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晗旭

時值4月，位于上海市金沙江路和棗陽路交叉口的華師大二村掩映在一片綠色之中。

這個擁有27棟公寓樓的小區，修建于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小區内的建築大多都是沒有電梯的老式公寓，公寓外體的紅磚，以及樓道上的老式鐵窗，都記錄着歲月的變遷。

華師大二村本是華東師範大學為教職工提供的栖身之處。從學校中山北路校區後門（棗陽路門）出發，步行200米即可到達小區。現當代文藝理論家錢谷融和華東師大中文系終身教授、《大學語文》教材主編徐中玉生前都曾居住于此。

如今，華師大二村仍居住着很多老教授。比如已有84歲高齡的華東師大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趙修義就依然生活在這裡。

78歲的王彪是在2002年搬到這來的。據他介紹，現在華師大二村的310戶居民中，有100多戶仍與華東師大息息相關，或是同他一樣的離退休教師、職工，或是仍然在職。

這個不為外人所知的小區，卻在本輪上海疫情中因一封求助信引起了外界的廣泛關注。

4月12日淩晨，一封來自華師大二村居民的求助信開始在網上流傳。

信中描述，自4月1日封控以來，小區隻收到過一次物資配送，小區内不少獨居老人缺吃少喝、生活困難。更糟糕的是，小區居委由于缺人面臨癱瘓，陽性居民遲遲得不到轉運，且出現感染者以來，小區從未進行過專業消殺。

多位華師大二村居民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求助信中所描述的情況基本屬實。原計劃4月5日的浦西解封并未如願到來，大家儲備的食物越來越少，但核酸檢測陽性感染者卻一個接一個地冒出來，而轉運、消殺遲遲未見。這一切都讓居民們感到不安。

華師大二村居民陳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直到4月9日小區挨家挨戶摸排情況時，作為志願者的他才發現，自己隔壁一對八十多歲的夫婦食物已嚴重短缺，僅夠兩三天的，而老人中風後的常用藥已經從每天三次減少到兩次。

他介紹說，這樣的老年人在華師大二村390多位居民中占了八成。對他們來說，既不會上網搶菜，也無法應對刷屏的團購接龍，自救能力非常有限；而更令人感慨的是，這些老人不到迫不得已，不會向外人講述他們的處境，甚至對不在身邊的子女，也鮮少主動求助，因為他們不想成為年輕人的負擔。

4月18日，仍在封控之中的華師大二村。攝影/本刊記者 田雨昊

老人們缺食少藥

以往，每天早上五點多，居住在華師大二村的王彪都會準時在鳥鳴聲中醒來。等用過早飯或是午飯後，他會帶着兩歲多的小孫子步行200多米到華東師大校園，或到500多米外的長風公園去轉一轉。

91歲獨居在華師大二村的張麗蓉阿婆，平時都自己燒飯。由于沒有電梯，住在4樓的她上下樓有些吃力，每次從一樓爬上二樓，她會歇一會兒，數100個數再繼續往三樓爬，三樓有個凳子，她坐在那裡數到200，再往四樓爬。

盡管上下樓不方便，但張麗蓉阿婆仍時不時會去小區對面的餐廳吃飯，有時還會搭上一個多小時的公交去城隍廟看一看。在她看來，這是她在上海生活的一部分。

近一個月，這樣平常的生活被疫情打斷了。

3月28日，上海宣布以黃浦江為界，浦東、浦南及毗鄰區域當日實施封控、4月1日解封，浦西地區4月1日實施封控、4月5日解封。

當天，華師大二村的居民們便紛紛開始囤菜。

華師大二村對面有一家小超市，旁邊有一家生鮮連鎖店“錢大媽”，這也是居民日常買菜的地方。但3月28日，小超市因為出現感染者被封，第二天“錢大媽”也被關了。

4月1日，封控如期而至。

第二天，華師大二村收到了一批街道發來的物資禮包，也就是求助信裡所提及的他們唯一收到的那批物資。據居民林曉翔回憶，這份禮包裡有三根胡蘿蔔、一顆包菜和兩塊雞胸肉。而此後，直到4月11日，小區居民再未收到任何物資配送。

