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為外交官（1985年）

1985年9月，我與妻子黃湘開始在渥太華的中國大使館教育處工作。此時加拿大有來自中國的公派留學人員約2000人，分布在十個省的50多所高校和一些科研機構。另外還有數百名自費留學生。大使館教育處主要管理公派的留學人員，包括公費的研究生與訪問學者及所謂“自費公派”的人員（指獲得加方資助，國内單位批準以“公派”身份出國學習的人）。

我們初到使館工作時，國家教委給我們定的級别都是三等秘書。當時加拿大政府限制中國外交官人數，作為變通，我們以“中國教育交流協會駐加拿大聯絡官”的名義在教育處工作，使用綠色的中國公務護照。教育處有官員五人，還有倪參贊夫婦和一位一等秘書。一開始的分工是我偏重于與加方的教育交流工作，黃湘參與内部與留學生的财務管理。我們這個聯絡官的對外身份使用了一年多之後，加方解除了對中國外交官的人數限制。那時我已經升為二等秘書，我們的身份也就變成了中國大使館二等秘書（當時在編的外交官配偶對外都使用夫人的身份），換領了紅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護照。

▲ 獲得生物學博士學位（1987年）

學者轉做外交官也還有一個适應過程，尤其是要練就外交官的各項“基本功”，例如熟悉國家的總體外交政策以及對駐在國外交的各項方針、基本的外交禮儀和保密規定等。我對加拿大的教育和中國留學生的情況都不陌生，所以很快适應了新的工作崗位和新的生活。

在渥太華的中國大使館當時有外交官40多人，算上工勤人員和家屬近90人，算是中等規模。加拿大是最早與中國建交的重要的西方國家之一，曆屆中國大使級别都很高，早期黃華、章文晉出使加拿大之前都是外交部副部長。我們到使館時的大使是餘湛，也曾任外交部副部長。那時的中國外交官不能帶家屬随任，也有夫妻雙方都在大使館工作的，但是不能帶子女。我們在館工作後政策已經有所變化，配偶可以作為編外人員随任，如不随任也可以公費來探親一次。後來國家的政策更寬了，子女可以來國外上學，連父母都可以來探親了，不過我們沒有趕上這個好時候。

▲ 與妻子黃湘在北京（1979年）

以前我們的外交官是供給制，國外管吃管住，隻發少量零用錢。我們到館前已經改為薪金制。不過那時薪金标準不高，記得我做一等秘書時月薪不過200美金，與今天我們駐外的外交官的薪金标準差得實在太遠了。吃飯仍然是食堂制，但要交夥食費。這裡不妨回顧一下20世紀80年代中國外交官的衣、食、住、行。

衣

剛到大使館我就發現，我們的外交官出去活動和在館内接待來訪者時都西裝筆挺，不過面料和款式都相近，因為大都出自北京百貨大樓的外交人員服務部或“紅都”服裝店。而隻要是在館内辦公，大家則穿得越随便越舒服越好。

我們的辦公室都不對外，會客有會客室。大門口的值班員通知誰有客人，此人就在辦公室換上西裝下去會客。辦公室裡沒有人穿西裝打領帶，都是便服加布鞋，還有穿拖鞋的，圖個舒服。我由于幾年的留學生生活，不太習慣這種灑脫的着裝方式。我覺得在辦公室穿着整齊反映一種積極的精神面貌與工作态度，而且是對同事們的尊重，所以我到館工作後堅持每天上班都穿西裝打領帶。

一開始我打領帶去食堂吃飯，其他處室的同事總問我是不是有外事活動，因為大家都是有外事活動才着正裝的。教育參贊對此很贊同，後來先是教育處的其他同事開始上班穿西裝打領帶，再以後使館大部分同事也都開始上班着正裝，這也是我們逐漸開放的标志。

那時我們的薪水不高，不可能買名牌衣服。國内做的衣服又不大夠水準，如何買到物美價廉的服裝就成了一大學問。渥太華的大百貨公司每年會有一兩次大減價活動，服裝集中在一個體育館裡減價出售，這是我們這些不富裕的中國外交官添置衣服的好機會。幾次采購回來，外交官都穿上了外國生産的西服。雖然在對外活動時常會“撞衫”，但畢竟陣容明顯改觀了。後來外交官的收入逐漸提高了，衣服的質量與款式自然也就不大一樣了。

▲ 與妻子黃湘在加拿大（1983年）

使館的女同志們早先是不化妝的，也不太注意着裝搭配。黃湘從留學生中來，很注意儀容整齊，她和館内幾位年輕女同志每天化妝，換不同的衣服。其他女同志看了也慢慢注意起衣着打扮。愛美之心，人皆有之，有時隻是需要有人帶個頭。當時的餘湛大使和夫人左伊對她們此舉也很支持。

食

中國駐外的使館從開始供給制就是吃食堂，我們在時仍如此。使館那時共有四位廚師，都是南方來的，年輕且手藝好，使館的宴請和招待會都是他們做。渥太華的外交使團都知道中國大使館的飯最好吃，絕非外面中餐館可比。

