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陳燦傑 實習生 李夢雅

農婦韋巧連又要上班了。洗碗廠車間悶熱，透着剩飯馊味，54歲的她平日裡沒少和丈夫抱怨裝碗、摞箱的疲乏，但6月25日這天，她還是騎上電瓶車，趕去離家近12公裡的洗碗廠。

每月平均三千的工資到賬，不識字的她會讓丈夫再确認下，她想給兒子攢彩禮、攢房子首付，也給自己攢點養老錢。

下午5點，一切都來不及了。丈夫王啟三去工廠接妻子下班時，看到她昏倒在廠門口附近的樹底下，腳耷在路邊，口吐白沫，熱得一個勁兒往上噴氣。妻子被送到醫院後，直接進入了ICU。7月7日，她因重症中暑、即熱射病引發的多器官衰竭死亡。

據國家氣候中心監測，6月1日至7月12日，國内平均高溫日數為1961年以來曆史同期最多。河北、陝西等多地高溫日數較往年增多5至10日。入夏以來，媒體已報道多個熱射病死亡病例。

如今，距韋巧連離世已過半月，一道陰影仍籠在家屬心間。

酷暑

中央氣象台數據顯示，6月25日星期六，開封市白天平均溫度為36.9度，最高氣溫37度。

韋巧連就職的河南衆碗典範環保科技有限公司（下文簡稱“衆碗公司”），其車間同樣難抵炎熱。

韋巧連前工友莊燕華在去年7月離職，她回憶，一到夏天，因為車間空間大，僅有的一個冷風機懸在頭頂，“制冷效果也達不到。”“熱得很”，莊燕華說，除了包裝車間，其他車間沒有空調，廠裡也沒有針對高溫工作的管理規定和防暑措施。

事發後，王啟三多次去到妻子工作的車間，裝箱點在工廠大門旁，緊臨室外的熱氣，裡邊的兩個工業風扇呼着熱風。

車間流水線現場。

廠裡待清洗的碗碟。

那天，韋巧連早上8點上班，王啟三回憶，她的工作主要是負責将包裝好的碗筷裝箱，再一箱箱摞好。

幹了一上午，韋巧連打電話給他，說覺得不舒服，午飯吃不下，想請假，“（但領導）說你要走了，這也沒人幹活，叫堅持幹到3點30。”王啟三解釋，裝箱崗位共4人，當天有一人請假，這可能增加了妻子的工作量。

到下午4點，妻子又打來電話，說在廠裡待着，可能中暑了，得開車去接她回家。王啟三當時離廠子有10多公裡，收廢品的他急忙把三輪車裡的東西卸了，趕到廠也5點了，之後在工友告知下，他找到了昏倒的韋巧連。

衆碗公司副總經理常秋良在事後的一次調解中回憶稱，下午3點左右，韋巧連因身體不适提出請假，他讓她先在有空調的辦公室休息，半小時後，她看着還是頭重腳輕，就勸她休息到4點30分下班，和工友一起回去，“但她堅持要走。”

常秋良說，當時他在廠區巡視了十幾分鐘，回來後發現人走了，廠區監控顯示，韋巧連離開時間為3點40分-50分。到5點09分，他接到員工電話，得知韋巧連暈倒在距廠門口100米路處的公廁旁，“我讓員工第一時間打電話給120”，随後陪同就醫。

從韋巧連離開廠區再到被工友發現，期間發生了什麼，是一片空白。

開封市中心醫院的體溫單顯示，韋巧連送到醫院時，體溫已是42度。負責了韋巧連全程救治的醫院ICU主任醫師羅松平回憶，當時韋巧連陷入深度昏迷，伴随多髒器功能不全、低血壓、呼吸衰竭，綜合多項檢查，診斷結果為熱射病。

