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專欄記者、沙特阿拉伯籍的賈邁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在沙特阿拉伯駐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大使館遇害事件，引起土耳其的高度關注，土耳其政府表示将會協助調查并将真相還給大衆。卡舒吉是沙特阿拉伯的批判家，長期呆在國外，外界始終認為沙特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MbS）與此謀殺案脫離不了關系。

在事件發生一年多後，當年在大使館内涉嫌謀殺的幾名嫌犯被判有罪并處以重刑，但沙特阿拉伯駐伊斯坦布爾總領事穆罕默德·奧泰比（Mohammed al-Otaibi )、王儲國政顧問卡坦尼（Saud al-Qahtani）與情報局前副局長艾哈邁德·哈桑·穆罕默德·阿西裡（Ahmad Asiri）等高層卻被無罪釋放。

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

今年2月時，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的解密報告指出，沙特阿拉伯王儲正是下令批準謀殺行動的決策者。不過比起謀殺事件剛發生時土耳其政府誓言找出兇手，并将案件詳情公諸于世的強硬态度，如今卻不再對此事件有過多的評論。

另外，兩國近期也開始軍購案相關的會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表示收到來自沙特阿拉伯想購買土耳其制武裝無人軍機的需求，雖然土耳其還并未答應，但從土耳其前後的态度轉換以及兩國互動更加頻繁中，可看出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再度轉向。

卡舒吉命案，确實讓沙特阿拉伯與土耳其的外交關系陷入“死仇等級”的曆史冰點——但此一現實，卻在３年後有所松動。

18世紀沙俄、奧斯曼帝國對峙形勢圖

從曆史上來看，自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時代以來，與阿拉伯半島之間的沖突與合作就不斷交錯進行。在奧斯曼強盛的19世紀，阿拉伯半島的勢力被親奧斯曼帝國的阿拉伯部族所鎮壓，直到一次大戰後才正式獨立成與土耳其共和國平起平坐的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家族曾在19世紀初期以宗教名義起兵，并與奧斯曼統治者在阿拉伯半島爆發了長達7年的“瓦哈比戰争”，但結局是第一次沙特阿拉伯王國被奧斯曼大軍滅亡，直到一次大戰之後，卷土重來的沙特阿拉伯家族才透過合縱聯盟，成功建立現代的沙特阿拉伯王國。

1913年奧斯曼帝國

土耳其雖然是沙特阿拉伯獨立後首批承認與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之一，但比起其他海灣國家，與沙特之間的關系發展得比較緩慢。直到1957年土耳其與叙利亞爆發沖突危機後，沙特居中扮演協調者的角色，才加深與土耳其在外交上的接觸。

對美國而言，沙特阿拉伯雖是中東的重要盟友；但對土耳其來說，與沙特阿拉伯之間的關系，仍随與西方國家間的緊密程度而變動——特别當土耳其得不到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支持時，就會回頭試圖拉近與阿拉伯國家的關系。

最明顯的例子為1960年代後期，土耳其因塞浦路斯問題與美國關系變差時，當時土耳其的外交政策随即轉向中東國家，1968年土耳其總理蘇萊曼·德米雷爾（Cevdet Sunay）率團訪問沙特阿拉伯，除了極力發展與沙特阿拉伯的外交關系外，在經濟上也擴大兩國的商業往來。

土耳其因塞浦路斯問題與美國交惡，并在1970年代中期尋求“阿拉伯石油國家”的支持。1973年時，兩國簽訂經濟、商業與科學合作協議，吸引許多土耳其人到沙特經商或工作，這些也在1980年代時為土耳其賺進大量的外彙。

除了經濟上的互動更加頻繁外，擁有豐厚石油收入的沙特阿拉伯，也在1979年土耳其經濟危機時，向土耳其纾困4億美金。直到1980年代，沙特阿拉伯成為繼美國與德國後土耳其第三大的債權國，也造成土耳其在财務上高度依賴沙特阿拉伯的現象。

除了土耳其本身對外政策會影響土沙兩國的緊密程度外，中東地區的動蕩也是加速兩國合作的推進器。比如1979年的伊朗革命、1980年開始的兩伊戰争以及多次的巴以沖突，都讓土耳其、沙特雙方在不穩定的中東局勢中更傾向尋求彼此的合作關系。

1985年時，土耳其、沙特兩國展開共同軍事行動，簽訂相關的軍事協議，由土耳其生産戰機提供給沙特阿拉伯，這對土耳其來說無疑是增加了一個國防工業的出口市場；對沙特阿拉伯來說，則是在區域内鞏固同一陣線的盟友。

土耳其與沙特阿拉伯的軍事合作，一度在冷戰末期有所增溫；但随着蘇聯解體以及1991年波灣戰争所确定的“美國治世”獨霸天下，雙邊的軍事合作也就沒有積極下文。

随着冷戰結束，土耳其在外交政策上再度轉向西方，對當時的土耳其來說，加入歐盟是首要目标，保守且伊斯蘭色彩濃厚的沙特阿拉伯自然就不是土耳其的重點發展對象。兩國間的關系更在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後降到冰點。

