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讀特】

“系出名門。”

在得知了景龍小學的“身世”之後，我不得不由衷地在心裡說出了這樣一句話。報社搬到福田區商報路新媒體大廈之後不久，景龍小學在基本完成改建之後投入使用。我隻是隐隐約約地覺得，這所學校的建築，與印象中的校園似乎有點不大一樣。

經過一番了解，更多的詳情逐漸展現：景龍小學是深圳“新校園行動”第一季改建的學校中，最近完工的一所學校。

而它的設計師，是張永和——被譽為“中國現代主義建築之父”的國際著名建築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建築系前主任。

深圳的景龍小學，美國的麻省理工，這樣的聯結，看上去如此遙遠，實際上又千真萬确。事實上深圳“新校園行動”中，這種知名建築師與深圳中小學校園的聯結，絕非孤例。

作為“新校園行動”發端的紅嶺實驗小學改建工程設計師何健翔，其作品曾獲得巴塞羅那世界建築節公共類建築金獎。

石廈小學改建，由王維仁建築設計研究室設計。王維仁是香港大學建築系教授，港中大（深圳）圖書館設計就出自他的手筆。

顧大慶、黃居正、朱榮遠、朱競翔、曾群……自從2017年發端，這些在國際國内建築學界耳熟能詳的名字，就活躍在“新校園行動”的策展、評審和設計各環節之中。

深圳校園的改造，卻成為一場國際知名建築師的嘉年華。這不能不讓我對“新校園行動”産生了濃厚的興趣。于是，我找到了幕後的推手——周紅玫。

高密度校園之困

在微信上和周紅玫約采訪，說“久仰久仰”，當然是客套話。然而見了面之後才發現，我原來是見過她的。12年前，上海世博會上深圳館的“大芬麗莎”就是出自她的創意。當時我作為晶報特派世博會記者，與作為深圳館核心創意人的她，自然是有過一些交流。12年過去，周紅玫那極具辨識度的披肩長發，沒變；那極具辨識度的快人快語，也沒變。

上海世博會之後，我在工作上與她沒有太多交集。一聊才知，我們熟知的坪山文化聚落和南山萬象天地，設計方案的競賽與遴選，都是由當時擔任深圳市規劃國土委城市和建築設計處副處長的周紅玫主持的。

“這都屬于公共設計”，周紅玫教會了我一個名詞。

2017年，調任深圳市規土委福田管理局副局長的周紅玫，遇到了一個棘手的問題。中心城區學位需求迅猛增長，特别是作為城市中心區的福田區，已經不能用“寸土寸金”來形容。福田的大量中小學校，為了滿足學位需求，不得不進行擴建、改造。

這裡面就有了一個矛盾：容積率（用地面積與建築面積的比率）。為了容得下更多的人，深圳市中心的大多數社區，容積率都不低。住宅區倒是問題不大，大不了小區的公共空間逼仄一些。房門一關，不影響過日子。但是，學校的容積率通常不能太高。

按照國家的有關标準，一般小學校園容積率不超過1.0，中學不超過1.5。這種标準在深圳的大部分地區，特别是中心區無疑是十分奢侈并且不現實的。曾經有一篇關于福田中心區某中學的報道，說起校園環境時提到，除去田徑場，學校容積率達到3.87。幾乎相當于國内一般中小學的3倍多。這在深圳實屬常态。

為了容下更多的學生，有的學校的改建方案就是把教學樓往高裡蓋。這也不是辦法。按照我國《中小學校設計規範》，小學教學樓一般不能超過四層，中學教學樓一般不能超過五層。對小學生和初中生的體力來說，四樓五樓也是日常爬上爬下的極限了。

終于有一個契機，讓周紅玫覺得有做些什麼的必要了。

安托山，福田區西北角的一座小山，因開山采石，為填海區輸送花崗石土石方而出名。安托山小學就坐落在山腳下100米見方的逼仄空間。原本規劃24個班。因為學位缺口巨大而必須擴容至36個班。

