐出租車往市區趕的時間,是第二天和老師告别的時間。他的遺體真令人震驚——臉變白了,身材變小了,眼睛已經閉上,嘴角沒有微笑,穿着嚴整的西裝——根本不是平常的模樣!記憶中,他總是穿着帶拉鍊的夾克,體型高大,不怒自威。一想到很快那身西裝就要被點燃,我便渾身哆嗦,腦袋像要炸裂開。
返回東莞後,女友陪我散步時,講述了更為驚駭的場景。她父親去世後,她等在爐子外。“拉出來時,骨灰是一個完整的人形。”“其實,骨灰是一粒一粒的。”她的眼裡沒有淚,面龐平靜,語調像是講解員。我們在昏黃的路燈下對視一眼,之後,陷入長久的沉默。她的兩條狗兒,在我們腳旁竄來竄去,汪汪叫着。
目睹死亡之後,人們會用新的眼光打量周圍的一切。人們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自己也深深陷落到那個網中,而對方如果想收緊,根本不費吹灰之力。早晚要收的——你可以繼續吃飯、澆花、跑步、看落日、睡覺,然後到了那一天的那一時刻,那網子便用力一收。你一天天地衰老、變醜,貌似受人尊敬,但實際越來越遭人嫌棄。你自卑得要命,痛恨那倏忽而逝的青春實在短暫。你不想屈服,可你不知該怎樣抗争。那麼,你隻能妥協嗎?想到那一刻早晚要來,你覺得幹什麼都百無聊賴。可你終究還是轉念一想——既然還活着,就要“此時此地”;甚而,還要熱愛“此時此地”。
你在北京的午飯時吞咽下一塊餅。你贊美這餅和嶺南不一樣。那碗羊雜湯因為有辣椒,你隻喝了兩口就作罷。你雖感受到死亡的憂郁,可你身體的其他器官仍然保持着極強的體驗能力——它們馬不停蹄地抓緊體驗,而非等着憂郁過去後再開始工作。你吃了這樣一頓午餐後返回賓館,等待和别人一起彙合後,再一同到老師家祭拜。“不要一個一個去……”你在心裡默念。每去一個人,師母就會疼痛一次。
一個人待在賓館那逼仄的房間,你比上午的任何時候都情緒低落、疲憊不堪。你試圖躺下,讓自己睡着。事實上,昨天夜裡你基本沒睡,一直被焦慮控制。可你卻一點都睡不着。那是一種怎樣的感覺?像運動員一直在努力奔跑,試圖抵達終點,可他實在太努力,居然在跑過紅線後,還是收不住腳步,繼續往前沖。你整個身體就處于這種“過了頭收不住”的狀态。時間變得格外滞澀,因為你的腦海反複出現這句話——老師不在了。
你們按照高德地圖的導航找到老師家樓下——以前如果找不到,就會直接給他打電話。風吹得過道裡有種鼓風機呼呼的聲響。你們站在那裡定了定神,才按了電梯——你們覺得自己已有了足夠的力量去承受死亡。可電梯門一打開,就看到了花圈。老師家的門是敞開的,屋裡也放着花圈。原本是美麗的花朵,紮成一個大圈後,就有了别樣的寓意。
黑色相框裡的老師微笑着,和平常的樣子一模一樣。他的目光從油光紙和玻璃中穿透,落在我們的肩頭。返回賓館後,我對同去的女子說“老師什麼都能看得見”時,她略顯吃驚。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此前,我從給養父母辦喪事的經曆中,清清楚楚地知曉到這一點。老師就在他的屋裡,正在半空中俯瞰。這是個非常奇怪的對峙場面——老師确然存在,而我們當然也存在,但老師的肉身卻不在這個場域。老師變成了一張照片,變成了照片上那縷頑皮的微笑。老師被定格在了某種狀态(他自己期望的狀态)。
師母講述了老師的最後時刻——上午還屬正常,中午十二點多時感覺氣短,自己躺在了床上。很快就開始翻白眼。叫救護車。到醫院搶救了兩個多小時,在下午三點時停止了呼吸。一個人與自己的生活和家人,就這樣在一瞬間一刀兩斷。一切都變得祥和甯靜,無聲無息。是在明亮的午後,而不是朦胧的黎明或暗黑的午夜,死神開始收網。“3”是多麼暗黑的數字:3月31日3點。
很快……很快……簡直像是做夢。
不僅是知道病情的家人,還有從不知道病情的同事、朋友、學生和讀者,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這個消息如隕石從天而降,無任何征兆。也許這正是老師文章的風格——強悍、敏捷、凝練。他寫這樣的文章多了,整個人便也浸染上這樣的格調,甚至感染了他的死亡。他才不願躺在床上凄凄慘慘切切蜿蜒半年一年,不,他不願那樣。他不願在醫生那裡露出怯懦,而願意讓死神在瞬間降臨。他是堅強的,也是驕傲的。
我恍然大悟——何以老師做事總是如閃電般迅疾,因為他知道……他早已知道……他的每一天都是從死神手中奪過來的。他知道那一刻早晚要來,可難道要躺在重症監護室,被各種管子插着,一秒捱一秒地等待?那種像是被石化的日子,他受不了。
——“再住下去我甯可跳樓!”
