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雷曆史學家、武漢大學曆史學院暨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教授

黃樓

8月10日，曆史學家、武漢大學曆史學院暨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朱雷教授病逝的噩耗突然傳來，我感到十分震驚。7月中旬，朱老師還坐在輪椅上全程參加了紀念唐長孺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會。我是最後幾屆有幸聽過朱老師講課的學生，工作以後又多次得到朱老師的關懷，昔日所見所聞不禁浮現眼前。這幾天心情慢慢平複，提筆記錄幾件朱老師晚年逸事，雖是點滴小事，足以彰顯朱老師的高尚人格。

再次入疆整理文書

朱老師在上世紀70年代陪同曆史學家唐長孺至新疆調查、整理吐魯番文書，已為學界所共知。實際上，時隔40年後，已經70多歲高齡的朱老師再次入疆整理文書。唐先生主持文書整理時，最後的工作是在北京完成的。由于種種原因，有一些文書未能裝箱送至北京，而是由新疆博物館吳震先生保管。此外，吳先生又陸續在吐魯番幾個墓葬中發掘出一批文書。2008年吳先生病逝前，留下遺願，這些文書統一交給摯友朱雷整理。

2010年後，朱老師幾乎每年都去新疆待上幾個月。最初還有博士後崔世平等人協助，後來每次赴疆都是朱老師和田蘇華師母相伴而行。2017年9月，我去新疆曆史博物館調研，當時朱老師和田師母正在館内整理文書。我很關心二老的生活，專門進行了探望。

此前，我不清楚朱老師在新疆的具體情況，親眼看過之後，才知道他們的日常生活很簡單，甚至算是清苦。沒有合适的住所，輾轉在附近的幾家賓館裡居住，也沒有條件開竈生火，隻能去飯店買飯。二老在新疆别無他求，就是埋頭整理文書。依朱老師的成就與學術聲譽，完全可以享受非常安逸的退休生活。支撐朱老師的絕非世俗名利，而是一種情結，或者說是一種心願。

據田師母說，2021年，文書整理工作順利完成，在《吐魯番出土文書補編》出版事宜塵埃落定後，朱老師說，“我的心願總算了了”。我想，朱老師的“心願”應該至少有兩層意思。一方面，這項工作是當年唐先生整理工作的延續，是在完成老師未竟的事業；另一方面，這項工作是摯友吳先生的臨終囑托，也是完成朋友的遺願。

吳先生也是上世紀文書整理項目組的成員之一，朱老師與他的深厚友誼就是那時結下的。不過，有一次，朱老師親口說，吳先生比較“霸道”，工作中常堅持己見、不肯讓步，唐先生要朱老師等人一定同新疆的同志搞好團結，暫時無法定論的多沒有采納唐門弟子的意見。我想二位先生最終成為生死至交，除了都有學術至上的品格外，也與唐先生的叮咛不無關系。

請朱老師寫書序

熟悉朱老師的都知道，朱老師論著談不上“等身”，但篇篇都是精品。不過，他有一個習慣，就是寫東西時常拖延，有時需要多次催促，我們後輩私下稱之為“學術拖延症”。

2017年，我在科學出版社出版一本小書《碑志與唐代政治史論稿》，想請朱老師寫篇書序。一個同門師兄弟知道了，半開玩笑地說，朱老師寫肯定好，但是你要做好心理準備，兩個月都不一定能拿到。大概半個月後，我給朱老師打電話，朱老師說：“快寫好了，三天後你過來拿吧。”三天後，我興緻勃勃地到了朱老師家，朱老師卻說：“實在不好意思，書稿還有點沒有讀完。”見我有點失望，就又問我說，“你的書稿想不想再加點内容，我這裡有吐魯番出土的《張雄墓志》，也非常值得去寫。”然後，就和我談起張雄家族和麹氏高昌王國。不知不覺，半天就過去了。

就這樣，每隔兩三周，我去朱老師家拜訪一次，實則是為了催促書序。朱老師學識淵博，也非常健談。有一次我說文書中的字不容易辨認，朱老師讓我去看《草訣百韻歌》，還講了不同的版本。還有一次，朱老師說他正在關注一份不同顔色書寫的族譜，雖然每次都無功而返，但内心卻大有收獲。

臨近書稿定版的時候，我終于拿到書序，果然用了将近兩個月。與時下書序多屬應酬之作不同，朱老師的書序是認真通讀後所寫，非常精悍，不到一千字卻字字精煉，結尾處還借用《北齊書·斛律金傳》中“麗龜達腋”的典故，對拙著作了較高的評價。慚愧之餘，我想，朱老師的過譽之詞主要還是對青年學者的一種鼓勵。

病榻前的學術交流

2019年，朱老師腦梗複發，在武大旁邊的地質醫院住院調養。我出版了新著《吐魯番出土官府帳簿文書研究》，特意送了他一本。

一天上午，我突然接到田師母的電話，說朱老師已經把書看完了，希望和我交流一下。這個電話大大出乎意料，我原本送書是想讓朱老師知道一下後學沒有終日枉食，不成想朱老師年事已高，住着院還喊我去談話，又擔心書中是不是有什麼不妥的内容，于是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來到醫院。

朱老師思路非常清晰，但是由于腦梗引發的語言功能障礙，隻能發出簡單的音節，需要仔細聽才能分辨出“吐魯番”等詞語。他一邊慢慢地翻着書，一邊含糊地說着話，我隻能輕聲附和着。過了一會兒，朱老師大概察覺我聽不明白，要來紙筆，想要寫字，卻控制不住方向和落點，字也不能成形，看着讓人心痛。見此情形，我想，絕不能讓朱老師多說話了，不如自己主動多講些。

此前在朱老師家閑談時，朱老師提到有一件文書說當地有“城主四，城■二人”，其中“城■”二字，一般釋作“城局”，朱老師認為是“城扃”，指掌城門鑰匙的人。在朱老師的點撥下，我琢磨出個大緻的論文框架，正好向朱老師彙報下。朱老師有時點頭，有時含糊不清地說幾句。

當我說到“■”字在唐代前期與唐末五代時期所對應的正字有所變化時，聽到了朱老師努力說出“劉濤”兩個字，我頓時明白他所說的應該是77級校友、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劉濤。劉先生精通中古書法史，大概是在建議我向他請教吧。

2021年7月，唐長孺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會上，我見到劉先生，立馬當面向他請教。劉先生告訴我，40年前他在曆史系讀書時，就發現這個問題，因為作“局”解釋不通，報告給了朱老師，朱老師也表示贊同。40年前的一次讨論，仍被記得一清二楚，我不由得佩服朱老師的超強記憶力。

由于疫情等因素的阻隔，2019年地質醫院病房裡的這次“交流”是我最後一次聆聽朱老師的教誨。千金易得，良師難逢。感謝朱老師對我關愛、提攜，哪怕是極為細小之事，我都将永遠銘記于心，并鞭策自己在求學路上不斷前進。

（朱雷 作者系武漢大學曆史學院暨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副教授）

來源： 《中國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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