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是中國的母親河，也是中國交通運輸的大動脈。清朝入主中原，面臨生産、生活方式的重要轉變，糧食生産和漕運日益成為清政府所必須。為此，清政府早期曾對黃河源頭進行過兩次重要的勘察，并留下了重要的記載。

康熙四十三年初探黃河河源

清政府第一次派大臣到青海查探黃河源頭是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據《清實錄》記載，康熙四十三年四月三日，清政府決定派遣侍衛拉錫和侍讀舒蘭前往青海探查黃河河源。康熙在上谕中稱：“黃河之源，雖名‘古爾班索羅谟’，其實發源之處，從來無人到過。爾等務須直窮其源，明白察視其河流至何處入雪山邊内。凡經流等處，宜詳閱之。”

從北京到青海，路途遙遠。青海屬于高海拔地區，氣候寒冷，天氣多變。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況下，實地考察談何容易。

後來拉錫回到京城奏報：他們于四月初四日自京起程，經過大約一個多月的奔波，于五月十三日到達青海；十四日至呼呼布拉克。在這裡，他們與貝勒色蔔騰劄爾會合共同前行。六月初七日到達青海的星宿海以東地區。他們發現，當地有兩個大的湖泊，即“鄂陵”和“劄陵”。這兩個湖很大，周圍均約三百餘裡。兩湖之間相隔三十裡。六月初九日，他們到達了星宿海。他們登上星宿海周邊的高山，看到“星宿海之源：小泉萬億不可勝數”。星宿海的南面有山，稱“古爾班吐爾哈”；西南有山，稱“布胡珠爾黑”；西有山，稱“巴爾布哈”；北有山，稱“阿克塔因七奇”；東北有山，稱“烏闌杜石”。其中三座山下有諸多水泉。即：南面的“古爾班吐爾哈”；西面的“巴爾布哈”和北面的“阿克塔因七奇”。三山之泉，流出三支河，三河東流入劄陵澤。自劄陵澤一支，流入鄂陵澤。自鄂陵流出，乃黃河也。此外，“星宿海”周邊其他山上的泉水與平地上的泉水，也彙流為小河，數目不可勝數，也盡歸入黃河東下。應當說，至此，他們已經基本完成了康熙交辦的勘察黃河河源的任務。

拉錫還奏報說：他們自星宿海，于六月十一日回程。向東南行二日，登哈爾吉山。見黃河東流，至呼呼托羅海山；又南流繞撒除克山之南；又北流至巴爾托羅海山之南。次日，至冰山之西。其山最高，雲霧蔽之。奏報言：此山長三百餘裡，有九高峰，自古至今未見冰消、終日雲霧蔽之，常雨雪，一月中三四日晴而已。自此回行。十六日，至席拉庫特爾之地。又向南行，過僧庫裡高嶺。行百餘裡，至黃河岸。見黃河自巴爾托羅海山，向東北流。于歸德堡之北，達喀山之南，從兩山峽谷中流入蘭州。

拉錫等向康熙的奏報後，有路途和勘察的時間節點，有當時看到的大體情況。同時，他們還根據康熙的指示，利用指南針校正方向，繪制了黃河源頭的圖像呈報。他們對于自古以來的各種傳聞和記述，予以辨别和澄清，認定紮陵湖以西三河均為河源。據此所繪的《星宿河源圖》，中間一支河流最長，傾向作為黃河正源。清政府确認了他們的報告。應當說，清政府大體完成了第一次實地考察。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政府又派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和理藩院主事勝住等人受命再次勘測黃河河源，并予以實地測繪。次年清政府組織編繪《皇輿全覽圖》時，吸收了他們的測繪成果，為後人留下了較為可信的考察依據。

乾隆四十七年二探黃河河源

清政府第二次組織對黃河探源，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此前，黃河再次泛濫，并在河南青龍崗一帶“漫口和龍未就”，大學士阿桂受命前往治理。黃河事務再次引起清政府高層關注。乾隆接受章嘉呼圖克圖的建議，專門派遣大學士阿桂的兒子、乾清門侍衛阿彌達前往青海，告祭河神，并進一步勘察河源。七月，阿彌達返回複命。

阿彌達等人這次勘察的最大收獲，是推進了對黃河源頭的認識。他們發現黃河真正的源頭不在“星宿海”，而是應繼續向西南，上溯到有黃色水的地方。 阿彌達奏稱：“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語‘阿勒坦’，即‘黃金’；‘郭勒’，即‘河’也。此河實系黃河上源。其水色黃。回旋三百餘裡，穿入星宿海。自此合流，至‘貴德堡’。水色全黃，始名‘黃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數丈。名‘阿勒坦噶達素齊老’。蒙古語‘噶達素’，‘北極星’也。‘齊老’，‘石’也。其崖壁黃赤色，壁上為天池。池中流泉噴湧酾為百，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則真黃河之上源也。”

阿彌達等人這次勘察黃河源頭的結果，特别注意了黃河色黃的特點。應當說，這次清政府為解決黃河災害所進行的祭祀河神并對黃河源頭再次勘察，抓住了特點，進一步增進了人們對黃河的認識，其結論更易為人們所信服。

面對勘察黃河源頭取得的進展，乾隆十分高興。為此，他做出一系列舉動：一是專門撰寫《禦制河源詩》，二是親自撰寫《禦制河源按語》，三是親自撰寫《禦制河源簡明語》，四是命令編撰《河源紀略》，并收入即将完工的《四庫全書》以紀其功。

《四庫全書·河源紀略》中的“提要”記載：“星宿海西南三百餘裡，有阿勒坦郭勒水色獨黃；又西有阿勒坦噶達素齊老，流泉百道，入阿勒坦郭勒，是為黃河真源。為自古探索所未及。”由此可知，乾隆肯定了阿彌達等人勘察黃河源頭的結果。

應當指出的是，清政府兩次組織對于黃河源頭的勘察，其成果為後世對黃河源頭的認識打下了堅實基礎。清政府之所以能夠在康乾時期，進行這樣的勘察，是與當時實際控制西域、青海等地的政治環境分不開的。從西北到西南，邊疆各民族融合的條件初步形成。特别是滿、漢、蒙古等民族語言文字的溝通、交流障礙得以初步消除。這無疑為實際勘察黃河源頭，提供了難得的條件。當然，對于親身到達黃河源頭勘察的勇士——拉錫、舒蘭、色蔔騰劄爾、阿彌達等人的業績，值得永遠紀念。依據他們的勘察成果編撰的《河源紀略》和齊昭南撰寫的《水道提綱》等著作，也為進一步探求黃河真相提供了難得的資料，值得學習和參考。

（來源：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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