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呂雙偉（湖南師範大學辭賦骈文研究中心教授）

皮錫瑞（1850-1908）不僅是晚清著名經學家，還是成就突出的骈文家。他原本渴望通過科舉考試走上仕途，以匡時濟世，無奈屢戰屢敗，最後止步于舉人。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促使他發奮著書，以期于不朽。《今文尚書考證》《尚書大傳疏證》《經學曆史》及《師伏堂骈文》等成就了他在經學和骈文史上的重要地位。

浸淫辭章，尤擅骈文

皮錫瑞中年以前酷愛辭章，對此也頗為自信，曰：“少壯真難再，文章敢自欺”（《四十初度述懷四十韻》）、“绮歲娴詞賦，清時拙走趨”（《章江泛船四十韻》）。他重視詩賦、骈、散文且強調入門須正，主張詩、賦師法唐人，骈、散文上溯八代。詩歌宗唐、骈文溯源八代不足為奇，但主張賦法學唐代、散文取法八代，可見其對麗辭的偏愛。中年以後，他轉入訓诂之學，但并沒有放棄辭章，仍有詩歌、骈文創作。

1895年，皮錫瑞自己刊刻《師伏堂骈文》二卷；1904年重刊，增為四卷，收文達64篇，其中最多的是序，達17篇。這些序基本上是圍繞自己的經學著作而寫，可見其用骈文表達經學思想的自覺。其他論說、雜記、碑志等，或論史，或寫景，或抒情，句式整齊且多用隔對，但不追求對偶精工和隸事深僻，故文氣暢達，風格自然。張舜徽先生高度肯定其骈文成就：“抑錫瑞窮經之外，兼擅詞章，而骈文尤有名。……悉以華詞發其樸學，略與孔廣森同揆。”（《清人文集别錄》）張祖同也認為其骈文“在石笥（胡天遊）之上”（《師伏堂日記》）。孔廣森和胡天遊都是清代一流骈文家，由此可見他們對皮錫瑞骈文的推崇。1902年，王先謙編《骈文類纂》刊刻，葉德輝曾建議不錄存世者之文，但王認為缪荃孫、皮錫瑞的骈文實在難以割舍，遂錄皮錫瑞序跋、雜記等11篇，連珠87首，在入選的清代骈文家中，數量僅次于洪亮吉。雖然兩人為同鄉，但在戊戌維新時期觀點不同，關系曾經惡化。皮氏骈文入選如此之多，主要當是文章成就而不是友人扶持。

骈文論學，推崇今文

皮錫瑞精研群經，推崇今文經學，尤重《今文尚書》，但并不排斥古文經學，主張古今融通。夏敬觀認為其“暢微抉隐，扶翼西漢今文之學，殆超越乾嘉諸儒，而為清代經師殿後之一人也”（《皮鹿門年譜序》）。如此評價其師經學成就，大體不謬。他善用骈文來論學說理，1895年在南昌經訓書院講學時所作《尚書大傳疏證自序》即為代表。

《尚書大傳》舊題伏勝撰，但一直不被重視，皮錫瑞對該書加以疏證并自序。全文雖多用隔對，但六四、四六隔對和單對交錯使用；又善用虛詞舒緩文氣，用詞平實，故雖隸事豐富但文意疏宕。如開頭叙述焚書坑儒對六經的破壞後，指出伏勝撰述《尚書大傳》的真實性與重要性：“著錄本于秦官，發藏先于孔壁。五三六經之旨，如日中天；二十八篇之文，比宿北鬥。若夫别撰大義，不盡發明本經，而歐、張傳授，皆出高足；劉、班《略》《志》，首列《傳》名。漢世四家言《詩》，二戴述《禮》；公羊經旨，司馬史才。考其記禮之辭，多相出入；序事之略，亦堪證明。”他認為《尚書大傳》内容可信，歐陽生、張生所傳、劉向《七略》、班固《漢書·藝文志》、四家《詩》、大小戴《禮記》《公羊傳》《史記》等中所引，都可佐證。雖見其個人偏愛，但對《尚書》研究也不無啟發。

