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新疆阿爾金山，偷獵者留下的藏羚羊頭顱堆放在一望無際的荒野上（奚志農）

1993年5月，雲南省德欽縣白馬雪山上的冰雪還未融化，29歲的奚志農又一次進山尋找滇金絲猴。同行的是在白馬雪山展開滇金絲猴考察項目的美國博士柯瑞戈，還有兩位當地保護區的工作人員肖林和鐘泰。肖林對奚志農的印象是“瘦而高，滿臉是爬到高海拔處的疲憊和興奮”。

位于海拔4300米的觀測營地被白雪隐沒，他們用斧頭将木屋裡面的冰塊劈落，拆下屋頂，曬幹屋内的潮氣，用木條搭建太陽能闆支架給筆記本和攝相機充電。山上沒水沒電，營地也隻是一間用木闆搭建的臨時住所，有的木頭縫隙足有五公分寬，四處漏風，他們又釘上厚厚的塑料布。

大部分時間，奚志農和肖林、鐘泰都在野外，穿行在群山溝壑間尋找滇金絲猴的痕迹。直至1992年，人類沒有拍到過滇金絲猴清晰的野外照片，為保護滇金絲猴而設立的白馬雪山自然保護區培訓員工時，用的是川金絲猴的照片。

那個春天，奚志農看着雪慢慢地融化，看着葉子從枯黃變為鵝黃，再從嫩綠長到碧綠，看着杜鵑花從低海拔一路長上來，替代不斷後退的白色雪線，卻始終沒有發現猴子，像前一年冬天來時一樣一無所獲。

三個月後，肖林通過營地電台告訴奚志農：找到猴子了。奚志農當晚出發，七天後到達營地。他們帶上糧食、鍋碗、帳篷和睡袋，每個人背着幾十公斤重的背包從營地出發，走過高山草甸、流石灘，翻越幾座山口，穿過長滿百年杉樹的原始森林，終于在第六天找到了新鮮的猴糞，猴群正在對面山上的樹叢間嬉戲。

在雪山上的一百多個日日夜夜，守來遇見滇金絲猴的半小時。

由猴子引發的故事延續至今。2002年，奚志農攝制的《追尋滇金絲猴》在被譽為“綠色奧斯卡”的英國“自然銀幕電影節”上獲得“TVE獎”，是中國首次在該電影節獲獎的野生動物紀錄片。這一年，奚志農成立了民間環保組織“野性中國”；自2004年起每年都舉行野生動物攝影訓練營，傳遞“影像保護自然”的理念。

為了感謝像肖林和鐘泰這樣的保護區工作人員的幫助，奚志農在每一期訓練營都為保護區的工作人員提供免費名額，“如果能讓更多的人用保護的眼光和意識去拍攝野生動物，特别是他們工作地的野生動物，這多麼有意義。”

在“野性中國”成立的20年間，自然保護區的管理方式也發生了重大的變革，從“關上門”到讨論社區共建、公衆參與。影像成為保護區散播出去的信使，傳遞出鮮為人知的秘境之美，帶回世人的關注與向往，連接出一個開放、包容和尊重生命的國度。

自由的瞬間

2022年5月22日，國際生物多樣性日，奚志農發起創立的蒼山自然影像博物館在大理正式落成。博物館是一棟掩映在青蔥樹木間的三層白色建築，陳列了野性中國攝影大賽的優秀作品，這是野性中國在成立20周年之際，為慶祝《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在昆明召開而舉辦的比賽。

哺乳動物組的冠軍作品拍攝的是羌塘高原上的藏羚羊，海拔5200米無人區裡的雪原和山峰構成水墨畫般的意境，兩隻雄性藏羚羊在平靜的對峙中醞釀着一場争奪繁衍權利的鬥争。鳥類組的冠軍攝于河灘上，兩隻水雉幼鳥在水草中行走，朝陽下的露珠在鏡頭的虛焦後成了點點暖黃色的光斑。展出的作品中還拍有各種兩栖動物、昆蟲、水下動物和植物，呈現了一個常人難得一見的生物世界。