他堅決要求出院,并寫下了“絕不找醫院麻煩”的保證書。已經到了暮年,他需要一個漂亮的收梢。他不是不怕死(我揣測他是怕的),隻是,他不願那樣等死。從出院到最終撒手人寰,他與死神玩着捉迷藏,又奇迹般地奪回了十幾年,已屬醫學奇迹。事實上,這最後的階段他過得高度緊張,而環繞在他身邊的人卻太過粗心,對這種緊張無知無覺。唉,他對學生總是鼓勵又鼓勵,神情總是明朗而歡快,出語既溫和又十分小心,絕不表露出一點自己的痛苦和迷茫。他不願承認受苦,因為受苦意味着尊嚴的喪失。
他的書房那樣狹小——像個兒童房。原木色的書架包圍着原木色的書桌(桌面除電腦電話外,還有些大大小小的藥瓶),原木色的椅子靠背極矮,窄窄的單人床,窗台上擺着一排書。床頭櫃上摞着的是他的新書,在他去世前一天剛剛面市。他一直催促責任編輯“快一點”,難道早有預感?他多麼喜歡這本書——他的最後一本書——贊揚它“厚重、大氣、素淨”。
老師是評論家,也是散文家,但最為重要的是,他是他那個時代中最為傑出的見證者。他的嚴肅、靈巧、才智和活力,總能激發後人去追随。誰能想到,他的戰壕就是這間袖珍小屋。在這裡,他以筆為旗,試圖尋找出中國文學的律動頻率。從這個巢室裡敲打出的每一個字,都如黑天鵝絨上的鑽石,讓人們的眼神發亮。
老師對學生們的影響,并非是具體指導創作的某個步驟,而是自信心的灌輸:“相信你自己”。搞文學創作的人,腦子裡大多會産生很多凝縮的想法,好像是一些無法确定但又有創意的原生質。這些無法估量的事物需要和極強的自信心融合在一起,才能開花結果。老師曾苦苦摸索,所以他從不吝惜肯定。當然,他也會适時地提出批評。
女友以醫生和詩人的雙重身份,向我解釋了“肺纖維化”的治療——“肺就像一棵樹,某些葉子幹枯了,要從嘴裡深深地探入一個儀器,在那些枯葉上攪動,讓它們恢複收縮功能。”她淡淡地說:“非常、非常痛苦。”沉默許久後又補充:“其實,也沒多大用處。”我納悶:因何原因會得肺纖維化?不知道!吃什麼藥能治療?不知道!原來,這是個荒誕不經的疾病。女友詢問:“他抽煙嗎?”我記得老師是抽煙的,後來又戒了。她歎息:“也許不戒還好。抽煙的人,最後都是在肺上出了問題。”
我是讀了老師“西北往事”的系列散文後,才知悉他三歲時父親便病逝了。那時,我覺得這個節點可以解釋他何以敏感、天真又睿智。也許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老師在寫作上的種種探索,都是在尋找他的父親。但現在我知道了,還有另一個原因——肺纖維化。我無法想象他寫下保證書,從醫院離開的那一刻——他要單挑。“來吧,死神!”他怒吼。他那樣倔強。若他不是這種個性,這個早早失去父親的孩子,就沒法長大。
這是4月4日上午的北京。
這個碩大的北方城市在冷冽的春風裡醒來。市民們一如既往地趕往包子鋪,看大媽揭開包了塑料布的加厚白紗布,裸出嬰兒般的小包子——白嫩肌膚冒着熱氣,比拳頭稍小,一兩三個,皮薄餡多,味道足實。無論豬肉大蔥、韭菜雞蛋或羊肉胡蘿蔔,皆受人歡迎。馄饨的個頭居然和包子類似,面皮滑爽勁道,而小米粥紫薯粥,簡單而簡潔。哦,世界多麼遼闊,曆史多麼悠久,可聽的故事不勝枚舉,可看的事情接連不斷……沒有人會特别在意,這一天,有一個人要徹底離去。
