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五年鄉村治理?鄉村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也是鄉村振興的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實施新型城鎮化戰略、打赢脫貧攻堅戰和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推動下，我國鄉村治理的基礎發生了巨大變化，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于未來五年鄉村治理?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

未來五年鄉村治理

鄉村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也是鄉村振興的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實施新型城鎮化戰略、打赢脫貧攻堅戰和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推動下，我國鄉村治理的基礎發生了巨大變化。

村莊開放性不斷加強

随着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村莊的開放性越來越強，上過學、掌握了科學文化知識的青年一代不再願意像其父輩那樣回到村莊生活。改革開放40多年來，農民工經曆了離土和返鄉的代際轉換。改革開放前出生的老一代農民工，不少人在外務工經商多年後，從城市和外地回到家鄉生産生活；而改革開放以後出生的人絕大多數堅定地走出村莊，到城市、到經濟發達地區、到就業機會多的地方尋找就業發展機會。

村莊的邊界越來越模糊，不再是限制和阻隔村民與外界聯系的籬笆。在村民與外界交往交流增強的同時，由于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村内各家各戶忙着自己的生産生活，共同勞動生産的機會不多，交往交流遠不如集體化時代那麼頻繁。

因此，村莊開放性帶來兩個不同的後果：一是增強了與外部的聯系；二是引發村莊内部結構變化，村民之間異質性增加、同質性減少，鄉村内部的血緣地緣業緣聯系弱化了。

要推動村莊邊界開放和擴大的力量，一是戶籍制度改革，降低了農民流動的門檻和成本，使農民有權利有能力走出鄉村，選擇他們願意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二是行政力量和市場力量的介入，推動鄉村功能擴展，帶動土地流轉、土地整理及其功能變化。

在美麗鄉村建設中，村莊改造和行政村撤并都使得村莊物理邊界不斷變化。村莊邊界開放和變動，使得農村的含義越來越模糊。哪裡是鄉村、鄉村應該是什麼樣子，成為含糊不清的問題。市場和行政雙重力量推動下的工業化、城鎮化使村莊形态和内部差異越來越大。

村莊人口老齡化空心化趨勢加劇

村莊由封閉走向開放帶來農村人口大量外流，特别是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經商、辦企業，絕大多數村莊常住人口主要是60歲以上的老年人。人口結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夫妻一起或全家外出務工經商已經成為普遍現象，青少年出村入市求學讀書成為常态，還有一些家長特别是年輕的媽媽們陪孩子在外讀書，種種情況都使得村莊裡年輕人大量減少。訪談資料表明，全國各地農村家庭戶平均人口在4人以下，說明多子女家庭越來越少。這就預示着鄉村人口空心化和老齡化相當長一段時間内難以改變，很可能還會進一步加劇，對鄉村發展和基層治理提出新要求。

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凸顯

我國“大國小農”的現實決定了農村家庭的承包土地十分有限，多數農民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外出務工經商。除了極少數山區和種植經濟作物的地區之外，農業生産主要依靠機械化播種收割，依靠社會化市場化進行生産管理和服務，農業生産勞動強度大大降低。由于種糧收益低，不少農戶種地積極性不高，人力物力投入較少甚至撂荒承包地。家庭人口減少，家務勞動相應也減少。經濟條件好起來，生活有保障，空閑時間多了，這就使得業餘文化生活需要凸顯出來。受到大衆傳媒和城市文化的影響，流行于城市的廣場舞進入鄉村，成為農村文化活動的重要形式。村莊内部的文化活動一旦開展起來，又會激發人們的潛在需求，帶動更多的人參加文化娛樂活動。

權利意識不斷增強

村民參與村黨支部、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以及村級公共事務的積極性比較高。從訪談了解的情況看，所有類型農村地區，無論外出人口多少，村民對選舉“兩委”主要負責人都高度關注、積極參與。即使在外務工經商，也有不少村民在選舉日回到村裡參加選舉投票。一些不能回鄉的村民，也會通過微信群或委托他人等方式表達自己的投票意向。

黨的十九大以來，村黨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普遍實行“一肩挑”，由村黨支部書記兼任村委會主任，“兩委”成員實行交叉任職。這樣就減少了村“兩委”人員，提高了決策議事工作效率，減少了村級經費負擔。尤其是集體經濟較好的村，村民對參選“兩委”班子成員，特别是支部書記職位非常積極。

總體看，村莊經濟越發達，發展條件越好，人們政治參與熱情越高。除了參加選舉，村民對村級公共事務也十分關心，對涉及自身利益的事情尤其關注。主要表現，一是直接向村幹部反映個人訴求和意見建議，二是村民代表踴躍參加村民代表會議并發表意見。

總體來看，各地鄉村人口外流現象嚴重，鄉村職業多樣化、農民收入來源多元化，村民社會需求增多增高。與此同時，國家對農村實行更大力度的幫扶政策，向鄉村投入大量的人财物，緻力于推動城鄉資源雙向合理流動。其結果卻是一方面國家公共資源向村莊、向基層擴散，另一方面農村人口繼續向村外、向城市集中，沖擊着傳統的鄉村基層治理模式。

[作者為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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