展覽的題詩名為《驚豔的對視》：“拍攝野生動物的人/得有羚羊的腿/老鷹的眼/猴子的臂/大象的重托/還有一顆大自然慈悲的心……”意指野生動物攝影的不易。

1839年法國畫家路易·達蓋爾發明照相機後，動物形象很快出現在攝影作品中，但多為動物标本或人工飼養的動物。早先囿于技術原因，感光材料需要漫長的曝光時間，難以捕捉動态的影像，野生動物的栖息地往往遠離人煙，拍攝便跟探險和考察聯系在了一起，拍攝者還需具備豐富的野外經驗及專業的裝備。

直到上世紀80年代，我國很多動物圖鑒及影像記錄還是采用标本或人工幹預的方式完成拍攝。1983年，奚志農在科教片《鳥兒的樂園》攝制組裡做攝影助理，攝制組專門請了動物園的技師來負責抓鳥養鳥，拍攝時就用尼龍繩拴住鳥兒的腿放上枝頭。他們在中甸縣納帕海拍攝黑頸鶴，攝影師沒法拍到近景，便從中甸一中借來标本放在草甸上進行攝制。在中甸行車看到一大群白馬雞，攝制組還來不及拍攝，它們就跑走了，隻好找來一隻人工飼養的白馬雞帶到野外。

“當時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拍攝，但本能地不喜歡這些方式。”奚志農覺得鳥兒應該是更自由的，攝影是将鳥最富有靈性的瞬間固定下來，于是他開始學習攝影。

1990年，奚志農在《動物世界》欄目做臨時工攝影師，在昆明動物所拍懶猴時遇到當時的研究員龍勇誠，他問奚志農：你怎麼不拍滇金絲猴？兩年後，龍勇誠邀請奚志農加入白馬雪山滇金絲猴考察項目。

滇金絲猴是一個生活在滇西北廣袤森林中的神秘物種，最早的文字記錄來自在滇西北尋找新的動植物物種的法國傳教士。1871年他們發現了這個物種，将其标本運回法國正式命名，此後近一百年裡，再沒有任何關于滇金絲猴的記載。

1962年，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的獸類學家在德欽縣發現八張滇金絲猴的皮毛，中國動物學界才震驚地發現，原來這一物種還存活着。1979年，昆明動物所再一次在白馬雪山上看見了活的滇金絲猴，促成了白馬雪山自然保護區的建立。

直到1992年6月龍勇誠拍到世界上第一張滇金絲猴的野生照片、1993年9月奚志農首次拍攝到野生狀态下滇金絲猴的生活場景。拍攝時，他們也沒想到，這些影像記錄會在後來挽救滇金絲猴的命運。

1995年，奚志農在昆明動物所飼養場拍攝的滇金絲猴

2019年奚志農在紅河流域拍攝的綠孔雀

影像的力量

1995年，德欽縣政府為了緩解财政困難，決定開采白馬雪山自然保護區裡的施壩林區。砍伐樹木在德欽已成為開發的慣例，肖林在自傳中寫道：“1990年代之前的德欽發展史，就是一部砍伐史。”人們在茂密的原始森林裡開辟出一條條運送木材的道路，後來漸漸都成了省道和國道。

但施壩林區是考察組觀測到的滇金絲猴重要的栖息地，約有兩百隻猴子在此生活，并且周圍的原始森林都已被砍伐，一旦施壩林區消失，滇金絲猴将無處可逃。

考察組的成員們心急如焚，奚志農勸阻地方部門，對方答複：“我們工資都發不出了，誰想制止，誰給錢。”無計可施之下，奚志農的朋友嘗試着給《環球綠色行》的作者唐錫陽寫信求助。唐錫陽自1980年主編《大自然》雜志起，考察了國内外許多自然保護區，他将見聞寫出，希望激起更多人對自然的愛惜和憂慮。

在唐錫陽的幫助下，奚志農給《環球綠色行》的另一位讀者、時任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主任宋健寫了一封呼籲保護滇金絲猴、停止砍伐森林的信，信中道：“看看這些可愛的動物，這是自然曆史的偉大創造，是大自然的精華和驕傲，其生态意義和人類的誕生與存在是共同的。難道我們容許它們滅絕在我們的手裡嗎？”随信寄出的，是滇金絲猴和它們栖息環境的照片。

