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這個标題可能有人會問了，皇帝還需要“開小竈”上課去培養自己的公德？這不是搞笑嗎？其實不然，古代皇帝是很注重自身修養的，畢竟一國之君要起到表率，給臣子做好帶頭作用，而且也抵不住那些儒臣一次次的建議。

而且皇帝對于過去封建專制時期來說就是萬物的主宰，但是隻有聖明的君王才能赢得天下的長治久安，所以古代的封建帝王為了讓自己了解曆史更替的原因，他們通常會給自己“開小竈”，也就是找人教自己儒家倫理知識，了解那些帝王的失敗原因，并以此為鑒，那麼皇帝都會開什麼樣的“小竈”來給自己補知識呢？

可能按現在的環境我們會把這種“開小竈”的上課方式叫做補課，但古時候可沒有皇帝上課之說，畢竟是九五至尊，給皇帝上課那豈不是看不起皇帝的智慧，所以為了高大上一點，把這種皇帝學習知識的制度叫做經筵，意思就是在特定的時日，特定的地點，由特定的臣子來給皇帝普及文化知識，了解曆史王朝興替的原因，并通過對儒家思想的學習來達到修身養性，培養美德的目的。

而且這種經筵講學最早可以追溯到漢朝，當時雖然沒有明确的制度去規定皇帝特定時間去學習，但是也已經形成了一定的習俗，後來發展至宋朝時才正式被制度化，至明清達到了鼎盛，所以經筵講學也是有着深遠的曆史并對曆朝曆代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宋史中記載着經筵講學時朱熹與其他大臣的交流，這證明在宋朝時期經筵講學已經被統治階級認可。

《孫逢吉傳》記載:“朱熹在經筵持論切直，小人共不便，潛激上怒，中批與祠。劉光祖與連吉同在講筵。”

知道了這“開小竈”的來曆和皇帝“補課”的目的，可能很多人就要問了，皇帝每天那麼忙，他們抽出時間都去學啥内容了？

曆代經筵講學中四書五經都是必不可少的書目，比如《論語》、《尚書》、《易經》等，在講學之前直講官要根據現實社會的需求和對皇帝的影響來決定抽選這些必講科目中的某一篇章，而且直講官要進行打草稿，想好自己的講學思路，然後由多位大臣審議所講的題目是否合适，通過審議後會由皇帝親自批示。

這才算是講學題目的标準流程，不過從這種流程我們也看到了經筵講學不單單是為了給皇帝傳輸儒家思想，鞏固統治，更深層的其實是皇帝通過這種學習的方法來向百姓宣示自己的仁政，所以很多時候的宣講題目更多是政治需求。

由于順治皇帝是清入關以後得第一位，所以很多制度都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逐步确立并實施的，經筵講學也不例外，在順治九年的時候，由禮部議定，皇帝批準，規定每年的春季和秋季各舉行一次經筵，（清代皇帝中能夠每年春秋各舉行一次經筵的很少，隻有康熙皇帝在這方面做的比較好）春季大多是在二月開始，秋季大多是在八月開始，但是也會因為國情和活動範圍有所改變，比如遇到大災或者皇親國戚離世等，而且清朝前期的皇帝很喜歡巡遊和秋狝，所以這種外出情況下經筵也隻能暫停。

乾隆《欽定大清會典》(卷二十五)是這樣規定的(括号内為嘉慶朝增訂内容):歲春、秋仲月，由禮部疏請(每歲春季于開印後，秋季于七月下旬，由禮部具題，得旨，欽天監擇吉時日。于前三日，恭繕禮節具奏。如先期奉旨某日禦經筵，仍欽夫監擇吉，恭進禮節)。得旨，翰林院列講官名具奏，以滿漢各二人分講書、經。掌院學士暨直講官拟篇目，撰講章，奏請欽定(欽命四書經義各一道，直講官模拟講章進呈。若二仲月恭遇巡幸，停止具奏)。

這種經筵講學不單單時間有限制，而且地點也是特定的，在明朝時期是在文華殿進行經筵講學的，但是因為在明朝末年時李自成的農民軍攻入皇宮後導緻文華殿被戰火毀壞，所以在順治到康熙二十四年時基本都是在保和殿舉行的，後來一直作為經筵講學的文華殿修繕完畢以後經筵講學之地又改在了文華殿。

