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十年前就有學者指出，全球超過一半的人口在使用一種以上的語言。

随着科技發展和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世界各國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全球接觸并學習第二語言的人數必然也随之增長，人們也會面臨越來越多在非母語條件下進行決策和判斷的情境：

如在海淘網站決定要不要購買某商品、國際組織成員的談判和決策等。人們根據常識認為，語言不會對我們的決策判斷産生影響。

因為通常情況下，我們都是經過深思熟慮才做出最終決策的。然而，近來有研究表明，同一事件以不同語言形式（母語/外語）表述時，人們的決策和判斷會大有不同，尤其是在道德判斷方面。

具體來說，與母語相比，當道德困境以外語形式呈現時，人們更傾向于做出功利主義判斷，即犧牲一人救更多的人，研究者将其稱為道德外語效應。

為什麼外語會影響個體的道德判斷呢？為了回答這一問題，學者們展開了大量研究，并基于雙加工理論得出了兩種解釋：“認知加工系統增強假說”和“情感加工系統削弱假說”。

這兩種假說均得到了一定的行為學和神經科學實證研究結果的支持，然而根據雙加工理論，情感加工和認知加工是同時存在且相互獨立的兩個子過程，這兩者的不同組合可能導緻相同的結果。

也就是說，“認知加工系統增強假說”和“情感加工系統削弱假說”并不是相互對立的。這使得道德外語效應的機制問題也随之陷入膠着。

回到道德外語效應的所屬領域道德心理學來看，學者們對個體如何進行道德判斷的解釋可以分為理性模型、社會直覺模型和雙加工模型三類。

其中雙加工模型調和了前兩種模型的觀點，也更符合當代神經學的研究發現，因而也是應用最廣泛的模型。以往關于道德外語效應的解釋也多基于此出發。

近年來該領域出現一個新動态，即從建構水平理論視角探索人們的道德判斷。建構水平理論認為人們對社會事物的反應取決于人們對該事物的心理表征，也就是我們頭腦中的建構。

建構可以分為高低兩個水平：高水平建構關注事物的核心特征，形成對事物的抽象表征；低水平建構關注事物的次要特征，形成對事物的具體表征。

建構水平取決于人們對事物的心理距離，當知覺到的心理距離較遠時，人們傾向于以更抽象的高水平建構方式來表征事物。

反過來，當個體用高水平建構表征事物時，感受到的心理距離也就越遠。在建構水平理論的視角下，個體對情境可能采用不同的表征方式，進而形成不同的道德判斷。

以往有關道德外語效應的研究中，道德心理學家們多采用道德兩難困境範式和加工分離範式，前者将道德判斷的兩種原則——道義論原則與功利主義原則視為二元對立、非此即彼（一種原則傾向越強則另一種原則傾向越弱）。

理論上與雙加工模型的觀點相悖，方法上也不能同時得到被試功利主義傾向和道義論傾向的有效指标；後者雖然彌補了前者的不足，但混淆了兩種傾向和一般反應偏好的關系。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Gawronski團隊構建和發展了CNI模型，使得研究者可以計算得出三個參數：

對結果的敏感性—參數C，對道德規範的敏感性—參數N，以及不考慮結果和道德規範的行動或不行動反應偏好—參數I，它們分别代表了三種假設的潛在心理過程：

功利主義傾向，道義論傾向和行為反應傾向。後續研究證實了這一方法在解決道德判斷領域存留的争議問題的有效性，因而得到了廣泛應用。

以往有學者研究過心理距離對道德判斷的影響，也有學者研究過語言對心理距離的影響，但尚未有研究同時考察三者的關系。

因而在已有研究基礎上，研究嘗試從建構水平理論視角出發，采用CNI模型法，探讨道德外語效應的心理機制及影響因素。

語言對道德判斷的影響

自道德外語效應發現以來，研究者們紛紛對此展開研究。但是大多關于道德外語效應的研究多采用道德兩難困境範式和加工分離範式，前者将道德判斷的兩條原則完全對立起來，混淆了功利主義原則和道義論原則的關系。