宋健很快對這封信作出批示，并将之轉交到原國家林業部，要求專門調查，并依法施加影響。專項調查組于1996年1月和4月兩次抵達德欽，阻止了砍伐計劃。唐錫陽邀請奚志農前往北京給大學生做演講，介紹滇金絲猴。随後，“大學生綠色營”的幾十個學生于1996年7月前往白馬雪山做環境調查，成為中國民間環境保護運動的一個大事件。

這是奚志農第一次感受到影像的力量。一年後，他在拍攝藏羚羊的過程中，再次用影像發起了保護活動。

藏羚羊絨織物價格昂貴，盜獵分子為獲取絨毛大規模獵殺藏羚羊，1997年可可西裡的藏羚羊數量已不足兩萬隻。1997年12月，奚志農作為《東方時空》記者前往青海報道“野牦牛隊”的反偷獵事迹，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可可西裡，“我們看到的藏羚羊加起來不到200隻，而且大部分都是‘驚車之羊’，往往在十公裡以外就開始四散奔逃。”在格爾木，奚志農拍攝到了“野牦牛隊”從盜獵者處繳獲的堆成小山的藏羚羊皮。“透過取景器，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藏羚羊那至死還圓瞪着的眼睛、角上的彈洞，和滴血的頭顱……”

返程後，奚志農立即帶着藏羚羊照片去大學演講，接受媒體采訪，講述藏羚羊的危急情況。傳播最為廣泛的一張照片是1998年他随科考隊到新疆阿爾金山考察時所拍攝的。照片中，11顆藏羚羊的頭顱堆放在一望無際的荒野上，有的毛皮還很新鮮，有的已腐化成頭骨。照片揭開了血腥的野生動物交易鍊條，引起了有關部門和民間自然保護組織的關注。

“看見”自然

中國是世界上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國家之一。在2003年底,我國的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有226處（如今有474處），其中栖息了幾百種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而公衆對它們卻了解甚少。中國的野生動物攝影起步晚，專業的拍攝者少，許多中國特有的、瀕危的物種都很少有完整的生态影像記錄。

2004年，奚志農接了一則廣告，得到了他前30歲中最大的一筆錢，而數碼相機逐漸大衆化，進入普通家庭。奚志農用部分錢換了相機，決定辦一個野生動物攝影訓練營，邀請保護區的工作人員參加，“前面那麼多年，如果沒有保護區的一線人員，沒有做科研的人，沒有當地鄉民，我能做的非常有限，我不識路，也不知道動物在哪兒。”并且，保護區工作人員每日在轄區巡查，他們比旁人更了解自己轄區内野生動物的特性，有更多機會拍攝到它們。

第一屆訓練營在北戴河舉辦，當時在雲南省高黎貢山自然保護區的艾懷森得知消息，派出兩名一線工作者參與訓練營的課程，之後又邀請奚志農來高黎貢山，後來這裡成為野性中國攝影訓練營舉辦次數最多的地方。

艾懷森拍攝在林間飛躍的菲氏葉猴 圖 受訪者提供

艾懷森在高黎貢山攝影 圖 受訪者提供

艾懷森喜歡攝影，他自1997年拿起相機，為自己寫的文章拍攝配圖。在野性中國訓練營，他發現原來拍攝野生動植物有專門的技巧，如何布光、如何運鏡都有講究。例如，樹蛙的瞳孔特别漂亮，但直接拍不好看，要在按下快門的瞬間讓閃光燈對着樹蛙，眼睛一下就靈動了。

除卻技巧，訓練營特别強調不打擾動植物的原則，在這個基礎上，盡可能“看見”東西，看到動物和植物的關系，看到它們和環境的關系。

艾懷森拍過一張馬纓花的照片，他将鏡頭朝上，對準幾棵高大的馬纓花樹樹冠，即使它們枝幹粗壯，樹葉茂密，但樹冠之間默契地相互避讓，留出空隙，陽光從空隙間傾瀉而下，照射地面。艾懷森解釋：“這是杜鵑花科的羞避現象，如果它不把陽光讓出來，地面的植物死掉，它的根系也得不到滋養，所以它會主動避讓。森林就是上面有高大的喬木，下面有低矮的灌木，有在樹冠上生活的動物，也有在灌叢裡生活的動物，形成一個生生不息的生态系統。”