曆來帝王的奢侈程度都是很嚴重的，什麼都要最好的，所以這講學的大臣不是滿腹經綸是很難入皇帝的眼的，在明朝時經筵講學的大臣多為内閣大學士，比如張居正和高拱，其實在清朝要求也是如此嚴格，要由翰林院把有學問的大臣名單統計出來，然後讓皇帝做個評價，挑選比較合适的來充任經筵講官。

由于清朝是滿族人，所以他們想要更好的了解曆史知識就要通過滿漢官員的共同講學來實現，而且為了能夠更好的協調配合，在順治皇帝在位時就規定錄用十六名官員組成的講學團隊，滿漢各八人，這些人被稱為經筵講官，他們要參與到對皇帝的經筵講學當中，但是有可能隻是負責相關流程的進行，并不直接參與對皇帝的教學，因為還有一個特殊的職業叫直講官，意思就是直接負責講授的官員，在清朝早期設置為二人，從十六人的經筵講官團隊中挑選合适的人員。

乾隆朝《欽定大清會典》“禮部”條(卷二十五)明文規定:“經筵之禮，以大學士、尚書、左都禦史、侍郎、學士、詹事充經筵講官。”“翰林院”(卷八十四)部分更詳細規定:“凡經筵講官，滿漢各八人，滿講官以由閣、院升任之三品以上官，漢講官以由院升任之三品以上官，疏請簡用，以原官兼充。”

另外别小看那些不直接參與講學的大臣，能夠加入經筵講官團隊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在清朝律例中也有着嚴格的挑選門檻，隻有符合條件的才能夠給皇帝安排“上什麼課，怎麼上課”。

在古代帝王事務是非常繁雜的，特别是一些比較勤政務實的，平時各地的奏折都要一個個去批閱，還要擔心自己的位置被子孫給占了，那可能有人要問了，既然皇帝那麼忙為啥還要給皇帝“開小竈”，講經筵呢？

其實啊，任何事情存在即合理，既然曆經那麼多朝代經筵都存在，說明學習這些倫理知識确實對皇帝治國安邦有幫助，而且我覺得能夠很好的推行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 其一：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

自古以來，一代代王朝的興替都是有着根本的原因的，不是刑法嚴苛，百姓生活困苦，就是遭受外來勢力的強勢融合，所以古代的帝王為了了解有效的治國安邦之道就必須要去學習曆史上其它王朝遺留下來的知識，畢竟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不是一句空話，這是經過曆朝曆代統治者總結出來的經驗。

而且作為入關以後的第一位皇帝，順治就曾對曆史文獻做出過積極的評價，一個優秀的帝王看重的不是失敗的案例，注重的應該是優秀的國策和失敗的原因，并從自身去尋找不足，積極改正。

順治禦制《資政要覽》時，親自作序。序中說:“聯惟帝王為政，賢哲修身，莫不本于德而成于學。如大匠以規矩而定方圓，樂師以六律而正五音。凡古人嘉言善行載于典籍者，皆修已治人之方，可施于今者也。”

• 其二：對儒學的一種“贊同”

自漢代以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方針實施以後，雖然沒有全方面的尊崇儒術，但是儒家思想确實是占有着主導地位，它的存在為君王安天下提供着必要的條件，三綱五常是百姓賴以生存下去的法則，隻有忠君愛國之臣才是國家之棟梁，謀逆之臣隻能是百姓共同的敵人，所以統治者隻有讓儒家文化深入到百姓、臣子、君王的心中，這個國家的統治權才算是完整，其實他們對儒學的贊同更是一種政治把控的需要，所以這也是經筵講學的存在原因，代表着皇帝都非常尊崇儒家的仁義道德。

• 其三：一種有效的教育方式

古代的皇子作為繼承人，他們是需要良好的教育方式的，雖然在古時候有專門的老師為他們講學，但畢竟會因為早期年紀小不适合去攻讀有助于統治國家的文獻書籍，所以在繼任皇帝以後需要通過博學多才的大臣來為其講經論道，學習好的文化，了解曆史上優秀的治國安邦之道。而且有些幼年繼位的皇上或者因某種不可逆原因而繼位的皇帝會通過經筵了解曆史，學習優秀的古人治國安邦之道，所以經筵制度的本意成為他們成長過程中的一項教育方式一直未改變。

經筵講學由來已久，雖然在清朝後期處于閑置的階段，但不可否認的是清統治者對于教育方式的改革和嘗試，而且經筵制度對于帝王反思曆史，了解曆史也起着一定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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