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先生在《蘭亭序》真僞問題上的一個基本判斷就是說,晉代還是一個隸書時代,這個判斷基本是準确的。現在考古學也證明了郭沫若先生的這樣一個基本判斷。
我們到今天為止,還有人認為郭沫若的這個說法是不正确的,甚至于認為是完全違背事實的,到底哪個是事實?是考古依據是事實,還是我們的學者提出的觀點是事實呢?
王羲之的書法是晉代書法的一個流派,範圍比較小。
我們完全可以說,在整個魏晉南北朝時代,像王羲之的這種書法風格,跟魏碑書法風格的普及率是沒法相比的。
因為當時大量的書法都是隸書,或者說像魏碑那樣的楷書,隻有王羲之繼承了鐘繇這樣一個傳統,而且他們有一個圈兒,都是學鐘繇這個傳統的,所以他們就形成了一個流派。
這個流派就是我們後來所說的鐘王書法體系。
但是王羲之的鐘繇這樣一個傳統太優秀了,它獨樹一幟,所以唐太宗李世民,生活在“唐”太原地區,正是北朝人統治的重鎮,在這個地方生活的年代那麼久,李世民居然最欣賞的是王羲之的書法,這說明王羲之的書法确實非常優秀。
可能有人也會據此而認為,既然唐太宗生活的太原地區,北方都流行王羲之的書法,憑什麼說王羲之的書法不是在全國各地流行呢?
其實這裡有一個誤解,唐太宗李世民喜歡王羲之的書法,不等于王羲之書法在北方地區流行,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我們再比如說,鐘繇是著名的書法家,鐘繇前面的蔡邕也是著名的書法家,他們的書法并沒有流行全國各地呀。
難道你以為王羲之的書法就會流行全國各地嗎?所以,我們說王羲之是一個名士很出名,知道他的人很多,但是,他的書法是不是書法流行全國,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我們根據大量的考古發現來看,說王羲之的書法在全國很有名,這是可以的,但是王羲之的書法在全國流行證據是不充分的,王羲之時代沒有,王羲之之後也沒有。
同時,在北朝的後期,也就是東魏之後,魏碑這種書法或者叫楷書,大量的普及和發展,而這種發展的趨勢,跟王羲之的書法已經不謀而合了。
這是因為,在王羲之這個時代,大量的書法家也在改革隸書,隸書在書法家的推動下,也在不斷的發生變化,變化的趨勢就是向着楷書發展,這個趨勢是不可阻擋的。因為,楷書明顯比隸書書寫起來速度要快一些。
所以,也有不少的書法家可能學習過鐘繇王羲之的書法,也可能他們在隸書的基礎上,本來就非常接近鐘王的書法了。
所以唐代才能夠順利的實現向王羲之書法統一的這樣一個局面。這是因為書法向着楷書統一的基礎已經形成一種趨勢了。
而王羲之時代的書法,我們從東晉出土的王氏家族墓志《王建之墓志》,《王丹虎墓志》,《王興之墓志》等墓志的出土,恰恰證明了晉代是一個隸書的時代。
例如《謝鲲墓志》景甯元年(323)、《張鎮夫婦墓志》太甯三年(325)、《顔謙婦劉氏墓志》永和元年(345)、《劉剋墓志》升平元年(357)、《王丹虎墓志》升平三年(359)、《卞氏王夫人墓志》太和元年(366)、《孟府君墓志》太元元年(376)、《夏金虎墓志》太元十七年(392)等,都是隸書風格居多。
但是,同時我們也發現,這些隸書墓志又跟東漢中晚期的隸書是不一樣的,就是跟曹魏時期的隸書也是不一樣的,同時,這些墓志書法也夾雜着一些楷書的成分。例如,《顔謙婦劉氏墓志》、《夏金虎墓志》就跟《謝鲲墓志》、《王興之墓志》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個别墓志雖然有一些楷書味道,如《顔謙婦劉氏墓志》等,還不能說完全就是 楷書,畢竟這個時期的楷書,還沒有完全的成熟,還處在一個萌芽的階段。這說明晉代的隸書風格也在變化。