在去八寶山的出租車上,我體驗到了一陣“産前陣痛”——我想起那一刻,自己挺着大肚子,坐在車上到婦産醫院的情形。那時,我趕着去制造一個生命;現在,我趕着去告别一個生命。
我是我母親的孩子嗎?她生下了我,又在我三個月時“送”給了她的姐姐——那屬于我的一個微妙的曆史轉變時刻。我将我的二姨媽叫“媽”,将生母叫“小姨”。我一直生活在這個錯位的混亂中。我的兒子誕生後,我緊緊地摟住他,害怕自己會像生母那樣,有一天弄丢了他。我簡直像是在對他發誓:“我們永遠不分開。”因為分開那樣殘酷——我不是抱怨生母将我過繼給别人,而是她,打亂了原本屬于我的平衡。
我的成長史,是一個人努力維護其自身小宇宙平衡的曆史。童年時,我是個不愉快的小女孩。我原本應該撒嬌,卻不得不小心翼翼生活。長大後,我長時間沉迷寫作,隻是為了能清晰地界定自己——我試圖去尋找那個“完整的我”。我不能肯定我的作品會有什麼作用,可當我創作它們時,我并非隻是為了别人,還包括對自我的拯救。
難道這就是老師要急切寫作的原因?和死神作戰,肉身早晚要繳械投降,但精神卻可以長存。對死神來說,“那感覺真的很糟糕”——它并沒有真正地收走一個人;可對人來說,“這可是場意外的勝利”——寫作讓生命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延續下去。
“等等,我還有很多事沒有做……”可死神聽不到這樣的請求。
所有的規劃都遭到了諷刺。
一開始,我們占有了那麼多好東西——陽光、鮮花、青春、榮譽、地位、喝彩。那些日子,我們過得像個醉鬼,明知已迷糊了,可還是要喝。我們熱情地擁抱目光所及的一切,以為可以天長地久地占有它們。到了最後時刻,我們發出請求:“等一等……”回首往事,我們發現自己的一生充滿悖論——完全是一次沒有燈塔的航行,一個沒有賬本的公司,一部沒有情節的小說。
我們能留下什麼?
我不知道我的兒子在未來的某個時日,是否會打開我的一本書,看到我做的那些眉批?他必須十分有心,才能獲得那個時刻。而成年後的他也許一直很忙碌,從事着和我的職業不搭界的工作,根本沒時間打開那些書。也就是說,連他——我的兒子——也會很快地忘記我——當我不在人間時。想到這些,我又渾身一緊。我經常會感到孤獨——那個發現父母不是親生的女孩,那個住在宿舍的女記者,那個凝視廣場的中年婦女……一直一直都很孤獨。我根本沒有勇氣想象我的晚年。我害怕。
事實上,從四十五歲發現第一根白發開始,我的生命已走過春和夏,到了秋天的初始,可我希望自己麻木些,不要多想,否則就沒辦法往前邁步。清醒是主動,混沌是被動——而我願意被動。我害怕冒險,害怕失去,害怕遭受羞辱——人一旦不再年輕,他所遭受羞辱的機會将會越來越多。老去是個無法逆轉的過程,是個向身體告别的過程。渾濁、退化、皺褶、彎曲、迷蒙。你的世界一點點坍塌,像城堡下陷于沙灘。秋毫之末,白駒過隙,你一點點地離開了年輕時的自己。
出租車從潘家園到八寶山,耗費一個小時,九十九元。人越來越多:老人多、黑衣人多。買好花圈後,等待那個穿西裝、頭發吹得紋絲不亂的中年男人寫挽聯。格式是固定的——“沉痛悼念××同志/××敬挽”“××兄長千古/摯友××敬挽”。台階上的長桌鋪着本子,專門用來登記。每個人都領到一朵小白花和一頁小冊子(内有老師的生平簡介)。
