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歐索尼所繪明治天皇像。

1886年6月，明治天皇在樞密院會議上審議憲法草案，右側站立者為伊藤博文。聖德紀念繪畫館，五姓田芳柳繪

《明治天皇：1852-1912》

作者：（美）唐納德·基恩

譯者：曾小楚、伍秋玉

版本：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

2018年8月

明治天皇觀摩軍演。

“曆史不過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要想對明治維新與現代日本獲得更深入的認識，不得不提及一個樞紐人物——明治天皇。明治天皇在位的45年中，歐美百年風潮迅速湧入，這是近代日本改革最為顯著的時期，現代日本的命運已初見分曉。因此，日本人稱明治天皇統治時期為“明治中興”，明治天皇也成為維新時代的偉大象征。

明治天皇的一甲子，剛好與日本近代化從胎動、發生到坐大的全過程重合。在徹底掙脫了此前被列強強加的枷鎖之後，又反手把枷鎖套在了周邊國家的脖子上，完整演繹了所謂“打不過就加入他”的強者邏輯。而毋庸諱言，在這個閉環邏輯的推演進程中，明治天皇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但作為維新運動的命名人物，明治天皇卻隐身于各大事件背後，面容與蹤迹模糊難辨。他是無能的傀儡，還是偉大的君主？在時代巨潮的動蕩中，他又是如何應對周遭的一切的？在唐納德·基恩的《明治天皇：1852-1912》中，我們或可一窺端倪。

帝王學·克己心

1867年1月30日，孝明天皇駕崩。這位面對“黑船來航”的巨大壓力，為了“公武合體”、“攘夷”的政治理想而與德川幕府和判藩纏鬥一生的君主，死因有些蹊跷，年僅35歲。英國駐日外交官歐内斯特·薩道義爵（Ernest M. Satow）在他的回憶錄《明治維新親曆記》中寫道：“他離開了政治舞台，留下一名十五六歲的男孩作為繼任者，我們無法否認，他死得恰是時候。”旁觀者清，薩道義的話，道出了老天皇無力應對的堅硬的時代矛盾。

2月13日，幼主睦仁登基，成為新天皇。同年10月23日，改元明治。也是自這時，日本确立了“一世一元”制（一代天皇一個元号）。“明治”的元号，取自中國《易經》，所謂“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基恩認為，這頗合睦仁的治世性格。睦仁是孝子，長久地沉浸在對父皇的緬懷中，寫了四十餘首和歌，其中三首提到了天皇肩負的責任。從這時起直到生命結束，和歌幾乎是明治天皇宣洩個人情感的唯一途徑，據說一生創作了十萬首短歌。

據英國全權公使哈裡·巴夏禮（Harry Parkes）描述，少年天皇深居于奧（即後宮）中，在女官的呵護下長大，耳濡目染，從行為舉止到步态也有些貴族女性化。不過即位12年後，當美國前總統格蘭特将軍來訪時，青年天皇已出落成“型男”，舉止優雅而從容。

睦仁所接受的教育，仍是那個時代典型的貴族教育，由貴族蒙轉向帝王學，與幾個世紀前的祖先相比，無甚區别。基恩在系統考察了天皇一生事功行止及同時代人對其評價之後，得出的結論是《論語》中的一句話：“剛、毅、木、讷，近乎仁。”而睦仁的太傅元田所授之荦荦大者，基恩認為有二：義務感與克己心。

睦仁在京都的禦所裡長大，第一次走出禦所是在元服（成人式）之後，去了作為幕府象征的二條城出席朝議，商讨讨賊事宜。即位大禮過後，1968年9月20日，天皇一行逾3300人的大部隊踏上了東京“行幸”之途，沿東海道東上，一路對老病困厄者施舍撒錢，所費甚巨，确也起到了收拾民心之效。對天皇來說，則是一連串“零的突破”：在靜岡的潮見坂第一次見到大海，也是有史以來天皇與太平洋的初次“照面”。天皇靜默不語，木戶孝允則大聲說：“從今天開始，帝國的榮耀将光照四海。”第一次仰望富士山，内心激動難抑，乃至抵東京之前，便命近侍們詠和歌以表達心情。過熱海時，天皇走下神輿，好奇地看農人們收割稻子；在箱根看當地的名射手獵野鴨；在大矶時，看漁人拉網……從品川進東京城後，為東京市民布施三千樽清酒，發放錫制得利（酒壺）和鱿魚幹，折合黃金約一萬五千兩。讓市民休市歇業兩天，以志慶祝。一行在東京滞留兩個月後，“還幸”京都。