這種變化,跟北朝的魏碑的書法風格,在隸書的基礎上的變化,沒有任何本質的區别。
所以,我一直認為,把魏碑看作是北朝特産的說法,這是一個曆史的誤讀,也是沒有任何依據的。
這就好比我們把《禮器碑》、《張遷碑》這些不同風格的漢隸當做不同的書法來看待,是完全沒有道理的一樣。
因為在任何一個書法體系當中,它都有不同的書法風格和流派,這是非常正常的。在南北朝時期,即便是進入楷書的階段,書法風格的多樣性也跟隸書的多樣性差不多。
書法風格的多樣性,這是一種普遍的規律。篆書時代是這樣,隸書時代也是這樣,楷書、行書、草書時代都是這樣。
在魏晉南北朝中國書法劇烈發展變化的時候,出現多種多樣的風格,這就一點也不難理解了。
那種認為東晉隻有單一的鐘繇,王羲之書法楷書,當然是不符合曆史發展規律的,也不符合書法發展的規律。
中國楷書從隸書過度到楷書,這是一個南北平衡發展的過程。我們不能說,東晉在發展楷書,北方就沒有發展楷書。其實,不論東晉還是北朝,他們都是在隸書的這樣一個時代在發展書法。
可是我們不能因為晉代的隸書還很盛行,還是主流,就否認王羲之的書法存在的真實性,這也是沒有任何證據的。
現在長沙走馬樓出土的三國木牍簡書書法,也證明了楷書存在的事實,行書存在的事實。因此,有鐘繇王羲之成熟的楷書産生,這是完全可信的。1974年在江西南昌發現的西晉《木方墨迹》,證明楷書行書在南方發展,而《李柏文書》說明在北方西域都在發展。
那些為了證明王羲之時代完全是一個楷書時代的學者,說什麼《王建之墓志》,《王丹虎墓志》,《王興之墓志》之所以用隸書寫,而不是用楷書,因為墓志要用比較嚴肅的字體來寫。隸書是傳統的書法,王羲之的書法是新的書法,所以東晉的墓志大多是用隸書來寫的。
我們睜開眼睛看看,很多王羲之時代前後的墓志書法風格是多樣的,其中也有接近于楷書的,而用隸書寫的又跟漢隸的區别多大?所以,這樣的觀點有多可笑,你也不看看這些墓志它是用标準的隸書寫的嗎?在《張鎮夫婦墓志》太甯三年(325)、《顔謙婦劉氏墓志》永和元年(345)、《劉剋墓志》升平元年(357)、《王建之墓志》(371)、《王丹虎墓志》(359)、《王興之墓志》(340)這些墓志之中,哪一個墓志是标準的隸書?哪一個墓志是标準的楷書呢?沒有,完全沒有,這就是考古發現的事實。
從東晉早期到晚期,甚至王羲之去世五十年以後的墓志書法,都有用隸書寫的。
我們從這些墓志裡邊可以看得出來:魏晉時代确是一個隸書的時代。同時,楷書也在隸書的基礎上逐漸在成長,這就産生了晉代的書法,南北朝的書法跟隸書不一樣局面。但是,不論晉代書法還是南北朝,書法都在朝着楷書的方向在發展和演變。
需要我們注意的是,在演變的過程當中,當然它是存在多樣性的,尤其是我們所謂的魏碑這種書法的多樣性,更多原因就在于這些魏碑書法的基礎都是隸書。在異彩紛呈的隸書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魏碑風格,當然是多樣性的。
而這個書法風格的群體,要遠遠大于王羲之書法的群體,當然魏碑書法的勢力,就要遠遠大于王羲之書法的勢力了。
但是魏碑和鐘繇王羲之這樣一個書法系統并沒有什麼嚴格的矛盾,都是在脫離隸書,朝着楷書的方向發展,僅僅是不同的風格而已,所以魏碑和王羲之的書法又是不謀而合的。
但是這麼大勢力的魏碑書法,為什麼最終會被王羲之的書法所替代呢?這個原因當然主要是唐太宗對王羲之書法的推崇備至和推波助瀾,再加上王羲之的書法本來書寫起來,比魏碑可能要更先進一些。
一是,書寫速度快,二是,美觀度和規範性更強,同時,魏碑楷書與鐘王楷書已經非常接近,都在去隸書化的同一跑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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