于是，周紅玫看到的學校改擴建初始報建方案，想方設法增加各種功能教室，增加教學樓層數。用周紅玫的話來說，“空間品質嚴重失控”。但是如果不“失控”，狹小空間和巨大學位缺口的矛盾又如何解決？

“高密度學校”怎麼建，深圳必須找到一條出路。

“我們隻能搶回10天時間”，周紅玫說，因為設計方案無論如何調整，都以不能打亂代建方的項目計劃為前提。時隔5年，事後說起來雲淡風輕，當時卻是電光石火；“光速”找到三家設計公司，提出對學校重新定位與設計的“簡案”。周紅玫又通過多年工作積累的業界人脈，邀請兩岸三地建築師、教育界專家和政府部門進行必選。很快，由何健翔領銜的源計劃建築事務所提供的“多層高密度複合型校園”方案脫穎而出。

“我知道他（何健翔）能打硬仗，他在珠三角也是獨一無二的建築師”，以周紅玫的性格，她是疑人不用的，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她的選擇沒有錯。

此後5年，周紅玫在學術讨論和向領導彙報的材料中，每每将安托山小學（紅嶺實驗小學）的改建作為深圳“新校園行動”的前奏、序幕。這個“曆史地位”今天在業界已然毫無争議。

“新校園”究竟新在哪裡？它如何破解高密度校園的困局？周紅玫建議我去實地看一看。

“新校園行動”幕後推手 周紅玫

破題安托山

“它确實太小了”，站在紅嶺實驗小學門前，我不禁感歎。安托山腳下方圓100米的一小塊地，确切計算，占地面積10062平方米。可以作為提示的是，一塊标準足球場的面積是7140平方米。也就是說，這所學校的地盤隻比足球場大1/3左右。

校辦公室主任彭老師把我迎進校門。那一刹那讓我想起陶淵明《桃花源記》裡的一句話：豁然開朗。

進入大門，是一個下沉式的庭院。庭院中種植着各種花草樹木，籃球場、遊泳池以及社團活動場所錯落其間。庭院中有坡道通往半露天的負一層。那裡是舞蹈室、音樂室、美術室等藝術空間。站在裡面，通過落地式的窗戶，仿佛室内室外連為一體。

下沉庭院往上，是通往兩座U形教學樓的階梯。每當重大文體活動的時候，下沉庭院就變身劇場、舞台，而階梯就成了看台。這個構造又讓我想起了古希臘的劇場。

紅嶺實驗小學的教學樓并不是傳統學校建築那樣方方正正，而是别出心裁地呈E字形，形成兩個中庭。而中庭之間又别出心裁地用天橋連接。學生走在天橋之上，上課下課之間充滿童趣。

教學樓每一層的公共活動空間都十分開闊，雖然放假了，但可以想象平時孩子們跑來跑去，撞到别人的概率是很低的。

中小學教室總是四四方方的，似乎是天經地義。但是紅嶺實驗小學的教室卻設計成了六邊形。教室之間的隔闆是活動的，可以随機分班合班上課。學生的日常是多樣性的選擇，而非按部就班循規蹈矩。

頂層，是空中園藝場。彭老師說，這裡都是學生們自己帶來的種子，自己種植，自己澆水養護。孩子們自己經營的花園，卻也是郁郁蔥蔥。

這時候我想起了來采訪之前從周紅玫那裡了解到的數據：紅嶺實驗小學建築面積35588平方米。3.5的容積率之高，在國内小學校園中絕對是名列前茅了。但是這一圈看下來，确實沒有一絲壓抑、逼仄的感覺。腦中想到的，反倒是通透、寬松、多樣這些詞彙閃現在眼前。

當然，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感覺。2019年紅嶺實驗小學竣工開學之後，全國各地前來參觀的團隊絡繹不絕，俨然已經成為深圳“新校園行動”的“代言”校園。