不會搶菜、也不會團購，讓老人們的囤糧越來越少。

海娜的父母也住在華師大二村。封控後，她每天都會和父親通過微信聊天。父親從來不說缺少食物，隻是告訴她，一切都好。被海娜問起，他也總說“不缺吃的，政府會解決的”。

直到有一天，父親打電話給海娜，問她能否幫忙買些吃的，海娜才知道他們已經好幾天沒吃上青菜了，家裡的食物已所剩無幾，雞蛋隻有兩個。

即便這樣，父親也沒有過任何抱怨或不滿，還囑咐海娜，不要在外面多說，免得傷了居委會和志願者的心。

老年人面臨的另一個困境是，封控讓日常用藥的補充也成為難題。

87歲的劉原和他83歲的愛人都是空軍退伍老兵，1978年轉業來到上海，1982年搬到華師大二村居住。2020年，劉原的愛人突發腦梗，癱瘓在床，吃飯也需要别人喂，劉原自己的胯關節也做過手術，腿腳行動不便。

疫情前的每個周末，在浦東八佰伴生活的兒子都會回來探望他們。再加上日常有保姆照顧，生活一直有保障。如今，他們與兒子各自被封在黃浦江兩岸，隻能靠電話聯系。

直到4月9日小區志願者上門統計每戶居民物資需求時，劉原才告訴對方，自己愛人的降糖藥所剩不多，已經從每天三次減少到兩次。他說，“志願者都很忙，我想着還能撐幾天，不給他們添麻煩。”

缺藥的并不是劉原一家。父母住在華師大一村的胡欣告訴《中國新聞周刊》，4月11日那天，她與父親通話，發現周遭很吵，這才知道83歲的父親正獨自拿着醫保卡和通行證走了6站路，到社區醫院去配藥。

唯一的居委會社工

4月1日，按市裡的要求，華師大二村需要進行全員核酸檢測。在小區的一塊空地上，小區居委會唯一的社工王嵘禮組織着27棟樓裡的全部居民下來檢測。

多位居民回憶，當天大喇叭反複響着，一時間全員出動，再加上沒有人維持秩序，場面一度擁擠、混亂。

據王彪回憶，這一輪核酸後，小區便報告了異常結果，等待複核，但直到4月4日，陽性感染者仍未被轉運出去。而這一天，第二輪全員核酸又開始了。

林曉翔記得，自己所在的樓棟是最先出現核酸異常的。但當天，他和樓裡其他人依然混在人群中完成了檢測。

這輪核酸後，小區再次報告陽性感染者。陳東回憶說，“但具體幾例，分布在哪棟樓，信息并沒有公開，隻有居委會知道”。等4月7日第三輪核酸過後，又出現了一例陽性感染者。

雖然沒有确切消息，但出現陽性感染者的消息開始在小區裡不胫而走，大家也越來越覺得不安。

但與此同時，小區裡需要做的工作也越來越多，組織核酸、發放抗原檢測試劑、送物資、幫老人配藥、解決居民提出的問題……但這一切，最初隻能壓在王嵘禮和十來個已年過古稀的樓組長身上。

據了解，華師大二村之前有自己的居委會，但2020年小區專屬居委會被撤銷，轉而被并入隔壁小區長風三村居委會。去年，社工王嵘禮才接手了華師大二村，成為小區唯一的居委社工。

求助信中也提到，長風三村由于有疫情，居委會根本無法抽調更多的人手顧及華師大二村。現實情況也确實如此，自封控以來，多位小區居民表示從未見過其他居委會成員，隻有王嵘禮一人在忙前忙後。

作為長風三村居委會中唯一負責華師大二村的工作人員，過去十幾天，王嵘禮每天就睡在居委會辦公室。

除了之前提及的常規工作，他還要為小區裡5位超過90歲的獨居老人送飯上門，包括張麗蓉阿婆。

為了避免感染風險，封控樓的所有事情也基本靠他一個人。“像抗原檢測試劑、物資和藥品之類的東西，志願者先完成分發，然後讓‘大白’搬到貨架上，他再帶上去分發到每戶。”陳東說。

由于缺乏組織、缺少人手，在封控初期，華師大二村很多工作得不到有效落實。比如，就有居民反映，有一批從外省運來的蔬菜，堆放在小區門口好幾天，直到腐爛也沒人管。

據居民林曉翔回憶，當時有在門口的志願者拍照發到群裡，後來有些封控樓的居民缺物資，就直接去裡面扒出來一些還能吃的蔬菜。

好在後來小區一些年輕人開始加入到志願者隊伍中來，40歲的陳東就是其中之一。4月8日傍晚，陳東開始幫助王嵘禮理順小區要做的各項事情。他們先是将小區群的二維碼打印出來，在每個樓道門口貼上一張，再廣播通知大家掃碼加群。

