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思勇（公衆号： 感悟常識 ） 今天

進步與理性

斯塔夫裡阿諾斯認為，在17世紀英國革命以後，歐洲政治革命的第二個階段是1789年法國革命之前的一個世紀中出現的所謂的啟蒙運動。

《大辭海》對啟蒙運動的解釋是：啟蒙運動是17—18世紀歐洲資産階級和人民大衆反對封建專制和教會神權的思想文化運動。但斯塔夫裡阿諾斯卻想強調，啟蒙運動一詞源自以下事實：這一運動的領袖們認為他們生活在一個啟蒙時代；他們将過去基本上看作一個迷信和無知的時代，認為隻是到了他們的時代，人類才終于從黑暗走進光明。所以，斯塔夫裡阿諾斯特别強調，啟蒙時代有二個基本特點：即進步與理性。

正是因為啟蒙運動，才有了一直持續到20世紀的這種“進步”的觀念。人們開始普遍認為，人類的狀況會穩步地改善，因此，每一代的境況都将比前一代更好。

人們為何如此堅信這種不斷的進步是可以保持的呢？答案非常簡單：因為人們相信人類通過利用理性的力量就可以做到。

問題是人們為何會對理性如此的信任呢？這是因為被牛頓證實的萬有引力定律深刻地影響了那個時代的知識精英，這些知識精英相信存在着不僅控制物質世界而且控制人類社會的自然法則。據此他們開始将理性應用于所有領域，以便發現種種有效的自然規則。

如此這般，啟蒙時代的知識精英開啟了讓一切事物——所有的人、所有的制度、所有的傳統都受到理性的檢驗。無疑，這對任何時期的任何社會來說，都是一個嚴峻考驗，對于已過了全盛時期的法國及整個歐洲的舊制度而言，更是尤其嚴峻的考驗。

在經濟、宗教和政治領域的主張

啟蒙時代知識精英利用理性的力量檢驗一切事物的結果，不僅使法國和整個歐洲的舊制度受到毀滅性的批判，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發展起一系列革命的原則，并着手通過這些原則實現大規模的社會改革。

在經濟領域，他們主張自由放任。亦即讓人民做他們願意做的事，讓自然界自然地發展。這種對政府幹涉的反對，是對通常所說的重商主義嚴格管制經濟生活的一種反應。在國家建設的早期階段，重商主義被認為是國家安全所必需的。但是，到18世紀，它似乎是多餘的，甚至是有害的。自由放任主義由蘇格蘭人亞當·斯密在其名著《國民财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一書中作了出色的系統闡述。他論證說，就個人的經濟活動而論，自我利益是個人活動的動機；國家的福祉隻不過是在一個國家中起作用的個人利益的總和；每個人都比任何政治家更清楚地知道其自身的利益。

在宗教領域，他們主張“砸爛可恥的東西”，即消滅宗教的狂熱和不寬容。知識精英們拒絕接受上帝支配世界并任意地決定人類的命運這種傳統的信仰。相反，他們尋找一種與理智的判斷相一緻的自然宗教；他們認為人的理性乃是自然的賜予，而不是宗教或“文明”的産物，因而宗教必須自然化，宗教也必須與“自然”的理性和諧共存；結果産生了種種根本違背宗教正統觀念的東西。

有些人成為徹底的無神論者，否認上帝的存在，痛斥宗教是教士和政治家的工具。另外一些人成為不可知論者，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上帝的存在。不過多數人都是自然神論者，他們樂于贊同上帝存在并創造了世界的主張，但堅決認為，上帝創世後，允許世界按照某些自然法則運轉而不加以幹涉。因而，自然神論者既能接受上帝和基督教教義，同時，又能拒絕接受某些帶有超自然色彩的東西，如聖靈感孕、耶稣的複活、基督的神性和《聖經》中的神啟。

所有這些新的主張反映了理性主義者對“天啟”或“超自然”宗教的懷疑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長。這是自基督教在歐洲獲勝以來，基督教傳統首次出現了明确的破裂。

在政治領域，他們引入了一個關鍵性的詞語——“社會契約”。英國政治理論家約翰·洛克在1690年發表的《政府論》一書中系統地提出并論證了統治實質上就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一種政治契約。他指出人們按契約成立國家的目的是保護私有财産，因此國家不應幹涉公民的私有财産。他的名言是“我的茅屋子，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洛克甚至進一步認為，私有财産是人權的基礎，沒有私有财産無人權可談。洛克特别強調“權力不可私有，财産不可公有，否則，人類将進入災難之門。”

法國哲學家讓·雅克·盧梭把它改變成一種社會契約而非政治契約。盧梭繼承了洛克的“人民主權說”，進而提出“主權在民”的主張，他認為一切權利屬于人民，權利的表現和運用必須體現人民的意志。政府和官吏是人民委任的，人民有權委任他們，也有權撤換他們，甚至有權舉行起義，消滅奴役壓迫人民的統治者。盧梭還強調“公共意志”，認為它非常重要，公民應接受它的統治。“公共意志”的具體形式就是法律，遵守法律的行為就是自由的行為。

啟蒙運動最大的直接成就

斯塔夫裡阿諾斯認為，啟蒙運動最大的直接成就是說服和影響了歐洲的許多君主，使這些君主在不經意間至少接受了他們的某些學說。當然，這些君主仍然堅持他們以天賦之權進行統治的理念，但是他們已接受了其統治目的是要為人民謀利的思想。

這些仁慈的專制君主中最聞名的是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俄國的葉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和哈布斯堡帝國的約瑟夫二世（1765—1790年在位）。葉卡捷琳娜也許是最有口才的，常常說出如“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應當平等”“君主應為其人民服務”“一個國家若劃分成少數大地産是很危險的”，等等；不僅如此，葉卡捷琳娜還在其施政中切實改善了自己國家的行政制度和教育制度。腓特烈大帝則為促進普魯士的農業做了大量工作，而開明的專制君主中最真誠、最認真的約瑟夫二世在其統治期間更是為了将其帝國改造得與新的原則相一緻而把自己弄得筋疲力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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