翌年春，再度“行幸”時，便事先布告，奉行簡素方針，謝絕一切歡迎儀式，沿途見百姓安居樂業，并無驚擾，一行人低調進城。二次東京“行幸”後，天皇八年未回京都。不僅皇居，多數政府機構和外國公館也都遷到了東京。但天皇惟恐京都的市民傷心，對遷都事宜不予正式公布，卻對回京都不複稱“還幸”，而是以遷都前意指從禦所外遊的“行幸”稱之。以如此某種“暧昧”的方式體恤故鄉子民的護都之情，用心可謂良苦。

與在禦所和皇居中的日常執務生活相比，巡幸頗艱苦。在野外宿營地睡覺時，會遭大群蚊蟲襲擾。可說服天皇進蚊帳，卻是一件費口舌之事。因為睦仁想借機體驗一把沒有蚊帳的民衆的生活：“像貴族那樣躺在舒适的蚊帳中，就難懂子民們的心情。沒有蚊蟲侵擾的巡幸，不是真正的巡幸。”對此，基恩評價道：“巡幸的目的何在？要我說，其實首先是為了天皇的教育。孝明天皇可以說幾乎不了解日本，也沒興趣了解。即使有憑自己的意志走出禦所的時候，充其量也就是到賀茂神社和石清水八幡宮一類的地方，做一番祈願攘夷的‘巡幸’罷了。”而睦仁巡幸則要頻密得多，從北海道到四國、九州，曆時之長，路線圖之廣，在天皇史上是空前的。基恩認為，這是出于天皇的義務感——做自己認為該做的。

睦仁自即位以來，始終堅持出席内閣會議，從開始到結束，一次不落。盛夏時節的閣議溽熱難當，但睦仁從未表現出絲毫不耐煩。偶爾在會後把議長叫來就某個問題提出質詢。但在開會時，他隻是坐在那兒聽，并不發言，更不會打斷大臣的發言。因為他覺得出席閣議是自己的義務。

除了出席閣議外，他認為天皇還應就某些重大戰略決策召開禦前會議。明治天皇肯定是召集禦前會議最多的天皇，僅在清日戰争中，便開過90餘次。一個對比是昭和天皇裕仁，據說隻親自召集過兩次禦前會議。

清日戰争時，睦仁前往廣島，坐鎮大本營，長達七個月。侍從們為天皇身邊長期無人照顧而深感不安，提議叫女官或皇後過來，被天皇拒絕：“那些第一線的士兵們有妻子陪伴嗎？”數月後，美子皇後終于被恩準來到廣島，且帶來了一群女官，其中包括天皇最寵愛的兩名側室。在廣島逗留期間，皇後就下榻在大本營後面的公寓中。但在近一個月的時間裡，天皇都未曾去看過她。不過，在她離開廣島前的最後時日，天皇到底還是和她團聚了：“一天晚上，天皇得空去看望皇後。從那以後，天皇夜夜都去那裡，次日早上才回到帝國大本營。”

基恩還注意到，明治天皇有強烈的克己心，他不會像法蘭西國王路易十四那樣，過度自我宣傳，巡幸之處，必建銅像。明治天皇直到駕崩，也未建過自己的銅像。這點确實有些不可思議：在東京上野公園、靖國神社等公共場所，到處立有明治期“英雄人物”的銅像，但從未見過明治天皇的塑像，紙鈔、硬币和郵票上也未見其容。基恩覺得，“日本國民對明治天皇的尊敬之念，是在他長期治世的過程中自然培養的一種感情”。

洋化·立憲

明治天皇統治伊始，頒布《五條誓文》，号召天下“廣興會議，萬機決于公論”。無論誓文出台的背景如何，實際上都具有一種天皇承諾的意味，即開設議會，國政在憲政的框架下運作。但這種立憲承諾，說白了，無非是皇國統治者對臣民自上而下的許諾，既無推進路線圖，亦無限制王權、擴大民權的硬約束，類似于“拍胸脯”。其間，雖經曆過波瀾壯闊的自由民權運動等社運的推動，但仍難以撼動“有司專制”的堅硬現實。

