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甘子為大戟科葉下珠屬植物餘甘子Phyllanthus emblica L.的成熟果實，主産于印度、尼泊爾及我國西南、東南等地[1]。餘甘子始載于晉代《南方草木狀》，作為傳統中藥材使用最早見于唐代《新修本草》，具有清熱涼血、消食健胃、生津止咳等功效，主治風虛熱氣、血熱血瘀及消化不良[2]。餘甘子已被印度、伊朗及阿富汗等17個國家的傳統醫藥體系所使用，在我國亦有18個少數民族使用。在藏醫藥中，餘甘子具有“衆藥之王”之稱，與诃子及毛诃子并稱“三大果”，具有較高的使用頻率[1-3]。自1977年起，餘甘子被列入各版《中國藥典》，為我國首批“藥食同源”品種之一[3]。

現代研究表明，餘甘子富含酚酸、黃酮以及萜類成分，具有降血糖、抗動脈粥樣硬化、抗氧化、抗炎及免疫調節等作用，藥理活性的多樣性和較好的安全性使其作為藥食同源品種的開發備受關注[4-5]。餘甘子的廣泛應用，緻使不同醫藥體系對其功能認識及使用方法存在差異，為進一步深入挖掘基于多民族臨床經驗的餘甘子功效和潛在應用價值，本文通過古籍考證，對其釋名、基原、用法及功效進行系統梳理和總結。此外，本文結合對餘甘子功用考證的歸納與分析，對其現代研究和開發中的若幹關鍵問題進行探讨，以期為餘甘子進一步的現代藥用價值發掘和功能産品開發提供科學依據與理論支撐。

在印度醫藥中，餘甘子被視為“聖果”，是一味使用極其廣泛的藥材[6]。在我國，餘甘子已有1800年的栽培曆史，晉代植物志《南方草木狀》[7]最早對其植物性狀、産地、感官味覺及烏發作用進行了描述。唐代《新修本草》[8]及《千金翼方》[9]對餘甘子的藥用功效及使用方法進行了詳細記載。随着曆代各民族醫家對餘甘子臨床使用經驗的不斷積累，對其功用的認識和記載趨于差異化和多樣化。因此，本文首先基于本草古籍及現代專著的梳理與考證，主要從餘甘子釋名、基原及功效3個方面進行歸納總結。

晉代《南方草木狀》[7]首載餘甘子為音譯“菴（同庵）摩勒”，也譯作“庵摩洛迦”“阿末羅果”“阿摩勒”“阿沒勒”等。由于餘甘子在古印度的廣泛使用，相關佛教文獻中有大量關于餘甘子的記載，而伴随古代中印的文化交流，尤其通過佛教的傳播及作為三勒漿的主要藥味之一的餘甘子逐漸在中國各地區應用開來[10]。唐代《新修本草》[8]中載：“一名餘甘”，可視為“餘甘子”一名的最早來源。唐代《本草拾遺》[11]載：“人食其子先苦後甘故曰餘甘”。

因此，後代本草中多沿用“菴摩勒”和餘甘子，諸如《海藥本草》[12]“摩勒”載：“摩勒果是也”，《本草圖經》[13]載“摩勒”“餘甘子也……初覺味苦，良久便甘，故以名也”；《證類本草》[14]載“庵摩勒”“一名餘甘”；《本草衍義》[15]載“庵摩勒”“餘甘子也”；《本草綱目》[16]載“庵摩勒”“餘甘子、庵摩落迦果。其味初食苦澀，良久更甘，故曰餘甘”；《本草品彙精要》[17]載“庵摩勒”“餘甘子”。由此可見，曆代本草以“庵摩勒（摩勒）”及“餘甘子（餘甘）”視為同物，且多認為“餘甘”之名來源于其感官味覺先苦後甘之變化。