韋巧連的體溫單。

據《中國熱射病診斷與治療專家共識》，熱射病，即重症中暑，典型症狀為核心溫度升高大于40℃、中樞神經系統異常，并伴有多器官損害，嚴重者危及生命。

“熱射病死亡率在60%以上”，羅松平解釋，熱射病可分為勞力型和非勞力型，前者主要與戶外高溫勞動相關，後者則為室内沒空調、通風差、未及時診療導緻。結合韋巧連的具體工作，羅松平認為她更傾向于勞力型熱射病。

羅松平表示，如果一出現頭暈不舒、體溫升高等症狀，就打120，“可能結局又不一樣了。”因為熱射病的主要損害在于體溫失調，“就像茶壺煮水，水沒燒幹，溫度還可控，一旦幹了，茶壺溫度就會急劇升高。當體溫超過40度，時間越長，對全身損害越大，尤其大腦最為脆弱。”

韋巧連6月25号的腦電圖報告顯示：極重度異常。

7月5日，韋巧連住進ICU第11天的診斷書。

羅松平回憶，治療一周後，韋巧連的體溫、髒器有所好轉，但腦子傷得太重，基本接近腦死亡，導緻髒器再度惡化。韋巧連的女兒難以接受，拿着病曆本去問鄭大一附院的專家，專家同樣判斷為腦死亡。

7月7日8點21分，韋巧連因多髒器功能衰竭死亡。得知妻子搶救無效時，王啟三難過得直揉心口。

韋巧連與女兒的合影。

韋巧連的死亡醫學證明（推斷）書。

農婦與女工

王啟三猜想，25号那天下午，妻子可能是實在堅持不下，才上辦公室請假休息。應是擱了活，一直坐辦公室覺得不好意思才走的。

莊燕華2020年進入衆碗公司，她印象裡，廠裡沒有工休、節假日和周末，有事請假扣一天工資。平時一天幹8小時，加班15塊一小時，五一、國慶等假期最忙時，4個裝箱工人裝2萬多套餐具，但加班費不變，也沒有高溫補貼等待遇。

廠房裡的員工守則公告。

企查查資料顯示，衆碗公司成立于2018年12月，注冊資本500萬人民币，社保參保人數為0，具體社保信息未公示。公司大股東、法定代表人、最終受益人、實際控制人經多次變更後，皆為張國富。

韋巧連兒子王斌告訴記者，在母親去世後，他多次到廠裡找負責母親工傷責任認定的領導，發現張國富僅是工廠裡的維修工。

河南衆碗廠房裡的公司組織圖。

這些信息，王啟三并不清楚，他隻知道“老闆抓得很緊”，妻子上班得交手機，中午吃飯隻有半小時。加班十幾二十分鐘不算工資，幹滿一個鐘頭才算。有時早、中、晚都要加上十來分鐘班，平時工作，也是随叫随到，廠裡拉了工作群，常是提前一小時通知開工，有次晚上6點開工，妻子下班到家已是深夜。

韋巧連的工作群聊記錄顯示，員工上班時間不固定。

韋巧連的工作群聊記錄顯示，員工上班時間不固定。

韋巧連的工作群聊記錄顯示，員工上班時間不固定。

去工廠上班前，韋巧連的大半生在周口市沈丘縣的一個村子裡度過。

1991年，她通過媒人介紹與小兩歲的王啟三結婚。那時，王啟三在造紙廠上班，平時也給人家拉麥稭、裝車，打些零工補貼家用，婚後，韋巧連在老家帶孩子、務農，種點菜自己吃。

生活過得拮據，交完公糧，錢總是剩得不多，王啟三記得，小孩一兩歲時，家裡窮得“年都過不去”，豬肉一斤2塊5，是找别人借了錢買的。

儉樸日子過了10來年，韋巧連又跟着丈夫上工地做起短工，搬磚，挑水泥——丈夫所在的造紙廠，因為污染問題關停了，而家裡種的幾畝坡田，一年三五千都掙不到。

後來，王啟三聽說收廢品掙錢，又和同村的跑到開封收廢品。等小孩大了，韋巧連也跟着一起。公婆倆踩着三輪，收、推、揀貨、賣，但生意還是不太好，有時跑一天，生活費也掙不到。兩人在開封郊區租了房子，算上房租、小孩學費和日常開銷，一年掙的兩三萬，到年終寥寥無幾。