應該說，政府不是沒有壓力，但壓力主要在外而不在内：列強的不平等條約和治外法權一日不廢，日本便無“獨立”可言。就條約改正問題，1871年12月，日本派出了由右大臣岩倉具視為全權大使，以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和山口尚方為副使的超豪華陣容遣外使節團，巡訪歐美諸國，曆時近兩年。但預期目标的修約問題幾乎無從談起，使節團被迫中途修正計劃，變成了對列國社會政治狀況和産業發展情況的考察，一行人铩羽而歸。

正攻不靈改佯攻。1883年（明治十六年）11月，外務卿井上馨偕年輕美貌的夫人井上武子主持了鹿鳴館的落成典禮。鹿鳴館坐落于東京市中心日比谷（今法務省舊館），是政府傾國力而建的迎賓館，旨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西餐、雞尾酒加軍樂隊和化裝舞會的形式，對列強展開軟實力外交（所謂“鹿鳴館外交”）。這座建築由英國建築大師喬賽亞·康德設計，耗資甚巨，美輪美奂，被看成是明治期洋化運動的集大成作品。

以井上馨為代表的洋化派天真地以為，鹿鳴館的夜夜笙箫，定能軟化洋人，最終達成終結治外法權的“悲願”。一時間，鹿鳴館成了風尚的代名詞。但是，日人真誠的文化公關，并未取得多大實效：“鹿鳴館這一交際場所在多大程度上推動了不平等條約的結束，很值得懷疑。與日本人的期望背道而馳的是，對于日本人為證明其能夠輕松自如地掌握像歐洲人那樣行為舉止所做出的努力，參加舞會的歐洲人不為所動。事實上，他們發現身穿昂貴外國服飾的日本男女看起來很有趣，甚至很滑稽。”

結果，除了浮世繪中冒出一批前所未有的舞踏會題材的作品之外，無非多了幾部用法文、英文出版的小說而已。前者基本是日本繪師對洋化運動的正面描寫，而後者則清一色是“辱日”之作，稱那些身穿燕尾服、鲸骨裙的洋範兒東洋男女為“猴子”、“狒狒”。

在鹿鳴館外交黯然收場後，明治政府的戰略腳步才終于踩到了正點——立憲開始加速。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2月11日（即神武天皇即位之日），明治天皇在供奉着“三神器”之一八咫鏡的宮内賢所頒布了《皇室典範》和《帝國憲法》。發表敕語後，天皇象征性地将《帝國憲法》交給總理大臣黑田清隆，此舉旨在表明是“吾皇賜憲與日本”。在同一天頒布的诏書中，天皇宣布将在1890年召開議會，憲法将于召開議會的當天生效。

明治憲法雖然是一部天皇主權的“欽定憲法”，有天然的缺陷和程序錯誤，但的确是亞洲國家中最先進的憲法，标志着日本成為立憲國——盡管距《五條誓文》中的立憲承諾已經過了一代人的時間。緊接着，在明治憲法的框架下，僅用了不到十年的時間，便先後出台了五大法典，即《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和《刑事訴訟法》，出版了《六法全書》。

從後往前看，無論以何種标準來衡量，明治中期立法精英們的努力都值得評價：這些在當時看來，完全與日本的傳統絕緣，用“拿來主義”的方式，在從德法等國照搬的框架上構築的法律體系，像一件松垮肥大的外套，硬是套在了日本的身上。但随着其後産業社會文化的發展，日本的體格逐漸發育，竟奇迹般地适應了尺寸，全無違和感。乃至一個多世紀後的今天，除了憲法和刑法外，其他幾種法律的基本架構仍在沿用。對此，法學家川島武宜評論道：“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明治期氣勢恢弘的法典體系與鹿鳴館一樣，是日本‘文明開化’的裝飾，後進國日本的裝飾。不過，法典的起草者們，顯然基于對未來國家與社會的預測，認為随着日本生活的變化，這些法典總有一天會變得合乎實情，順理成章。”

事實證明，以“舉國體制”傾力打造、上流社會總動員的鹿鳴館外交未能做到的，“外套”做到了。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英國率先廢除了治外法權條款。接下來，列強紛紛仿效英國，逐漸撤廢，到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即明治天皇駕崩的前一年，全面廢除。至此，“安政五國條約”以降，日本頭上被套了半個多世紀的“緊箍咒”，終于消失了。此乃日本以成為列強而徹底擺脫列強控制的标志。

沖突·流變

不過，問題也來了：司法體系的外套一旦成了自個兒的，便松緊不由人，紐扣系到哪一顆，也基本是自己說了算。如果說，外套剛被人套上身之初，因松垮，體格尚未完全适應，還多少有些緊張，為在人前顯得不那麼逛蕩，非得系上從上到下每一粒扣子的話，越到後來，活兒也變得越來越糙了。