餘甘子在不同時期、民族及國家所使用的别名總結歸納見表1。餘甘子在我國民間即有10餘種俗名，如滇橄榄、橄榄、喉甘子及望果等。在我國少數民族醫藥應用中，餘甘子的名稱多來自于少數民族語的音譯名如居如熱（藏族）、久如拉（蒙古族）、阿米刺（維吾爾族）等。餘甘子在同一民族使用中也存在使用多種名稱的情況，如維吾爾族中餘甘子可高達8種别名。綜上，餘甘子在多民族醫藥體系中的廣泛應用導緻其名稱衆多，主要以各民族音譯以及果實感官滋味方式命名，且存在同名異物及同物異名現象，使用時應加以甄别，以防誤用。

晉代《南方草木狀》[7]最早描述了餘甘子植物具有“葉細似合昏”“花黃”“青黃果實似李”及“核圓作六七棱”的植物性狀，與現今大戟科葉下珠屬植物餘甘子的性狀較為相似。唐代《新修本草》[8]對餘甘子葉、花、果實及核的植物性狀描述與《南方草木狀》基本一緻。五代《海藥本草》[12]僅描述餘甘子果實性狀：“大小如枳橘子狀”。宋代《本草圖經》[13]對餘甘子植物整體性狀描述更加詳細：“木高一、二丈，枝條甚軟。葉青細密；朝開暮斂如夜合，而葉微小，春生冬凋；三月有花，着條而生，如粟粒，微黃；随即結實作莢，每條三兩子，至冬而熟，如李子狀，青白色，連核作五、六瓣”。

首次指出了餘甘子“木高一、二丈”“枝條軟”“葉密、春生冬凋”“三月有花着條生”“花如栗粒”及“果冬熟”等特點，符合植物餘甘子的性狀。然而，《本草圖經》此處所指“果實冬熟”與《中國植物志》[29]中“果期7～9月”具有較大偏差。有學者指出，餘甘子花期和果期依類型和地區不同而具有較大差異，果實早熟種7月，晚熟種10月，二次開花者甚至可在2月成熟，但果實總體成熟集中在冬季[24,30]，故為《本草圖經》所述“果實冬熟”提供了一定依據。宋代《證類本草》[14]承前人述，繪制了餘甘子植物性狀圖，見圖1-A。

明代《本草綱目》[16]載：“狀如川楝子，味類橄榄”，并指出“橄榄形長尖，餘甘形圓，稍有不同，葉形亦異，蓋二物也”。然而，橄榄與餘甘子的混淆由來已久。北魏《齊民要術》[31]載：“餘甘大小如彈丸，視之理如定陶瓜，入口苦澀，咽之口中乃更甜美”，其對餘甘子果實的形狀和感官味覺進行了基本描述。而其在對“橄榄”的叙述中提及“東嶽呼餘甘柯榄同一果耳”，這表明至少在北魏時，已存在将餘甘子和橄榄視為同物的現象。

明代《本草品彙精要》[17]所載餘甘子植物性狀與《本草圖經》[13]相同。《本草彙言》[32]記載餘甘子“與橄榄一物二種也，其功能主治與橄榄同。如解金石毒，合鐵粉搗熟，染白須發轉黑，又特異與橄榄也”，認為餘甘子和橄榄為同一物的差異品種。《野菜博錄》[33]載餘甘子：“其樹高大枝條甚軟，葉青細蜜朝開暮合，花著條而生如粟粒大”，所繪餘甘子圖植物性狀如圖1-B，均符合今植物餘甘子的性狀特點。由此可知，餘甘子和橄榄的植物性狀和功用在明代已得到較明确的區分。清代《植物名實圖考》[34]亦繪制了餘甘子植物圖（圖1-C），對餘甘子枝葉和果實的描繪與餘甘子的性狀特點吻合。

綜上分析，曆代本草中餘甘子的基原植物有2種，植物餘甘子始見于《南方草木狀》，由于果實性狀與味覺感官與橄榄的果實相似，一度發生混淆和混用，後至明清時期得到明确區分。在大部分本草記載中，結合植物性狀明确以植物餘甘子為主，各自所繪餘甘子植物圖與《中國傳統道地藥材圖典》（圖1-D）等現代專著[18,35]所繪基本一緻，且基本符合現《中國植物志》[29]中：“葉線狀長圓形，先端平截或鈍圓，有尖頭或微凹，基部淺心形，托葉三角形，雄花黃色，蒴果呈核果狀，圓球形，綠白色或淡黃白色”的性狀描述，由此确定餘甘子藥材基原為大戟科葉下珠屬植物餘甘子的果實。