艾懷森常常從動植物身上看到生命的力量。一次他在拍菲氏葉猴在叢林間飛躍時，剛架好腳架，一隻母猴帶着小猴子從一棵樹蕩到另一棵樹上，他趕緊按下快門。事後觀察這些照片，艾懷森發現平時總要用一隻手抱着小猴的母猴松開了手，它用兩手抓握樹幹才能蕩過去，而小猴必須自己緊緊抓着母猴的毛才能不掉下去。“生命太頑強了，首先要有活下去的本能，才談得上活得好的本能。”他感慨道。

在山間拍攝是苦樂交加，艾懷森說：“我們是身在苦中不知苦，隻感覺到快樂了。”但其實疲憊、饑餓、炎熱、寒冷，每一樣對人體都是實實在在的折磨。艾懷森曾有一次去野外拍攝羚牛，追随羚牛走到森林深處，突遇暴雨，“原始森林裡面一下雨，就看不到來路了，我們迷失了方向，風雨交加，又累又餓。”最後，艾懷森強撐着前行，靠指南針找回了來時的路，在午夜後回到帳篷營地，“現在想一想，如果那天不冷靜判斷，可能回不來了。”

馮爾輝拍攝的東寨港黑水雞 圖 受訪者提供

“封山”重新敞開

艾懷森熟悉高黎貢山，保護區的工作人員每天巡山，他知道在哪兒可以遇見高黎貢山的特有物種天行長臂猿，知道去哪個水塘找抱對的樹蛙，知道每個月分别能看到哪些動物的特定行為。以前巡山是一件苦差事，艾懷森擔任保護區局長後，給工作人員配備相機，教他們拍照，巡山變得像是一種探秘遊戲。

“大家主動地去發現拍出來有意義的東西，他們自己覺得有趣，也可以豐富保護區的素材，甚至可以投稿發表，賺微薄的稿費，這個事情就變得非常有意思了。”為鼓勵大家拍照，保護區創辦了《高黎貢山的一千零一面》科普叢書，提供了一個影像保護展示的平台。

這套叢書近乎全面地展示了高黎貢山的自然圖景，直觀地帶給人視覺的審美和内心的震撼，也傳遞出一個信息：高黎貢山向外界敞開。

艾懷森認為保護區以前的控制管理過于嚴格，“當時的口号是一草一木不能動，人也不能進，我們保護區管理者和周邊村民都是敵人，我們像防賊一樣防他們，他們也像防敵人一樣對待我們。”

艾懷森小時候在高黎貢山腳下生活，他的祖父在山中有一處茶園，他記得祖父看山巅夕陽時給他講的故事，記得早晨被鳥的叫聲驚醒，它們紅嘴藍背，有長長的尾羽，祖父告訴它那叫“拖白練”。直到1986年他成為一名動物學專業學生後，才知道“拖白練”就是紅嘴藍鵲。

也是在這一年，高黎貢山被劃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周邊村民不再獲準進入保護區，人與山的關系變得微妙而緊張。本地人一直靠山吃山，打獵、取柴，不準進山在實質上影響了他們的日常生活，偷獵、盜伐屢禁不止。

1992年以後，保護區開始反思這樣的封閉式管理方式，能不能讓村民參與保護工作？怎樣能在不取用保護區資源的同時保障村民的生活質量？艾懷森想到了發展旅遊業。

高黎貢山生活着七百多種鳥類，過去村民經常用槍打鳥，當作野味。艾懷森告訴村民，打鳥隻能用來吃，而如果把鳥保護起來，讓遊客觀鳥，為他們提供餐食、向導服務，可以賺到錢。為了進一步宣傳高黎貢山的觀鳥旅遊，艾懷森專門寫了一篇文章《高黎貢山自然保護區的鳥類資源及觀鳥旅遊》，用自己的膠片相機拍照附圖，吸引來了世界各地的遊客。

“在當觀鳥向導的過程中，村民們逐漸發現，有水的地方鳥比較多，觀鳥的人更開心，停留的時間更長，他們能賺更多的錢，于是會在旱季時為鳥群引來山泉水。生意越做越多，保護意識也越來越強，高黎貢山被稱為‘觀鳥聖地’。”艾懷森從一句問話裡就能感覺到這一變化，“過去講到一種鳥，人家第一個就問味道好不好吃，現在都是問好不好看，哪裡可以拍到——完全變掉了。”