參觀完畢，我迫不及待地請教設計師何健翔，他是如何“螺絲殼裡做道場”，在這狹小的場域做出如此豐富的校園空間的？

“應試教育導緻學校建築千篇一律，基本上是一種監管式、機械式的空間”，何健翔在微信中說，所以他在接手紅嶺實驗小學設計的時候，首先考慮的是讓孩子能“自由地探索”，所以要在設計中追求一種和諧，孩子和空間之間的和諧。

因此，他把教室設計成六邊形，并且牆體可拆卸，通過大窗與外界保持視覺溝通，打破教室的“拘禁感”；他把36個班分布在3個教學樓層，每層12班，符合兒童對社群規模的心理體驗；戶外空間開闊并且地形适當起伏，适應兒童的心理感知和遊戲場景；他在校園裡大量安排立體綠化，讓兒童與自然的關系觸手可及……

“這絕對是和傳統的管教式、規訓式的校園截然不同的學校”，何健翔對此有着充分的信心，“這樣的校園才能為我們未來接班人的培養，創造多元、豐富的城市空間。”

培養“接班人”，何健翔用一個帶着自己時代烙印的詞，表達對“新校園”的理解。同為“70後”，我知道我們這代人對未來主人翁的期許。

紅嶺實驗小學 教學樓呈E字形，形成兩個用天橋連接的中庭，學生在上課下課之間充滿童趣。

建築大師發出“英雄帖”

以紅嶺實驗小學為序幕，福田區多所亟待改擴建的中小學紛紛行動。首先加入的是吳林壽領銜的WAU建築事務所設計的梅麗小學改擴建，香港大學建築系教授王維仁設計的石廈小學改擴建。

2018年初，由深圳市規土委福田管理局聯合相關職能部門發起的“走向新校園：福田新校園行動計劃”宣告啟動。行動的載體是8 1建築聯展，就是福田區計劃改造的8所中小學和1所幼兒園。“我們力圖以’公開競賽 建築實踐展’的機制，推動校園設計和設計管理的創新”，周紅玫說。

聯合策展人可謂群英荟萃。《建築學報》執行主編黃居正、香港大學建築系教授顧大慶擔任聯合主席。委員有王維仁、朱榮遠、孟岩、朱競翔、曾群等一衆在國内外享有盛譽的知名建築師，公信力、公正性和前瞻性毋庸置疑。

“英雄帖”發出不過8天，就收到89家國内外設計單位報名。其中不乏在國際上享有極高知名度的建築師。

參賽的設計師要在最短的時間内提交10張A3紙的“簡案”，表達自己獨特的空間分析和構思，靠商業化包裝加分，此路不通。策展委員會選定的第一名方案，就是最終的實施方案，毫無商量餘地。主創設計師完成概念設計之後，策展委員會聯合有關部門和使用方（學校）再度評議，保證實施過程中不走樣。

“自始至終，掌握設計主導權的都是主創設計師”，時隔數年，周紅玫最得意的仍然是這一點，這是跟過往招投标、“交鑰匙工程”的顯著差異。讓最優秀的設計師的方案入選，吸引來了多少“大師”更重要。

當然，這樣的選拔機制，也絕不會讓真正大師的優秀設計作品“埋沒”。深圳“新校園行動”第一季最終入選的設計師裡就不乏大師。而其中最有名的莫過于張永和——中國“現代主義建築之父”，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建築學系前主任。

他設計的，就是本文開頭提到的景龍小學。

紅嶺實驗小學設計者 何健翔

“五指”當中有乾坤

事實上，在深圳“新校園行動”的學校當中，景龍小學遠不如紅嶺實驗小學那樣引起關注。以至于我與它做了大半年鄰居之後，竟然覺得這所學校有種“大隐于市”的意味。不僅僅因為它的設計師的名聲，也因為它獨特的造型。