此外，張宇等[36]研究發現刺苞省藤Calamus acanthospathus Griffith的果實在西藏墨脫作為餘甘子的代用品。在維醫中，可用2倍量的喀布爾诃子作為餘甘子的代用品[28]。也有文獻報道栀子常作為餘甘子的代用品，且兩者的粉末不易區分，容易混淆[37]。黃輝慶等[38]應用内轉錄間隔區2條形碼有效鑒别餘甘子及其混淆品基原植物，為餘甘子鑒别提供了技術支持。因此，餘甘子與類似品的易混淆現象由來已久，臨床應用應注意加以區分。

餘甘子在印度醫藥常被用于治療口幹、出血證、熱證及丹毒等症，并具有生發及烏發等功效[6,10]。如《醫理精華》[39]記載：“香附子、餘甘子、陀得雞花、止瀉木樹皮以及水線草”組成的複方可治療出血症；“餘甘子、诃梨勒、長胡椒及白花丹的四味藥組”可治療痰引起的熱病；“餘甘子、野葫蘆及綠豆加上酥”構成的複方能夠解丹毒；“白蓮花、甘草、長胡椒、青蓮花、旃檀和餘甘子的汁液與酥油共煎”構成的複方灌鼻，主治白發等疾病。除此之外，餘甘子也被用來沐浴，如佛教文獻《瑜伽師地論略纂》卷五中描述了餘甘子為末以胡麻香油和之可用于洗浴，《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一載：“複有薰香洗浴之物，浮磚澡豆芬馥馀甘，持用揩身并将塗發，能令發白更黑”[10]。

餘甘子在我國作為藥物使用初見于唐代《新修本草》[8]，而至明朝時期餘甘子逐漸成為日常食用果類[6]。經本草考證整理餘甘子功效見表2，主要用于治療風虛熱氣、上氣咳嗽，同時可以補益強氣、烏發及解金石毒。在《普濟方》[40]中記載到餘甘子、複盆子、菟絲子、五味子及車前子構成的五子丸可“主通流五髒，潤澤血脈，反老成少，補助元陽”，反映了餘甘子補益之效。在一些含有毒性金石類藥物的複方中，餘甘子起減毒之效，如《太平聖惠方》[41]中的“三靈丹”。對于餘甘子的解丹石毒之功，宋人認為“黃金得餘甘則體柔，亦物類相感相伏也，故能解金石之毒雲”[16]。中醫典籍對于其烏發之用記載相對較少，有學者認為中醫對餘甘子生發烏發、解丹石毒之用大可能取之于古印度或佛教[10]。

餘甘子在我國也是典型的多民族用藥，在藏族、維吾爾族及蒙古族中具有較高的使用頻率[42]。經梳理《中國民族藥志》[43]和《中國民族藥志要》[44]，整理餘甘子的功效見表3。除拉祜族與瑤族不采用果實入藥，其他各民族均采用果實入藥，且多數用餘甘子治療咳嗽感冒。除此之外，維吾爾族以餘甘子止吐、止涎、止憂郁症，治療癱瘓、麻痹、燒傷以及白内障；彜族以餘甘子來解酒及治療尿閉及蜈蚣咬傷。綜合來看，多個民族對餘甘子的功效和應用範圍具有共性認識，主要用于治療肝膽病（藏族、蒙古族、布朗族、佤族）、胃腸道疾病（藏族、維吾爾族、蒙古族、布朗族、佤族、壯族、哈尼族）、血液病（藏族、蒙古族、布朗族、佤族）、皮膚病（彜族、壯族、基諾族）及體虛（維吾爾族、彜族）、高血壓（藏族、維吾爾族）等。