這堅定了艾懷森的想法，人不關心自然是因為沒有看到他們眼中高黎貢山的美好，“讓其他人看到我們眼中看到的東西，才能引導他去想我們所想的如何保護的問題，最終引導他做我們所做的行動。”

“大家都在轉變觀念”

有時候影像的作用直截了當。馮爾輝原本在海南省東寨港紅樹林自然保護區的社區科工作，負責去周邊村子做宣講，2009年剛參加工作時，到村裡去經常被村民吐口水，“保護區和周邊村莊是零距離的，保護區成立以前，每個區域都有歸屬的村莊，所以我們去管理，村民會覺得是政府在占他們的土地。”

馮爾輝膚黑微胖，說話帶着海南人慣常的慢悠悠語調，“我們就去村裡拉一個橫幅，寫上标語，拿着廣播去村裡念保護條例，但沒什麼效果嘛。”

偶然的機會，馮爾輝得知野性中國攝影訓練營，保護區領導也很支持他去參加，“單位裡有一些相機，但我們不專業，隻是拍照記錄鳥類。”從訓練營回來後，馮爾輝在候鳥來臨的季節每天都去拍攝，再去村裡宣講時，他把照片打印出來，做成宣傳冊。村民們這才發現，他們以前常常抓的一種鳥，就是國家一級保護動物黑臉琵鹭。

“本地人對物種的叫法不一樣，以前我們告訴他，抓黑臉琵鹭是犯法的，村民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有了影像後，他們就對應上了。”馮爾輝說，現在如果有人打鳥，村民們還會自發地打電話舉報。

紅樹林被本地人稱為“茄椗”（或“枷椗”，音相同），東寨港保護區1980年才成立，而本地人與紅樹林的相處已持續了幾百年，保護紅樹林的共識實則自古有之，并以某些禁忌或規約的方式固定了下來。

馮爾輝在東寨港紅樹林間巡護 圖 受訪者提供

紅樹林旁邊曾經豎立着一塊清代道光年間的《奉官立禁》石碑，記載了禁止村民砍伐紅樹林的具體措施，如“枯木按年正月初十折”，一年隻能折取一次木材，“不得亂刀斧損傷”，如果違反，罰錢二千文。懲罰力度之大，可見時人對紅樹林的慎重。

馮爾輝指着東寨港保護區地圖上一條從海邊延伸進内陸的狹長裂縫介紹，1605年，明萬曆年間，瓊州發生過一場大地震，東寨河沿岸陸地下陷，形成了這個海南島伸入内陸最長的港灣，沿岸的村莊沉入海底，這片紅樹林是村莊重建後人們種植的。如碑文所言：“地陷空暇，糧米無歸，要（邀）衆助力種枷椗，以扶村長久。”馮爾輝解釋，“有紅樹林的區域跟沒有的區别很大，紅樹林裡的魚蝦特别豐富，台風來時，紅樹林還可以消浪擋風。”

本地人與紅樹林關系變得緊張是上世紀70年代以後，那是一個“向海要地、要糧、要生産力”的年代，國營三江農場先後組織近萬名職工砍伐了11000畝紅樹林，并在灘塗上築了一條長7400米的攔海堤壩。1977年，海南農墾局組織人手将灘塗地改造成水稻田，然而，堤壩裡鹽堿太重，水稻無法生長，80年代以後改種椰樹、甘蔗、香蕉等植物，均告失敗，隻能圍海發展海水養殖業。

自那以後，東寨港水質迅速變差，“養殖塘直接引入海水養殖，又直接将污水排入大海，養殖塘多了以後出現很多問題。”紅樹林本身具有很強的淨化污水能力，然而養殖塘密度過高，排放的污水遠遠超出了紅樹林的負荷，生态就此失衡，“小時候我們家裡沒東西吃了，往紅樹林一跑，上來就是一大袋的螺和螃蟹，随便撈，想遊泳直接跳下河。後來就變了，水是發黑的，人站在水邊能聞到臭味。”

2012年以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被多次強調，2013年，海口市政府決心實施退塘還林工程，投入5500萬元将保護區生态紅線200米内的養殖塘撤出。

“退了2355畝，沒有出現一起群衆事件。”馮爾輝說，“村民做了很大的犧牲，大家都在轉變觀念，保護意識越來越強了。很多人轉業去搞漁家樂，不一定要掠奪式發展嘛。”