王啟三勸妻子，天天在外奔波，那麼累，太陽又曬，不如找個工廠上班，還能多掙點。于是，她找了租房附近的洗碗廠。

他知道，韋巧連最記挂的，應是讓剛大學畢業的兒子王斌成門（注：結婚）。王啟三說，兒子沒車沒房沒對象，妻子“就發愁這些”。現在成個門，彩禮得一二十萬，再買套房，又得近百萬，但成門這事，要是向人借錢，“都低人一等。”夫妻倆想着，趁年輕，能給小孩把房貸和首付攢了，不然老了幹不動，想幫也幫不上。

而在那些“趁年輕”的日子裡，韋巧連幾乎無休。

莊燕華說，韋巧連很少請假。像她這樣每月常拿200塊全勤獎的員工很少見。她的随和性格令莊燕華印象深刻，“有什麼事情給她打招呼了，都能幫忙。”平時幹活，她手腳麻利，偶爾包裝車間缺人了，她也會去頂班。

王啟三覺得，妻子上班“沒缺席過”，是因為心疼錢，請一天假，再加失去全勤獎，一下少了300多。

韋巧連的工作群聊記錄顯示，員工每月請假一天就沒有全勤獎。

“農村人哪怕一天整賺100塊也好”，韋巧連的小叔說，自2016年，韋巧連開始在洗碗廠上班，廠子3次重組規模，越做越大，但搬遷得越來越遠，至2018年衆碗公司成立，距她家近12公裡，騎電瓶車要40分鐘。

王斌回憶，廠子前2次重組時，工作量其實不大，到了衆碗公司成立，訂單一下增多，流水線上“電機經常燒壞”，家人也提議換個小廠，一個月1500也行，但母親還在堅持。

王斌眼裡，母親性格溫和，忠厚，以前飯吃不飽，但幹起農活，再苦再累都能忍，“現在有個工廠能管一頓中飯，一提起來都覺得這算很好了。”

直到今年五一，韋巧連撐不住了，她告訴丈夫，不想幹了，太累了，但領導下了通知，“說接下來兩個月，廠裡也差不多忙，任何人沒事不要亂請假，要是辭職，得等一個月批準，否則（這個月）工資沒有。”王啟三解釋，廠裡壓員工18天工資，有人隻幹十天半月的，到最後“一毛錢也拿不到”。

韋巧連的部分工資流水記錄。

逢年過節，韋巧連也少有自由。在外這麼多年，夫妻沒去哪兒玩過。即便春節，上午在家吃頓飯，下午一兩點，她又要上班了。平時下班，她也不愛出門，幹一天很累，多是看看電視、刷刷抖音，到十點多休息了。

今年天氣熱了，韋巧連下班一回來，洗把臉就躺床上休息，王啟三做好飯叫她。兩人通常吃一個小菜，買兩塊錢馍，再熬個綠豆湯喝。

王啟三說，妻子上班後，一日三餐沒讓她管過。如今，妻子走了，“沒有一天不想她。”

難認定的工傷賠償

韋巧連去世至今，家屬仍在争取工傷賠償。

根據2012年起施行的《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第十九條規定，勞動者因高溫作業或者高溫天氣作業引起中暑，經診斷為職業病的，享受工傷保險待遇。

工傷認定需要确認勞動關系，但問題在于，廠方并未與韋巧連簽訂正式勞動合同，也未給她繳納工傷保險。韋巧連僅有一張用工證明，證明顯示，其自2018年12月到衆碗公司，負責對消毒餐具進行裝箱。

韋巧連的用工證明。

這讓韋巧連的工傷認定陷入困局。上海申浩律師事務所律師、市律協社會公益和法律援助業務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張玉霞告訴記者，如果是勞動關系，按工傷賠償标準，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等規定，賠償一次性工亡補助金等。家屬可先申請勞動仲裁，不服可向法院起訴。如果是勞務關系，則不屬于工傷，按人身損害及雙方過錯依法确定各項賠償費用，若公司未注意提供安全防護，導緻韋巧連中暑不适後，未及時治療、任其離開，存在過錯，應承擔相應民事賠償責任。