《中國藥典》2020年版[45]記載餘甘子：“清熱涼血、消食健胃、生津止咳，用于血熱血瘀、消化不良、腹脹、咳嗽、喉痛、口幹”。而在本草考證中發現各個民族中餘甘子的許多經典用法未被《中國藥典》2020年版收錄，存在功用的“流失”。現代藥理學研究發現，餘甘子具有抗糖尿病、抗高脂血症、抗衰老、抗疲勞、抗輻射及耐缺氧等作用[2,46]，表明其現代生物學活性與傳統功用間存在着一定的相關性。

Roy等[47]發現餘甘子提取物對小鼠鉛、鋁中毒有緩解作用。Dhir等[48]證明餘甘子幹果水提取物可以緩解小鼠鎳中毒。Kumar等[49]确認餘甘子幹果在芝麻油中處理後外用具有促進小鼠毛發生長的效果。該類研究為餘甘子解丹毒、生發烏發傳統功用提供了一定的現代藥理學佐證。餘甘子作為世界範圍内的多民族用藥，存在大量寶貴臨床用藥經驗的優勢，未來可結合實驗與臨床研究對其相關功效加以驗證，為擴大其臨床應用提供更多有效途徑。

餘甘子是多民族用藥及藥食同源特色藥材的典型代表。在以上考證古籍啟示的基礎上，對其現代應用中出現的關鍵問題進行梳理與分析（圖2），以期為更好的開發利用餘甘子資源提供研究思路。

在曆代本草中，明代《本草品彙精要》[17]明确記載餘甘子曝幹為用。在唐代，《本草拾遺》[11]中則記載“取子壓取汁，和油塗頭”，可推測此處所指為鮮果取汁。宋代《本草圖經》[13]載：“鮮果啖用”，宋代《本草衍義》[15]中則載：“為末，作湯點服”，表明餘甘子作為中藥具有鮮品和幹燥品2種使用形式。結合前文本草考證相關信息，發現我國少數民族用餘甘子也存在以鮮果嚼服、水煎服或幹果水煎服、丸散服等方式。在《中國藥典》2020年版[45]和大部分地方中藥材标準中均采用幹燥成熟果實入藥，但在《廣東省中藥材标準（第一冊）》[50]中則收錄了鮮餘甘子，以近成熟新鮮果實入藥。由此可見，餘甘子在不同地域、醫藥體系和曆史時期中主要以鮮品和幹品2種方式入藥。

餘甘子果實中含百餘種化學成分，在幹燥過程中可能發生多種化合物“質”和“量”的變化[1]。已有研究表明，餘甘子未成熟果實中鞣質含量明顯高于幹燥果實，且其中富含的水解鞣質，在酸、堿、酶等條件作用下可被催化水解為沒食子酸及鞣花酸等成分[51-52]，提示鮮餘甘子加工為幹品後其鞣質組分可能發生較大變化。鞣質被認為是餘甘子的主要活性組分之一，且黃酮、寡糖及多糖等類型成分在鮮品的幹燥過程中同樣存在質變和量變的可能，這些成分在餘甘子鮮、幹品中的差異性為二者功效差異的形成提供了化學物質基礎。而在曆代本草中，鮮見關于餘甘子鮮幹功效差異的明确論述和記載。因此，為探索二者之間是否存在藥效差異性，未來可基于餘甘子的傳統功效和主治病證，采用相應的現代生物學模型開展藥效學評價，為其臨床有效的用藥形式分區提供科學依據。

在曆代本草記載中，餘甘子的傳統炮制方法具有多樣性。宋代《本草衍義》[15]載其幹果為末用，明代《本草綱目》[16]記載蜜漬、鹽藏用，明代《本草品彙精要》[17]将其曝幹、取汁用等。就現代應用而言，餘甘子因各民族用法不同，炮制方法也見于酒炙、醋炙、水煎服和牛奶浸漬等[37,53-54]。