首先是2011年爆發的叙利亞内戰，雖然土耳其與沙特阿拉伯都對伊朗介入叙利亞局勢感到擔憂，支持相同的反政府勢力。但沙特阿拉伯主要目的在于牽制伊朗與俄羅斯的勢力發展，土耳其則是更注重在國内庫德工人黨（PKK）的問題，在庫德族問題上土耳其并未得到沙特阿拉伯充分的支持，叙利亞内戰并沒有為土沙兩國帶來更加緊密的合作關系。

再者是2013年埃及軍事動亂，由于兩國所支持的派系不同，讓歧見浮上台面——在埃及政變中，土耳其支持來自穆斯林兄弟會的穆西（Mohamed Morsi）總統，但沙特阿拉伯卻将穆斯林兄弟會視為恐怖組織，支持有軍方背景的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總統。

埃及問題一直以來都是土沙兩國間最大的分歧點，土耳其自2013年後就沒有與塞西總統有任何外交接觸，但從近日土耳其政府向埃及塞西總統釋出善意的舉動看來，未來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會更偏向中東國家，連帶與沙特阿拉伯的關系可望更加緊密。

2016年，埃爾多安為來訪的沙特阿拉伯國王薩爾曼贈予勳章，表達對兩國關系的友好重視。沒想到不久之後，本來就因“阿拉伯之春”立場迥異的土沙兩國，彼此猜忌竟爆發了“卡舒吉事件”。

除此之外，2017年包含沙特阿拉伯在内的海灣國家對卡達實施外交封鎖時，土耳其選擇與卡達站在同一陣線，與海灣國家間的關系也連帶受到影響。當時的土耳其為了展現自己是“守護中東政治穩定與和平”的老大哥，在卡達設軍事基地保護卡達小弟。同時也不偏心地向沙國提出設土耳其軍事基地的要求，但卻被沙國政府以“不需要”為由回絕。

雖然當時的卡達危機讓許多國家捏把冷汗，深怕區域裡的擦槍走火會引起更大的沖突，但最後仍和平落幕。海灣國家在去年底陸續取消對卡達的外交封鎖，也讓土耳其在發展與海灣國家間的關系上可以更加順利。

土耳其與沙特阿拉伯雖然同為伊斯蘭國家，但兩國在政治上的價值觀卻差異甚大。

凱末爾

土耳其在經曆凱末爾的西化洗禮後，政教分離與反帝國思想成為土耳其的中心思想；沙特阿拉伯則受到瓦哈比主義的影響，目标是建立一個政教合一且君主專制的國家。雖然在區域政治上都是偏向美國陣營的中東國家，但彼此的路線不同，也是兩個國家沒有深厚合作關系的原因之一。

對于土耳其來說，自2016年後外交層面與西方國家逐漸疏遠，在叙利亞問題上又無法與美國達成共識，未來外交上的發展重點會更加傾向中東，包含沙特阿拉伯與埃及在内的國家，都會是土耳其外交上的重點國家。甚至也會持續與伊朗、俄羅斯接觸來牽制美國。

例如2019年時土耳其、伊朗與俄羅斯針對叙利亞問題所組成的三方高峰會，就對美國的警告意味濃厚。在土耳其傾向中東的外交政策下，與沙特阿拉伯王室的關系自然就相當重要。雖然土耳其對于沙特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仍持保留态度，但土耳其并不想破壞目前兩國之間的和氣，改善與沙國間的外交關系對目前的土耳其來說有利無害。

侯賽因的帝國夢

去年G20領袖會議前夕，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與沙特阿拉伯國王薩爾曼通話，表示兩國間對話的管道通暢，也暗示土耳其有意拉近兩國間的關系。一方面可以修補與海灣國家的關系，另一方面也希望沙國在自身與希臘的東地中海紛争中停止支持希臘。

對沙特阿拉伯來說，介入也門内戰後持續受到西方國家的批評聲浪，也有部分國家對沙特阿拉伯實施武器禁運，在此同時如果可以在中東增加擁有軍事實力的盟友，同樣也符合沙國的外交利益。然而美國是否還可以控制這兩個重要的中東盟友，以及是否可以在外交上同時滿足土沙兩國的利益，則會影響着兩國的外交政策與彼此間的關系。

雖然在卡舒吉案後，土耳其盡量釋出善意，但沙特3月時宣布關閉多間土耳其語學校的決定，此舉動仍引起土耳其國内不小的反彈。

兩國的外交利益是否在未來可以朝着同一個方向發展，抑或是雙方暗地裡争奪當中東大哥的小動作會逐漸浮上台面，值得後續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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