張玉霞分析，雖然韋巧連現有的用工證明具備法律效力，但韋巧連入職該公司時，已經50歲，達到退休年齡，且未簽合同、未繳社保，雙方傾向勞務關系——多以完成一段時間、或一個任務為期限，非長期性關系。如果家屬對此關系認定不服，隻能直接打官司。

但張玉霞同時強調，眼下招聘市場存在不少“混淆”：看似以勞務名義招工，其實為勞動關系，“借此規避用工成本。”張玉霞告訴記者，“勞動關系在實踐中是綜合考量（認定）的”，最有力的證據是書面勞動合同、社保繳納證明，但從工資流水上，能反映按月并且相對固定支付勞動報酬、每天工作八小時以上且擁有管理和被管理的關系、遵守用人單位的規章制度，一般會認定為事實上存在勞動關系。

韋巧連送醫後，廠方共支付醫藥費近8萬元，韋巧連家屬及羅松平稱，廠方期間多次拖欠繳費。7月21日火化那天，她仍欠着6萬多醫藥費。

7月7日，韋巧連死亡當天的用藥單顯示，累計欠費60866元。

據調解錄音，常秋良表示，醫藥費一天一萬多，是出于人道主義墊付，因治療意義不大，多名股東開會後決定停付；如果走司法程序，鑒定為工傷，判多少就付多少。

王斌說，母親死亡後，廠方曾稱出于人道主義賠償23萬，其中減去已繳、未繳的醫藥費共計14萬，剩9萬現金。如不接受，可以直接打官司。

但他坦言，家人并不想走到這一步，打官司流程漫長。他們多次找廠方要事發當天監控記錄、韋巧連工資流水賬單，及要求廠方簽署工傷證明書，廠方均未答應。

廠方不願簽署韋巧連的工傷證明。

澎湃新聞記者就韋巧連相關事宜，多次聯系衆碗公司總經理宓魯予、副總經理常秋良，截止發稿當天，未得到回應。

張玉霞解釋，以韋巧連為勞務關系為例，根據《民法典》和《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适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等規定，喪葬費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标準，以六個月總額計算；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準，以二十年計算。

協商未果，王斌與家人多次去找廠領導，但對方隻露面過一兩次。

7月19日，河南安全生産監督管理局工作人員回應澎湃新聞記者稱，他們給廠方下達了整改條例。但具體條例内容，暫不便告知。

失去親人的創傷已難以愈合。王斌說，自己一直在外讀書，給母親端茶倒水都很少，去年剛畢業，他去富士康電子廠實習打工，每天也是在流水線忙着，和母親很少交流。

韋巧連就診期間，因為防疫規定，他無法進去探視，僅能通過護士拍的照片，看着壯實，有1米68、170斤的母親逐漸瘦削、發黑，到最後，他摸着母親的腦門、臉龐和她的手——還能張開，是軟的，隻是有點涼。

最後一次與母親打電話，是6月在富士康實習時，母親說同事兒子也在富士康，也是大專，掙的卻比他多，他心裡不好受，“其實自己一直想再讀個書，把學曆升一下”，但這些想法還是憋在了心裡。

現在，王啟三每天獨自回到租屋，看哪兒都是冰冰冷冷的。

夫妻倆平時很少吵架，有時韋巧連發脾氣，“她說兩句，我不吭氣，慢慢地（脾氣）都消了。”王啟三說，要是把妻子惹急了，叫她吃飯，她把門一關，不讓進屋。但他還是忍着，“畢竟是自己心上人。”

7月21日，王啟三帶着韋巧連的骨灰上了車，家越來越近，但他知道，“她已經走了，離她的目标已經很遠。”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王斌、莊燕華為化名）

責任編輯：黃霁潔 圖片編輯：朱偉輝

校對：栾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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