該文接着論述疏證的“四難”，一曰：“伏生自先秦，多識古禮；學興前漢，是為今文。枝葉所嬗，非止三家《尚書》；符節相同，通夫十四博士。乃自紅休一出，赤伏中興，信列國陰謀之書，用山岩疑似之說。昧者遂疑今為漢法，古是周文。素王之制，定自太常；六典之篇，可概上古。四輔匡主，以為《周禮》無文；太子迎侯，孰識異代之法？今将祛此大惑，紹夫專門，而曲台逸文，塵珠散失；石渠議奏，碎璧湮淪。”根據伏勝所處年代、學識及歐陽生、夏侯勝、夏侯建所傳《尚書》、西漢十四博士等來論證伏勝所傳可信；但東漢儒生隻信《古文尚書》，否定《今文尚書》中的“素王”“六典”等内容，對此，需要紮實可靠的材料才能解惑，而後倉的《後氏曲台記》、漢宣帝時的《石渠議奏》都已散佚，難以取證，是為“一難”。其餘“三難”也都緊密結合《今文尚書》内容與現存文獻對舉，論述其疏證不易。這不僅需要深厚的知識底蘊，對經學史爛熟于心，還離不開傑出的文學才華，用深入淺出的骈體表達出來，才能相得益彰。他稱贊名臣朱轼的事功學問，有曰：“學為帝師，勳具國史。明經青紫，俯視韋、平；皓首丹鉛，上攀伏、董。一行作吏，無廢下帷之勤；窮年焚膏，乃闡講幄之蘊。”（《征刻朱文端公藏書十三種啟》）用西漢韋賢與韋玄成、平當與平晏父子及伏勝、董仲舒來頌揚朱轼，同樣契合對象特征。

其實，皮錫瑞雖以今文經學名世，但也重視古文經學。他多次在骈文中強調鄭玄博通古今，不僅是古文經學大師。如曰：“鄭君始師京兆，早通今學；晚受東郡，兼采古文。是故鄭學宏通，本先今而後古；注書次序，實始緯而次經。”（《六藝論疏證自序》）“鄭君注《禮》箋《詩》，先今後古。其為通學，無待名言。”（《駁五經異義疏證自序》）可見皮氏為學視野宏通，不拘一格。

繼承傳統，開辟新局

皮錫瑞遠承漢魏，近繼清代，特别是乾嘉以來經學家多善骈文的傳統。西漢經學著述與文章創作并非截然分開，而是相輔相成，體格奇偶交融，風格遒勁；東漢魏晉南北朝，雖然儒林、文苑分道揚镳，但此時盛行骈文，骈文重視學問的“禀賦”決定了兩者常常交融，甚至義疏之書也用骈俪之文，如皇侃的《論語義疏》。但經過韓柳古文運動後，學壇很少使用骈文來論學說理，而是改用散句單行的古文。相對而言，簡潔精練的古文更适合表達論點；錦心繡口的骈文，多套話連篇，往往影響了内容的準确表達。這也是元明骈文衰微的主要原因。

清代學術鼎盛，士人普遍推崇學問，多反思東漢以來經學與辭章分離的弊端，主張融合才能臻于至境，故出現了經學家兼善骈文的現象，如毛奇齡、淩廷堪、洪亮吉、汪中、孔廣森、孫星衍等。徐運錦指出：“大可豔發于蕭山，竹垞鷹揚于秀水。巽軒《儀鄭》，煥乎有文；稚存《卷葹》，卓爾大雅。類皆探真源于經藝，辟康莊于詞林。萃案斷之專家，缵往籍之絕學。”（《師伏堂骈文序》）但這些學者或少工骈文，後來摒棄而轉向經學；或雖作骈文，但無“骈體”“四六”“骈文”别集流傳，多以“漢魏六朝之文”籠統稱之，文體意識不強，晚清更少兩者兼善。皮錫瑞的經學成就傑出，楊樹達、李肖聃等近代學人都有高度評價；他又大量創作骈文且成就斐然，這正是繼承了清初以來的傳統。正如徐運錦所言：“非夫義理精詳，訓诂明核，紀綱禮樂，貫煉墳典。憑經以騁思，媲潘勖之淵通；引書以助才，類劉向之該博。其餘靡足觀矣，孰能臻斯懿乎？”（《師伏堂骈文序》）此外，其經學著作如《經學曆史》《經學通論》等也多用骈體。統觀晚清譚獻、李慈銘、王闿運、譚瑩等骈文名家，在運用骈體表達經學思想方面都不如皮錫瑞之多與深。

同時，皮錫瑞還在講義、日記中用通俗化的骈體針砭時弊，這也是清初至乾嘉諸儒所無法比拟的。如說“都邑之士”固步自封曰：“而聞外國富強，則搖首不信；聞外國文明，更拊心若疑；聞保教保種之言，以為過慮；聞瓜分中華之說，以為訛言。”（《南學會講義》）1901年，他叙述無辜獲譴兩年，有曰：“但望瞿、張當路，事可轉圜，政務更新，時開黨禁。灰死安國，得有複燃之期；羅傷瞿公，重逢署門之日。明年春色，倍可還人；晚節寒香，終堪娛老。”（《師伏堂日記》）更是直接與清末新政有關。

總之，皮錫瑞既借骈文傳播經學思想，又用之論政刺時，成為中國經學、骈文史上兩者兼容的代表性人物。這在通俗文學興盛而傳統詩文走向式微的清末，更具有特殊意義。

《光明日報》（ 2021年04月19日13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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