沒有及時入群的，他們從4月9日開始逐戶聯系，有微信的都邀請入群，同時統計居民所需的物資、用藥需求。

通過微信群組織核酸檢測，也讓事情變得容易起來。4月10日，小區的第四輪核酸便是由志願者帶着醫生輪流走到各樓門口，逐棟進行。這既維持了秩序，也避免了可能的交叉感染。

陳東還通過朋友聯系到了武漢微光救援隊。4月12日晚，微光救援隊連夜過來給每棟樓做了消殺，包括樓道内環境及門把手、樓梯扶手等所有手可能觸摸到的地方。

“他們不該被遺忘”

求助信發出的當天，華東師大就做出回應，表示二村是不少離退休教師的居住地，自疫情發生以來，學校高度關注關心他們的生活狀況。學校正溝通協調所在區和所屬街道，師生校友也慷慨捐贈物資。

當天，長風三村居民區黨總支書記顧辰晨也趕到華師大二村。他在小區表示，居民關心的陽性感染者轉運問題将在當日得到解決。

4月12日，還有媒體注意到，一車馄饨正被送進華師大二村，志願者們用平闆手推車分發到各個樓棟。

兩天裡，華東師大校友丁祖昱給小區全體居民發放了馄饨、杏花樓禮包、牛奶和雞蛋。另一校友丁楊陽通過上海仁德基金會，給小區志願者及工作人員送來了口罩、防護服等防疫物資。

在接下來的幾天，華師大二村又陸續收到了更多的物資：4月14日，華東師大經管學部校友通過華僑事業發展基金會向小區的志願者及工作人員捐贈了100套防護服、100個N95口罩、200副醫用手套、100瓶酒精噴霧及30瓶消毒液；4月15日，社會愛心人士張楠通過恩派公益基金會捐贈150份蔬菜，華師大校友通過新滬商賽艇會捐贈油、米、餅幹、雞蛋各200份，在保障退休物資的前提下，剩餘物資亦分發給所有居民；4月16日，上海銀發無憂科技為老人捐贈1000斤蔬菜。

4月14日，華師大二村志願者再小區大門内等待分發物資。圖/受訪者提供

在校友等社會力量的幫助下，華師大二村終于暫時擺脫了物資短缺的困境。

問題解決之後，但海娜的擔憂卻沒有停止。“在上海，像這樣老人居多的小區，遠不止華師大二村”，海娜說，“他們不該因為沉默就被遺忘。”

《上海市民政事業發展“十四五”規劃》顯示，上海是目前全國老齡化程度最高的超大型城市，約有533萬老年人，占總人口36.1％。根據官方統計，截至2020年底，上海獨居老年人數為30.52萬人，其中2.26萬為孤老。

疫情發生後，有媒體曾對部分上海獨居老人疫情的現狀和困難做過統計，在浦東新區周家渡街道、徐彙區嶽陽路的老弄堂等多個小區，數十戶受訪的獨居老人均面臨着信息壁壘，其中大多在物資和醫療上已經遇到困境。

同樣無法忽視的，是智能化時代下老人們的窘迫和無助。有志願者介紹，其所在小區裡大多數爺爺奶奶不太會用智能手機，連朋友圈發一張照片操作起來都很費勁，每次核酸檢測用的健康雲、随申碼對他們而言也并不友好。而像張麗蓉這樣年紀的阿婆，更是連微信也沒有。

《中國新聞周刊》在幾個小區的團購群裡看到，在接連發起的大米團、豬肉團、蔬菜團、酒精團等中，除了用相關小程序參團外，還會再發起新的群聊，譬如“奶油富士蘋果群”，并将二維碼發入大群中。

年輕人一個疏忽，可能就錯過了截團時間，老年人操作不熟練，一晃神，團購的消息就被更多的群聊刷了過去，再翻起來就更為吃力。

“我現在還沒有去搶購過，不敢搶購，也不會，還得靠年輕人。”退休前負責工廠生産技術、喜歡各種創造的華師大二村居民江信飛感慨道，“現在人老了，不中用了。”

“社區‘三駕馬車’，業委會成員年齡比較大，物業正在更換中，責任都落在居委會身上”，華東師範大學教師林慶華表示，眼下華師大二村治理确實比較難，特别是居委會工作人員少，可能需要想一想更好的機制，把多種力量發揮出來。

（應受訪者要求，張麗蓉、海娜、林曉翔、劉原、陳東、胡欣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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