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當事人熱不熱情,記者都應從自己的良心和本分出發,盡可能地把這些故事挖掘出來,告訴更多的人,因為他們的勞動和付出不應該被埋沒。——記錄者:郭洪平
做記者年頭一多,什麼樣的人都能遇到,有熱情的、有矜持的,有能說的、有寡言的,有的上趕着找你,也有的見了記者就躲的。
不過,以我多年從事新聞采訪的體會而言,但凡你說人家的好、表揚人家的,一般來說采訪上不會遇到多大阻力,但是,别忘了,我說的這些都是常理,生活中還經常有不按常理出牌的:
我為啥要聽你的,别說你表揚我,就是你給我塑個像我都不願意,這種人有嗎?有,2021年6月份我就碰上一位。
一個不願意接受采訪的人
2021年是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和人民檢察制度創立90周年,為做好相關的慶祝和紀念活動,《方圓》雜志在全國範圍開展“那些檢察人的年代故事”征文,目的是通過征文,追尋兩代或者三代檢察人的檢察印記,回顧建黨百年波瀾壯闊的曆史風雲,精彩呈現人民檢察事業的發展壯大曆程。
征文開展不久,雜志社很快就征集到了大量線索,其中大部分線索選題研究後确定由當地來完成,而對一些相對重要或者比較特别的10個檢察年代故事,編輯部決定專門安排記者進行采寫,放到七月出刊的《方圓》七一特刊《初心》上發表,以在“七一”期間形成一個相對熱烈濃厚的慶祝氛圍。
很榮幸,我分到了其中一個選題,編輯部讓我負責采寫湖北省老河口市檢察院的一對檢察官父子張克定和張紹偉。也許因為故事中的一個主人公張紹偉和我一樣是軍人出身的原因,領到任務後,我對寫作這篇稿件最初還是挺有興趣的。
看材料、捋重點、列提綱,采訪問題打印了三張A4紙,生怕把有用的、有意思的細節給漏掉了。
我很快根據材料列出了一份有40多個問題的采訪提綱,目的就是想通過提綱所列的問題,對采訪對象形成一個環環相扣的深入采訪,盡最大可能從采訪對象口中多獲取一些情況,這樣,後期寫稿時材料就豐富一些。
可是,在聯系采訪的過程中發生的一個“小插曲”,幾乎讓我差點不想寫這個稿子了。當然,也是通過這個“小插曲”,讓我了解了一個人的脾氣、秉性,反而覺得,這個曾經的軍人挺有性格的,也挺不同的。
“插曲”的大緻經過是,列完提綱後,我馬上和張紹偉聯系,表示了想盡快采訪到他的意思(其父親張克定已去世多年,采訪的事必須找他),滿以為張紹偉會爽快地同意,進而謙虛一下并和我約好采訪時間。
讓我沒想到的是,他不像我之前遇到的那些采訪對象一樣那麼高興并願意配合。他了解了我的意思後,表現得好像有點冷淡,或者說有點不大情願。
盡管北京離老河口隔着1000多公裡的距離,盡管之前他的單位也告訴了他有這個事,但在我從與他的溝通中,我還是能感覺出一些微妙來,這種微妙的感覺來自一開始我們聯系時他就表現出的那種似乎不太上心上。以至于在我發出采訪邀約七八天後,他那邊一點音訊都沒有。
開始,我有點不舒服,從部隊到地方,我搞新聞報道30多年了,采訪了多少人,還沒遇到過這種情況,想表揚人還被人晾着,這叫什麼事。
當然,也是通過這個事,結結實實給我上了一課,讓我長了見識——過去總聽人說有人不想出名,不願宣傳,你誇他他都不幹,不想今天真的遇到了這樣一位。
後來,我實在等不了,就跟編輯說,實在不行就換個選題,因為再拖下去寫稿就來不及了。
之後的結果确實有點戲劇性,通過編輯做工作,我也做工作,再和當地院幾次聯系,再給張紹偉發信息,他總算同意了。不過,他一再表示,“我知道的我跟你說,不知道的我也不能編”。
還反複叮囑,“千萬别拔高,有啥說啥”。怕不放心,還一再交代,“寫完了讓我們檢察長看看,幫我把把關”;等等,由此更可看出來,他的“原則性”的确是蠻強的。
外冷内熱的老檢察官
因為有了前面的許多鋪墊,接下來的采訪自然要順利一些。張紹偉給我發來一個電話号碼,我把電話打過去,他那頭接電話的回應好像要比最初聯系時好多了。
我和張紹偉一邊聊一邊調整問題,盡量找讓他方便回答的問題問,我想的是,隻要他打開了話匣子,我就一定能找準機會問到我想問的問題。
慢慢地,我感覺張紹偉和我一開始聯系時有點不一樣了,他其實不算難說話,和我聊起來挺暢快的,最初聯系時表現出來的“冷”,可能是他對我不熟悉、帶有一定的警惕性的原因,也可能是我最初準備的40多個問題一下就把他“吓”着了或者其他什麼原因吧。
電話裡,張紹偉和我說起了他當兵的事、他家兄弟姐妹的事,也說起了他在空軍某場站當雷達站站長時處理一起飛機降落險情的事,還說起了老父親怎麼動員他轉業檢察院的事以及他到檢察院後辦過的案子、怎麼蹲守、怎麼訊問嫌疑人等,聊了很多。
從聊天中我感覺到張紹偉應該是一個外冷内熱的人,這也許與他多年的從軍經曆有關。有的人就是這樣,外表看上去硬硬的、很嚴肅,内心并不見得是這樣,也許很柔軟呢。