一隻手掌，攤開在天空之下，兩隻手指朝東，三隻手指朝西。

這就是景龍小學的俯瞰效果圖。

雖然每天都與它照面，但直到此時才看清楚它的“廬山真面目”。

景龍小學的情況與紅嶺實驗小學相似，都是福田中心區的高密度校園。但與安托山腳下的紅嶺實驗小學不同的是，景龍小學處在市中心人口密集區，四周高樓密布，場域空間更加逼仄。

“由于南向采光的需要，導緻了教室的排列必定是線性的；再用一個交通軸把一排排教室串聯起來，就形成了手指狀布局”，人在北京的張永和向我解說了采取手指狀布局的原因。

跟随代建單位廣東省建築設計研究院的工程師阿宗走上教學樓，一樓照例是架空層，二樓開始是教學樓層。“你看，每一層的活動空間都很大”，阿宗說。确實，如果說教室外面直到欄杆的空間可以稱為陽台的話，那一定是我見過的最大的陽台，至少是之一。

景龍小學設計者 張永和

這一點，張永和也跟我詳細闡述。在景龍小學的設計中，他和同事聚焦的問題是，在像深圳福田中心區這樣的高密度城市環境中的校園，如何能使學生有足夠的戶外活動？

“在四、五層樓上課的同學是沒有充分的時間在課間十分鐘裡下到一層地面去活動的”，張永和說，于是他們就想到在每個樓層的中心部位都設置一個開敞的戶外活動區域。這個活動平台因為有上一層的樓闆作為屋頂，更像個風雨操場。除了課間鍛煉，這個空間也可以作為其他活動，如舉辦學生美術作品展覽的場所。

手指之間，大有乾坤。

事實上，這樣的神來之筆，在“新校園行動”中不乏其例。周紅玫對此無疑是如數家珍的。

新沙小學的開放校園理念，石廈小學的“都市合院主義”，人民小學校園裡的一片小森林，福田機關二幼的三棵大榕樹……

不過，這些設計理念一以貫之地變成校園建築實體，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代建方、施工方以成本等理由擅自局部改變設計方案的事情，不是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周紅玫隻要知道了，總是第一時間撲上去保護設計方案，就像“老鷹抓小雞”裡的母雞一樣。但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有個學校的拱門就被改得有點走樣，這件事讓她耿耿于懷很久。

景龍小學 由于南向采光的需要，一個交通軸把一排排線性排列的教室串聯起來，形成了手指狀布局。

“公共空間代言人”

“新校園行動”還在持續着。第一季的9所學校，已經竣工6所。第二季繼續在福田區展開，開展了筆架山中學、梅紅小學等5所學校的改擴建設計。第三季走進龍崗，以客家書院的格局改造龍崗區的6所學校，力求營造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空間氛圍和精神場所的“現代書院”。

“學校不是教育容器，而應是教育理想的物質體現”，5年來，周紅玫做過不下10多個介紹“新校園行動”的PPT，每一個上面都有這句話。這對她來說似乎是一脈相承的，當年的坪山文化中心也不是文化容器，萬象天地也不是商業容器。所以，文化中心要建成開放式的文化聚落，萬象天地要建成開放街區 mall。

在此期間，周紅玫已調回深圳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擔任四級調研員。說句實話，我都不知應該如何稱謂這個職務。

不過不要緊，周紅玫也沒有把自己定位為一名官員。當然，畢業于東南大學建築系的她本身也是一位建築師。但是，她對自己的評價卻是：“我是天生的公共空間代言人。”

毫無疑問，學校不是教育容器，學校是公共空間。學校的設計，是關乎孩子成長的公共設計。

正當本文即将收尾時，我收到了紅嶺實驗小學辦公室主任彭老師發來的幾張照片。拍的是一年級學生的小作文，寫的是在教學樓頂空中園藝場裡種花的“日記”：“一天一天過去了，種子發芽了，我看到它的葉子長出來，真好玩啊！”

深圳的新校園裡，種子在發芽。

（原标題《元故事 061 期│“大師級新校園”就在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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