事實上,每一個到達八寶山的人,都隻是“部分的我”,而不是“完整的我”——“部分的我”和他人站在一起,或簽字,或往衣襟上别花,或抽煙,或低語,或流淚,但“另一部分的我”則陷入無止盡的悲傷。每個人都恍恍惚惚、昏昏沉沉,像犯了一個大錯,想要麻木不仁,但又惴惴不安。每個人都臉色烏黑,疲乏地點點頭。說什麼呢?沒有安慰,沒有溫暖,沒有幫助。面對死亡,我們都是孤零零的一個人。
大廳内,花圈擺放兩側,人群聚攏其中。簡短的開場白後,每四個人一排,向前鞠三次躬,繞遺體一周,和家屬握手後告别。整個儀式簡樸而簡短,不到一個小時。
——沒有念悼詞。
那個四方形的盒子神秘至極,散發出可怕的威懾力——所有待在這個空間裡的人,都能感受到來自那個尺寸的壓迫。老師雖然變得和平常不一樣,但看起來仍然像是個陷入深度睡眠的健康人。每個人都感到分外窒息,都承受不了這過重的負荷。唉,這是最後、最後的時刻。當淚水和哭者合二為一時,悲傷便爆裂開來。人人都痛徹心扉地明白——沒有任何一條道路能避開這裡;這裡是我們所有人最後的歸宿。
也許這世上根本就沒有人,有的隻是魂魄。也許我們相識一場,不過是魂魄附體在一個肉身上,相互凝視一番而已。最終,我們還得交還那肉身,再次恢複成魂魄。也許我們身為魂魄的時間更長,而依附于肉身的時間很短。所以,我們不要總是感慨自己在失去,因為一開始就是空,結束時還是空。
也許人類的世界可以分為兩部分——殡儀館之内,殡儀館之外。你在外面時,感覺到被欣賞、被肯定、被贊揚;你在裡面時,發現這個世界了無趣味、毫無生氣。即便火化爐可以分為高級和不高級,墓地也可以分為高級和不高級,但最終的結果都指向了那個詞:灰飛煙滅。像鋼琴按鍵在“當”了一聲之後,便再也沒有了任何聲息。
雪大約是從下午四點開始飄的,到五點,雪已凝結成粒子往下打,讓柏油路面濕滑得像面鏡子。八點時,雪變成指甲蓋,以慢鏡頭般的恍惚感,細細密密地悠然飄落。“很久都沒下雪了。”2016年11月我來時,剛好趕上那一年的第一場雪。雪将白楊樹的葉片打落在地,風又将它們刮起,吹成一群跑步的士兵,呼啦嘩啦。那一次,我們一幹人到了老師家,喝茶、聊天、拍照、吃飯。那時我壓根沒想到,老師隻剩最後一年半的時間。
大雪軟化了這個城市,賦予它一種童話色彩。大雪落在汽車玻璃上,勾勒出優美的弧線;大雪滲在灌木叢中,像給大蛋糕撒上糖粉;大雪飛入人的脖頸内,像精靈在輕言輕語;大雪裹住樹幹,讓黑鋼條披上白鬥篷;大雪讓桃花瓣挂上冰霜,讓粉色愈發晶瑩。大雪啊大雪,你何以要在4月4日莅臨?難道這些潔白的字詞,是上蒼吟誦給老師的悼文?
北京的11月和4月何其相似——天空迷茫,大地肅殺,手裸在外面會感覺到凍。而南方——南方再冷,手都不會覺得凍。這些“冷啊熱啊”……這些“原始的”感覺方式,正是人的方式,而哲學的方式,則是抽象的方式。哲學就像成語,如果沒有親自體驗,很難真正領悟其深奧蘊義。
譬如——灰飛煙滅。
你很早就學會了這個詞,懂得它的筆畫,它的讀音,它的表面含義,然而,直至4月4日,在北京的大雪裡,你才真正明白這個詞的殘酷性。上午你目睹到的遺體,到了下午,果然已是“灰飛煙滅”。而誰又能置身其外!每個人的結局,不都是“灰飛煙滅”?