徐華林 圖受訪者提供

保護的成本

深圳市福田紅樹林自然保護區與東寨港有着相似的生态環境，同處東亞澳大利西亞候鳥遷飛線路上，特殊之處在于，它是全國唯一地處城市中心區的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雖不像東寨港一樣存在村民生活與保護區發展的矛盾，但福田保護區高級工程師徐華林覺得，在城市裡經濟發展為生态讓步，更需要讓公衆理解“政府為什麼要投入這麼多錢去做保護”。

“在全國474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中，我們是面積最小的一個，可是在深圳，這麼大的地方如果搞房地産開發、修路，會是很大一筆财富。”在日常的觀測、科研以外，面向學校或社會做科普講堂也是徐華林重要的工作内容。

自2018年參加野性中國攝影訓練營後，徐華林開始緻力于用影像和行動保護自然，隻要有時間，就會帶着望遠鏡、腳架、相機等裝備前往保護區調查記錄。他将照片随手發在朋友圈裡，取名為“發現自然之美”系列。他拍攝在紅樹林間飛翔的夜鹭，停留在樹梢枝頭的小白鹭，飛過城市高樓的候鳥群。“你去觀察，就會發現大自然真的非常神奇，特别是鳥類，群飛的震撼、個體飛行的優雅、羽毛的漂亮、叫聲的好聽、捕食的迅猛……”

徐華林拍攝的黑臉琵鹭。近二十年來，來福田保護區越冬的候鳥黑臉琵鹭數量從百餘隻增加到三百餘隻。 圖 受訪者提供

當觀測到罕見的動物時，徐華林會立刻向媒體提供照片和新聞的背景材料。他在福田紅樹林保護區首次記錄到黑鹳、羅紋鴨、白肩雕等鳥類。2022年7月，他剛發現了時隔14年又來到保護區的董雞。近年來對環境變化敏感的鳥類回歸或增加，被看作是深圳灣水質改善的證明。

徐華林在保護區工作了二十多年，近幾年來，他明顯感覺到政府對于環保治理力度的增強。經濟增長不再是唯一的發展指标，2019年深圳首創“綠色GDP”，将生态效益加入考核當中，目前深圳擁有各類自然保護地27個，陸域自然保護地面積占比多達24%。

在雲南，奚志農也在見證着經濟和生态之間的博弈。2017年，奚志農得到消息，紅河幹流将修建的“戛灑江一級電站”會破壞上遊綠孔雀栖息地，他組織野性中國的成員在紅河、瀾滄江、怒江流域做關于綠孔雀的調研，證實它們生存狀況堪憂，修路、開礦、修建水電站已經對綠孔雀造成了許多無可挽回的傷害，紅河流域上遊這一塊是綠孔雀在中國最後一塊完整的栖息地。在他們拍攝的視頻和照片中，對變故毫無知覺的綠孔雀在叢林中踱步、覓食。

調研結束後，野性中國和自然之友向雲南省楚雄彜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水電站建設方停止建設，消除對綠孔雀的危害。這也是全國首例瀕危野生動物保護預防性公益訴訟，經過五百多天的等待後，審判結果在2020年3月公布，綠孔雀赢得了“勝利”。

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就在找尋一群滇金絲猴、救下一隊藏羚羊、栽種一片紅樹林、守護一群候鳥這些具體而微的行動中，也在一份又一份政策、規劃、法律的制定和實施當中。自1992年我國簽署《生物多樣性公約》，過去的30年裡改變無時無刻不在發生。2021年，我國首次承辦了《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會上通過的《昆明宣言》又将開啟人類下一個十年的決心。

30年間，無數人參與這一跨越物種的事業，有幸得見大自然真實面貌的人，終其一生都在為它着迷。奚志農拍攝了野生動物三十餘年，肖林用了半生守護白馬雪山的滇金絲猴，艾懷森調離了高黎貢山，仍然時常回去，馮爾輝想幫助東寨港恢複至他兒時的景象，徐華林日複一日地在園區内觀測。盡管他們用鏡頭凝視的那些生靈，似乎不會給予任何回應。

但當人類不再隻聚焦于自身，開始看見這個星球上的每一樣其他物種時，未來才會充滿希望。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聶陽欣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