果然,後來我問到他的性格時,連他自己也說,他和父親的性格不一樣,父親是“團結緊張,嚴肅活潑”,而他是“團結緊張,嚴肅不活潑”,寫稿時,我把這些也都寫到了稿子裡,既生動,也有趣,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的為人品性,給人更真實的感覺。
大約一周後,我把寫好的初稿《老張和小張的故事》發給張紹偉看,想聽聽他的意見。張紹偉這時又表現出了他“硬”的一面,他讓我把稿子按程序先發給院裡領導看,院裡領導看完他再看,在他看來,這是“程序問題”,非這樣不可。這樣,我就按他的要求,把稿子發給了院裡和我聯系過的一位領導。
當天下午,我收到了張紹偉發來的一條微信,他表達了對稿子的認可,同時也提到,稿子總體上還是把他們父子寫得太好了。
稿子能得到當事人的認可,我的心就算踏實了,同時,我也再次感受到張紹偉的内斂和低調,内心不禁又多了一些對這位老大哥的敬重。
那天下午,我挺高興的,為我完成了任務高興,也為張紹偉最終支持了我們的工作高興。
望着窗外,我還想到了我曾經接觸過的一些檢察人,他們其實和張紹偉差别不是很大,在我進入檢察系統工作的這20多年,很多檢察人差不多都是這樣的,他們有很好的品質,業務能力也強,但不事張揚,多少年都默默無聞、不計回報,幹了很多活,卻不願意拿出來說。
而這些人在我看來,就是社會的底座、檢察事業的根基,沒有他們日複一日、不求名利的付出,好多事不可能有今天這種局面。
由此我想到,作為一個檢察媒體人,我有責任和義務為他們發聲、給他們代言,盡我的力量宣傳好他們的品格和精神,我想,這就是對他們最好的尊敬。
在2021年《方圓》七一特刊《初心》刊發的《老張和小張的故事》。
盡可能地把這些故事挖掘出來
當然,2021年還有很多難忘的事,有些事也刻在了我的心中。一二月份寫《懸崖邊的少年》《司法救助》以及八月份寫《強制報告》等封面綜述時都遇到過。
寫《司法救助:給困境中的人一縷亮光》這篇稿件時,因為看到的材料比較多,越看越覺得好多基層檢察人真的不容易,有時他們辦一件事要辦好多次才能辦成,但他們不放棄、不抛棄,那種釘釘子精神就令人佩服。
比如司法救助中有一個做法是跨區域救助,案發地在一個省,被救助對象又在另一個省,空間跨度很大,甚至遠距一兩千公裡,這對做具體工作的人來說,非常麻煩,但再麻煩他們也要做。
北京市房山區檢察院在2021年就辦了這樣一個案子:為了救助一個在京打工時因車禍導緻重度顱腦損傷的甘肅小夥毛小河(車禍肇事人無賠償能力,所以需要司法救助),該院第三檢察部主任隗永貴受單位委托,和另一名檢察官王金茹兩次到甘肅省臨洮縣毛小河的老家核實情況。
北京到蘭州,有1400多公裡,坐飛機一個半小時。從蘭州到臨洮,又有100多公裡,坐車一個多小時。從臨洮到毛小河所在的古桐村,還有60多公裡,但這60多公裡隗永貴他們走了足足兩個多鐘頭,中間有一段路全是山路,車子上不去,要自己走上去。
去古桐村時,隗永貴和王金茹不得不棄車徒步往上爬,爬了不到一半就累得氣喘籲籲,等趕到毛小河家裡時,他們兩個人和陪同他們的幹部早已累得不像樣了,但稍微喘口氣,他們就開始說正事,沒有要歇一下的意思,這讓等在小毛家裡的村幹部感動得不行,說什麼也要讓他們先喝碗水再說。
兩三天後,取完證的隗永貴、王金茹返回北京給院裡彙報。一個月後,他們再次以同樣的方式輾轉1500多公裡來到臨洮,依據政策規定向小毛發放了31.8萬元司法救助金。
隗永貴個人還給了小毛父親5000元錢,讓他給小毛多買些營養品,讓孩子早點好起來。拿着檢察官發放的救命錢和他們個人給小毛的錢,老毛,一個60多歲的大男人,眼淚掉得稀裡嘩啦,收都收不住。
這些細節,如果不是記者認真細緻地采訪寫出來,系統外的人不一定有多少人知道。
所以,我常常覺得,我們當記者的,一定要好好寫寫這些檢察人,讓更多的人知道他們做了什麼、付出了什麼。不管當事人熱不熱情,記者都應從自己的良心和本分出發,盡可能地把這些故事挖掘出來,告訴更多的人,因為他們的勞動和付出不應該被埋沒。(本文有删減,更多内容請關注《方圓》2022年1月上期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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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丨肖玲燕 王麗 設計丨劉岩
記者丨郭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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