有時,我抱怨語言的無能為力,而有時,我又堅信語言的堅韌頑強。也許人生就是一個體驗語言的過程——在學校裡,我們學習了語言的皮毛;到了青年時代,我們不斷體驗語言的内涵;及至中年,我們将突破語言的第一層次,進入其深處——我們看到了詞語沒有表達出來的部分。啊,原來那些詞真的隻是冰山一角。你的太陽穴如撞鐘般發出轟鳴——铛。
死亡是一條鞭子!你被抽得渾身發抖發疼,感覺自己活着多麼羞恥。現在,你在冷風中呼吸,你的手感覺到寒涼,可另一個人已永遠、永遠無法體會到這些在你看來,最簡單、最不值得一提的感受了。結束了。從這個時候開始,一個人的一個時代結束了——以四方框的形式。
老師總是感慨:“我還是個甘肅人。”他說這話時,眼睛閃着銀質的光,嘴角挂着孩子氣的微笑。他的外表是強大的,但他的弱質也遠非我們所能想象。老師在首都工作了大半輩子,卻深感自己沒能融入到北京圈裡,像寄居在一塊浮冰之上(但他卻又旁逸斜出,自成了一番天地)。
如果城市是迷宮,那北京則是迷宮中的迷宮。當我們進入一個新的城市時,就像我們的祖先進入一個新的森林。各種陌生地名的指示路牌,就像各種不同姿态的植物。這個環境讓初到者既不安,又興奮。當我置身于北京——這個千萬塊石頭堆起而成的城市——卻感受了某種限制:地鐵的限制、暖氣的限制、城牆的限制。北京處處散發着“北京味”——人們說話的腔調、衣着、禮儀皆和西北或嶺南大相徑庭。要弄懂北京,需費很大的功夫;要适應北京,更需費很大的功夫;而要讓北京接納并承認,則不是費些個人功夫就能辦到的事。所以當汪峰唱起“北京,北京”時,“京漂”們會熱淚滾滾。
要離開北京了。那些覆雪的農田、低矮的平房、雜亂的茅草、破損的街道……都将變得不存在,像是玻璃窗上閃過的影子。在一個即将離去的人眼裡,北京已成為景緻,而時間已退入到空間之中。雖然,你還置身于城市之中,但卻已到了最後的觀望狀态。這些邊緣地帶的一草一木,無不傳遞着這樣一個信息——過去了,一切都會過去。很快,對你而言,北京不過是個詞語而已。
我在返程的路途中慢慢意識到,世界上根本沒有什麼“積極”——想一想有一天死亡會收走一切,人怎能不悲傷。人被巨大的沮喪感包裹,為自己的渺小傷心哀歎。當人強打精神開始新的一天時,顯現的狀态雖然是“積極”,但那不過是消極中的積極,因為,根本就沒有純粹意義上的積極。
寫作何以重要?我想,人還是有點自以為是的勁頭。雖然我們生活在一個天真的夢裡,日複一日地過活,無法用定格的方式挽留下什麼,可僅僅憑借一支筆,一台電腦,人就會一點點地建構起自信——當我提供出我的經驗我的證詞時,我的渺小便不再突兀。
也許“敬畏生命”不僅包括面對他者——愛護花草和動物,對弱者施以同情,對不平之事發出呼籲,讓卑微之物閃光,同時,也要面對自己——讓自己有限的時間變得更有價值,而不要在平庸、固化和沉寂中怠惰下去。
返回東莞,返回家,返回到東江的那條小道——好像我根本沒有去過北京。
路燈下,我向女友講述4月4日淩晨做過的噩夢時,她靜靜聆聽,清麗的面龐散發出修女般的光芒。第二天一早,我發現東莞美得簡直不真實。耀眼的陽光閃爍着,讓一切物體都均受着它的浸潤,并因接受了這新火焰而抖動。那麼多的綠葉和鮮花,那麼寬廣的街道,那麼閑适的人群。盡管我的内心還被一絲懶惰牽扯,可這些新鮮的景象又催促着我,像破繭而出的蝶般行動起來。
我這麼快就回到了原來的節奏——我一邊自責,一邊開車。我覺得自己應該在悲痛中停留更長的時間,可車輪的速度裹挾着我,不斷不斷地向前。但我知道,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那種疼——那種讓渾身發冷、腦袋爆裂的疼。就在這個淩晨,我一口氣敲打下一堆文字——“沒有寫作我也會跳樓”——那些詞語是從火山的唇緣冒出的岩漿,還裹挾着其内核裡的灼燙。
現在我活着。
現在我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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