有學者認為餘甘子鹽漬後澀味降低，且清熱解毒及生津止痛的效果得以增強，并以其沒食子酸、槲皮素及水溶性浸出物及醇溶性浸出物的量為指标，優選了鹽制餘甘子最佳工藝[55]。該研究表明鹽漬前後餘甘子中若幹成分含量發生顯著變化，但未對功效變化進行實驗驗證研究。李琦等[56]采用沒食子酸、鞣花酸和浸出物含量為指标，通過星點設計-效應面優化法進一步優化了餘甘子鹽炙的炮制工藝，表明炮制過程中不同加水量、鹽比例及炮制溫度對成分含量影響較大。該課題組進一步采用優化工藝對8批廣西餘甘子進行鹽炙，發現炮制後餘甘子中沒食子酸和鞣花酸含量增加，表兒茶素含量降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餘甘子鹽炙前後的化學差異[57]。

除鹽炙外，羅蘭等[53]通過超高效液相色譜（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UPLC）測定4種炮制工藝下餘甘子中沒食子酸的含量差異，結果呈現生品＞酒炙≈鹽炙＞醋炙＞蜜炙。魏梅梅[37]采用高效液相色譜法（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HPLC）探究水煎與牛奶浸漬炮制法對餘甘子中若幹成分含量的影響，發現水煎可使其沒食子酸和柯裡拉京含量增加，而牛奶浸漬可使沒食子酸、柯裡拉京及鞣花酸含量均減少。

關于餘甘子傳統炮制方法中，鹽制法研究相對較多，發現了部分有機酸及鞣質在鹽制過程中的變化規律，為“鹽漬後澀味降低”化學機制的闡釋提供了科學依據。該類研究主要集中于若幹代表性成分含量的測定，仍需高分辨的化學成分表征手段進一步從物質整體性角度開展多組分物質轉變研究。同時，餘甘子不同炮制品是否在功效和性味上确實存在差異性仍需要借助現代藥理學方法開展探索，進而關聯物質變化闡釋相關炮制方法的現代科學内涵。此外，酒炙、醋制和牛奶浸漬等炮制方法為少數民族特色用法，可結合相應民族醫藥理論與臨床功能主治開展相應的炮制機制研究。

經查閱《中國藥典》2020年版及各版各地方中藥飲片炮制規範，可見餘甘子現代炮制方法以“除去雜質，幹燥”為主（表4），且無明确炮制工藝規定。已有研究對餘甘子“幹燥”工藝進行篩選，如通過考察不同幹燥溫度和方法對餘甘子中7種主要化學成分的影響，發現其最佳幹燥溫度為60 ℃，且自然曬幹與烘幹導緻其總化學信息産生顯著差異[46]。此外，研究表明自然陰幹、真空冷凍幹燥和不同溫度下熱風烘幹等炮制方法影響了餘甘子中綠原酸、柯裡拉京及多糖等化學成分含量，并導緻其降血糖生物活性呈現顯著性差異[1]。

結合已有研究可知，餘甘子炮制工藝參數（餘甘子的鮮幹、炮制輔料、炮制時間等）在《中國藥典》2020年版以及各省市炮制規範中标準的缺失，易造成飲片品質差異較大，影響臨床有效性的發揮。因此，可将“傳統功效-活性成分-炮制工藝”進行關聯評價，深入挖掘三因素間的内在關系，在優選餘甘子功效質量标志物（quality marker，Q-Marker）的基礎上，确立合理、規範、可控的現代炮制工藝。

部分本草古籍記載中，餘甘子使用時存在用核與去核2種情形。唐代《新修本草》[8]：“其中仁亦入藥用”，明代《本草品彙精要》[17]：“用實及核中仁”，直言核仁入藥。在明代《普濟方》[63]條目“飲靈丸”中記載：“去核二味各一兩半”，指出去核入方，此處可推測因為餘甘子核仁堅硬，不便粉碎入丸散，故強調去核入藥。然而，明代李時珍在《本草綱目》[16]引《新修本草》評論道：“又蘇恭言其仁可入藥，而未見主治何病，豈亦與果同功耶？”，對去核與不去核2種使用方式在功效上的差異提出了疑問。