後者不能排除個體的行為偏好對其道德判斷的影響。為了解決這一問題Gawronski的研究團隊開發了CNI模型，并在多個領域得到應用。

然而少有研究者采用CNI模型探讨道德外語效應。且國内對CNI模型的應用處于起步階段，該模型的文化适用性問題尚不可知，因而本文開展研究一考察CNI模型的文化适用性，同時檢驗道德外語效應是否存在。

研究一結果表明，CNI模型的三個參數指标具有較好的測量效度。首先，CNI模型的三個參數值不存在相關關系，說明這三種傾向是相互獨立的。

其次，CNI模型中被試對結果的敏感度與PD模型的功利主義傾向、傳統兩難困境中的功利主義判斷比例顯著正相關；CNI模型中被試對道德規範的敏感度與PD模型的道義論傾向顯著正相關，而與功利主義判斷比例顯著負相關。

CNI模型中被試的反應偏好與PD模型的道義論傾向顯著正相關，而與功利主義判斷比例顯著負相關，即被試的不行動偏好越強，在道德規範禁止行為中表現出來的道義論傾向越強，反之，行動偏好越強在兩難困境中做出的功利主義判斷越高。

CNI模型的三個指标與PD模型指标、傳統兩難困境中指标之間的相關關系，符合理論假設，因而可以推測，CNI模型具有良好的文化适用性，且研究所選取的道德困境材料質量也比較高。

研究一結果還表明，語言對個體的道德判斷具有顯著影響。具體而言，當以功利主義判斷比例為因變量指标時，相比于中文條件，英語條件下被試更傾向于做功利主義判斷，道德外語效應最初也是通過這種兩難情境二項迫選判斷探索得出。

當以PD模型的U、D參數為因變量指标時，被試U參數在英文條件下顯著高于中文，而D參數在英文條件下顯著低于中文，也就是說外語同時增強了被試的功利主義傾向和削弱了道義論傾向，也支持了Costa等人的觀點：

即道德外語效應的産生是認知加工系統增強和情感加工系統減弱的同時作用，而不是單一結果。

當以CNI模型的C、N、I參數為因變量指标時，外語組被試的N參數值顯著低于母語組，這表明外語降低了被試對道德規範的敏感性。以往也有研究者考察過不同語言條件下，被試對行為結果和意圖的關注是否有差異。

結果表明，相對于外語，母語條件下被試對不良意圖更敏感。而Costa等人的研究表明，母語組被試比外語組感受到了更多的責任。

這一結果可以應用Hayakawa等人和Geiple等人提出的假設進行解釋，即相對于母語，外語削弱了因違反道德規範引起的情感反應，如厭惡感、負罪感，從而減少了被試對道德規範的敏感性。

另外，從CNI模型的結果來看，不同組被試的反應偏好沒有顯著差異，回答了PD模型無法排除被試的反應偏好對其道德判斷的影響這一問題。

為進一步确認道德判斷與語言之間關系的穩定性排除其它可能因素的解釋，研究以被試性别、年齡、學曆為預測變量進行多元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六個回歸方程均不成立，即預測變量不能有效預測道德道德判斷結果的變異。

也就是說，研究發現的道德判斷的外語效應不受被試樣本的性别、年齡和學曆的影響，而是語言引發的穩健現象。

另外，研究一還發現，不管是基于PD模型還是CNI模型，被試功利主義傾向的指标都顯著小于道義論指标。

道德判斷雙加工理論認為，功利主義傾向與審慎、有意識和受控制的認知加工有關，道義論傾向與快速、無意識且自動化的情感加工有關，而在認知心理學家看來，我們大腦是一個“認知吝啬鬼”。

大部分時候都默認啟動第一系統思維的直覺情感加工進行判斷和決策，隻有當第一系統思維不夠用時，才會依賴認知加工。因而，不論從PD模型還是CNI模型來看，在道德判斷過程中與直覺情感加工聯系密切的道義論傾向都要強于功利主義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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