那時我們使館的飯廳在地下室，各處室都有自己固定的餐桌，每個人有固定的座位。早飯通常是稀飯、鹹菜、饅頭、牛奶。一周一次豆漿油條。我留學時就養成晚睡晚起的習慣，從不去吃早飯，唯有吃豆漿油條那天才會例外。中飯和晚飯都是兩菜一湯，一葷一素，随便吃，沒有限制。大使夫婦單有一個小桌，但是飯菜與所有人都一樣，無任何特殊。使館每個月要吃一頓餃子，每逢此時，所有女同志都去廚房包餃子。女同志在一起七嘴八舌，熱鬧非凡。

秋天總有當地華人送來一些大閘蟹，食堂會在周末擺出啤酒，讓大家痛飲一番。

外交官常在外面吃飯應酬，我們請加方多是在當地的中餐館，加方請客大都在高級的西餐館或大酒店的餐廳。幾年内我們光顧過渥太華的許多餐館，但是覺得吃得最舒服的還是在我們中國大使館自己的飯廳。

住

▲ （圖片來自網絡）

中國大使館所在的建築原來是一座修道院，使館各單位除教育處外均在這裡辦公，宿舍也在這裡。那時的條件不好，每對夫婦隻能有一個單間。後來國内幾次派工程隊來改造，有了帶洗手間的宿舍。

我們教育處20世紀80年代初就在使館附近買了一棟三層小樓，除二樓作辦公室和會客室外還有三套單元房可供居住，這在當時算是比較好的條件。

我們離開以後使館又曾幾次改建，辦公與居住條件有了很大改善。再以後外交官就可以到外面去租房住了。那時我們的使館有一個面積很大的後花園，有花有樹有草坪，飯後大家都喜歡在那裡散步，呼吸新鮮空氣。

多年後的2017年春，我去渥太華主持一個國際會議，應新任駐加拿大大使盧沙野和教育參贊楊新育之邀再訪中國使館，看到館内的條件與30年前相比實在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行

在加拿大汽車就像一個人的腿，沒有車寸步難行。我們那時使館的車輛是不缺的。大使的車是一輛凱迪拉克，很氣派也很舒适。我們的車都挂紅色的外交牌照，警察對外交車很客氣，即使違章，隻要不太過分，一般也不找你的麻煩。那時中國外交官自己開車的還不多，使館有三名專職司機，主要負責給大使開車并開公務車。教育處官員則自己開車。我和黃湘在留學時就有駕照，在教育處各開一輛别克牌轎車。

黃湘恐怕要算是中國駐外使館領館中最早開車的女同志，也給館内其他女同志學開車帶了個頭。

為了豐富業餘生活，使館經常組織大家在周末去郊遊野餐。此時十幾輛紅牌外交車一起出動，排成長龍奔向風景點。食堂為大家準備豐盛的食物，有各種燒烤、主食和飲料。在綠色的田野上和清澈的河流旁，大使、參贊與工勤人員一起野餐。我們坐在草地上，伴着清清流水，仰望着藍天白雲，陶醉在大自然中。每年春節，使館會在除夕夜聚餐。飯後是聯歡會，每個人都上場表演節目，大使夫婦亦不例外。在回蕩着歌聲與笑聲的大廳裡，我們忘卻了身在異國他鄉，隻感到集體的溫暖。這樣充滿同志之間真情的歡樂時刻實在令人難忘。

▲ 與餘湛大使（右一）和大使夫人左伊（右三）在一起（1986年）

我們初到使館工作時的大使是餘湛，他是一位老革命，有豐富的外交經驗，當過外交部主管東歐事務的副部長。我曾經親眼見過他在使館遇到突發事件時，不慌不忙，沉着指揮的大将風度。他和夫人左伊都沒有架子，平易近人。在飯廳，我的位子就在大使夫婦就餐的小桌旁，我有時會端着飯碗向餘大使請示事情，他毫不在意。

接任的大使是擔任過外交部美大司司長的張文樸。說來我家和他家還是世交，我的祖父在20世紀20年代留美回國後在清華大學政治系任教，當時的系主任就是張大使的父親張奚若，兩家都認識，私下裡我還應該稱他一聲叔叔。張大使業務能力極強，中英文俱佳，對部屬要求嚴格。在他手下工作一點松懈不得，同時也能夠學到許多東西。餘大使多年前就已經謝世，後來我們還去看望他的夫人左伊。2018年我退休後與黃湘一起去看望了張文樸大使和夫人張沛。九旬高齡的張大使思路一如既往敏捷。

▲ 1989年國慶招待會上與張文樸大使（左二）和大使夫人張沛（右二）合影

說實話，30年前我們在中國大使館工作時各方面條件都不算好，半供給制的集體生活有種種不便，但是同事之間與各單位之間非常團結。使館在前後兩任大使餘湛和張文樸的領導下，充滿了團結活潑的氣氛，至今回想起來仍然令人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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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 | 《我在國際組織的25年》

作者 | 唐虔

編輯 | 外交官說事兒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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