結合表4可知，在《中國藥典》2020年版及大部分地方炮制規範中，僅《甘肅省中藥炮制規範》[62]記載：“配制軟膏劑時去核”。在《中國藏藥植物資源考訂·下卷》[64]中記載：“去核取果肉”，指出藏藥中餘甘子去核為用。而今，在81個使用了餘甘子的中成藥中有10個處方明确要求去核[65]。綜上，古今對于餘甘子使用時是否去核的記載十分有限且未作詳細說明，在現今中成藥及藏成藥的實際生産中亦存在用法不一，故餘甘子是否去核使用有待商榷。

現代研究表明餘甘子果核中富含木質纖維素和多種脂肪酸[66-68]，與餘甘子肉的化學組成存在顯著差異。羅傳紅等[65]從化學成分和藥理活性角度探究餘甘子果肉與果核的差異性，發現餘甘子果核占藥材的25%～53%，平均占比為41%，其中多酚類活性成分豐度遠小于果肉，且不具抗菌作用。然而，在該項研究中發現餘甘子果核中脂肪酸類成分較高，并認為臨床實際中是否需要去核使用仍有待系統研究确認。與此同時，葛雙雙[66]研究發現餘甘子核油具有較強的抗氧化活性，提示其果核仁存在一定的藥理活性，存在去除核仁造成餘甘子部分功效的減弱和缺失的可能性。

鑒于已發現的餘甘子鞣質、黃酮等活性成分主要集中于果肉，去核使用可能為去除質次部分，增強整體藥材有效率與療效。然而，目前關于餘甘子核仁相關研究相對較少，已有研究初步證實了核中所含化學成分的功能性，其是否與餘甘子的功效具有關聯性仍需進一步探究。因此，在保持用法一緻的情況下，從餘甘子清熱涼血及生津止咳等主要傳統功效入手，系統比較其去核與不去核的現代藥理作用差異，可為餘甘子藥材在中藥及藏藥成方制劑生産中的合理使用提供參考，并為餘甘子資源的充分利用提供依據。

本文經考證相關古籍和專著歸納餘甘子産地見表5。明代《本草品彙精要》首次指出餘甘子的道地産區為“戎州”，主要涉及現今四川、雲南和貴州等地[17]。然而，在其它所考證的古籍中，少見其明确的關于道地性的記載。晉代《南方草木狀》[7]首次指出餘甘子産“九真”，即今越南中部。後代本草可發現記載存在相似，多以“餘甘子産地為嶺南交、廣、愛等州”記載，現今包括廣東、廣西和雲南省東部、福建省西南部、越南北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區。

可見，古籍所指産地，應為現今中國南嶺之南及越南中部一帶。除此之外在《袁滋<雲南記>考略》[69]有：“泸水南岸有餘甘子樹”。《度母本草》[70]載：“居如熱生于熱帶”。《海藥本草》[12]言“生西國”即印度。《植物名實圖考》[34]載：“生閩粵及四川”。《中國傳統道地藥材圖典》[35]中言明道地産區是戎州，與《本草品彙精要》[17]記載一緻，提示明代醫家多認為“戎州”為餘甘子的道地産區。

在我國，餘甘子的産區随其種質的變化而發生變遷，雖然已選育了一批優良品種，但不同品種及産區餘甘子的質量仍然參差不齊，其道地性有待系統研究[71-72]。吳玲芳等[73]對不同産地餘甘子以磷钼鎢酸/幹酪素分光光度法測定總鞣質含量，發現不同産地餘甘子藥材總鞣質含量具有差異性。另有相關研究借助HPLC指紋圖譜或多成分定量表征分析，證實了餘甘子黃酮及酚酸在不同産地間也存在一定差異[74-76]。不同品種及産地餘甘子在多類型化學成分上存在的差異性可能綜合導緻其功效的不同[77]。

本草古籍中記載的戎州餘甘子現今是否仍具有道地性值得商榷。毛勝男[46]發現高沒食子酸含量的餘甘子集中于貴州、雲南及四川地區，呈現散落環狀分布。《中國藥典》2020年版以沒食子酸為餘甘子的指标性成分，故一定程度上體現戎州餘甘子的品質優勢，但相關研究仍缺乏系統的藥效學比較。因此，基于化學與生物學整合評價遴選餘甘子現代優質品種及産區對其傳統道地性闡釋具有重要意義，并可為優良品種選育及臨床有效性提供保障。

沒食子酸含量為餘甘子質量控制與鑒别的主要标準之一[45]。然而，沒食子酸并非餘甘子的特有成分，不具備專屬性。有報道指出餘甘子在貯藏過程中沒食子酸含量呈現先上升後下降的趨勢，其水解鞣質在加熱回流的提取過程中會向沒食子酸轉化[46,51]。沒食子酸在餘甘子中的非專屬性及其含量易變性，使得測定沒食子酸含量時可能存在較大誤差，從而影響了餘甘子質量控制的準确性。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尋找具備專屬性、含量穩定性且與功效相關的化學指标成分來判斷餘甘子質量。

劉昌孝院士[79-80]于2016年提出中藥Q-Marker的概念，聚焦于中藥質量的本質内涵，從有效性完整表達、特有性和專屬性要求及質量傳遞和溯源等角度統領中藥質量研究。已有學者立足于餘甘子的植物親緣、傳統藥性和功效、臨床新應用、化學成分可測性、多酚類成分轉化特性及藥食同源特性對其Q-Marker進行了綜合預測分析，認為可将餘甘子多酚類、黃酮類、有機酸類、多糖及氨基酸類等成分作為其Q-Marker[2]。另有學者基于餘甘子中酚酸及黃酮類成分，借助網絡藥理學方法，構建“成分-靶點-通路”交互網絡進行成分有效性分析，認為餘甘子中木犀草素、槲皮素、山柰酚等化合物可作為餘甘子的主要Q-Marker，為餘甘子的Q-Marker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有益方向[81]。

筆者認為，應在Q-Marker理論的指導下，通過提升餘甘子整體化學物質的表征方法，進行“傳統功效-生物活性-多維化學物質”關聯分析，篩選活性成分，并探索其在飲片及制劑生産過程中化學成分轉化和傳遞規律。此外，可進一步通過中藥血清藥物化學及藥物體内過程分析，明确入血成分，結合藥物動力學特性分析潛在發揮作用的效應成分（群），遴選出餘甘子中具有“特有性”“有效性”和“可測性”的Q-Marker，為餘甘子飲片及産品的質量控制提供科學支撐。

餘甘子曆史悠久、應用廣泛，其别名衆多，主要以多民族音譯以及果實感官滋味方式命名，曆代本草常收錄為菴摩勒及餘甘子等。經過考證發現曆代本草中所用餘甘子的主流基原與現今基本一緻，為大戟科葉下珠屬植物餘甘子。餘甘子道地産區見于戎州，涉及現今雲南、貴州及四川等地區。唐代《新修本草》首次對餘甘子的藥用功效進行了詳細描述。考證發現餘甘子常用于風虛熱氣、上氣咳嗽、補益強氣、生發烏發、解金石毒，少數民族亦用來解酒、治療咳嗽感冒、尿閉、蜈蚣咬傷、肝膽病、胃腸道疾病、血液病、皮膚病、高血壓病及體虛等。

在餘甘子的現代研究與開發中存在若幹關鍵問題，如鮮幹異用的科學内涵闡釋不足、使用時核仁的取舍不一、炮制工藝有待規範、各地品種間質量參差不齊、質量評價方法有待提升等，限制了現代餘甘子藥材的臨床應用以及資源利用和相關産品的開發。本文通過對餘甘子的本草考證，明确了餘甘子名稱、基原、功用，并結合對餘甘子功用的分析歸納，對其現代研究和開發中的若幹問題進行了探析，為餘甘子進一步的現代藥用價值發掘和應用提供科學依據與理論支撐。

利益沖突 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參考文獻（略）

來 源：李雪冬，潘烨華，田雨閃，楊 烨，龔普陽．餘甘子的本草考證及其現代研究中若幹問題的探讨 [J]. 中草藥, 2022, 53(18): 5873- 5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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