1891年（明治二十四年）5月11日，訪日的俄國王子尼古拉二世在琵琶湖畔的大津街道上遇刺受傷，被送往京都。刺客是當地警察津田三藏，當場被捕。正值日俄關系高度敏感時期，明治政府很怕事件會引起連鎖反應。天皇第一時間趕赴京都探望，深夜抵達王子下榻的酒店，吃了閉門羹，并不氣餒，翌日一早又去拜訪，并向王子保證“将立刻嚴懲兇手”。圍繞兇手津田的判決問題，皇室、内閣與大審院之間展開了一場攻防戰：

元老和大臣們一緻認為，除非處決津田，否則無法對俄國交代，後果将不堪設想。至于罪名，他們主張采用《刑法》第116條：凡企圖加害天皇、皇後或皇太子者，一律處以死刑。唯一的問題是，這條是否适用于外國皇室成員。5月12日，總理大臣松方正義和農商大臣陸奧宗光，緊急會見大審院院長兒島惟謙，鄭重警告他，“傷害俄國民衆的感情将造成大患”。但兒島堅持不适用《刑法》第116條的立場，而力主以第112條和229條中規定的普通殺人未遂罪來審判。5月20日，兒島率大審院一行法官到禦所求見天皇，并接诏書，曰：“今次露（俄）國皇太子之事，應注意速處理。”

對天皇诏書的多重解釋空間又引發了新一輪拉鋸戰。兒島力排衆議，頂住内閣的巨大壓力，堅守法律立場：“法官也隻是遵照天皇的旨意行事。采用第116條将違反刑法的規定，違背憲法，在日本曆史上留下一個千年都無法擦塗的污點，并且還會亵渎帝王的美德。此外，這還會給法官留下不公正、不誠實的惡名。”

5月25日，大審院毅然作出判決：判處津田三藏無期徒刑。津田被送往北海道監獄，1891年9月30日，死于肺炎。

然而，這種對“法治”的堅守，并沒有維持多久。1909年10月26日，天皇的左膀右臂、内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準備就“日韓合并”問題，與俄國财政部長可可夫切夫在東清鐵路哈爾濱車站會談，結果遭到韓國志士安重根行刺。安開了六槍，其中三彈命中要害，伊藤三十分鐘後氣絕身亡。據說，當他得知刺客是個韓國人時，說的最後一句話是：“這該死的蠢貨。”

很快，安重根被引渡給日方，囚于旅順的日本監獄。安重根極富人格魅力，博覽群書，很會演講，赢得了包括檢察官和典獄長在内的周圍日人的同情和尊敬，待遇頗好，乃至安在獄中撰寫了自傳，系統闡述自己的民族主義革命理念。

審訊結束後，檢察官溝淵孝雄親自給他遞香煙，并在随後的閑聊中安慰安重根說：“按照你剛才說的話，顯而易見，你是東亞義士。我相信，不會對義士判死刑的。你無需擔憂。”應該說，彼時，至少在法律界司法專業人士的心目中，十年前“大津事件”的案例猶在，對法治的理想尚未熄滅。可是，形勢卻急轉直下，“盡管溝淵再三讓安重根放心，但判決已經事先定好了。2月14日，安重根被判處死刑”。而且，判決不是由法庭上的法官、陪審官們作出的，“而是來自外務省”。安重根沒有上訴，但請求推遲兩周執行，以便完成《東洋和平論》的寫作，遭法庭拒絕。安被處刑後，典獄長栗原貞吉沮喪、失望至極，遂辭去公職，從滿洲回到了日本家鄉。

1911年1月18日，在對所謂“大逆事件”的空前規模的審判中，包括著名左翼知識分子幸德秋水在内的二十六名被告中，二十四人被判處死刑，其餘兩名判監禁。翌日，天皇下禦旨，予以“恩赦”：二十四名被判死刑者中的十二名改判無期徒刑，但另外十二名維持原判，其中包括幸德秋水。幸德與事件無關，是檢察官和法官們當時就掌握的事實。但在令人窒息的時代空氣中，言論空間收緊，法治後退，幸德秋水和他的同伴終于成了犧牲品。

立憲後僅一代人的時間，大審院的大法官們便從曾幾何時不惜對抗内閣皇室的自信滿滿，墜落到隻能奉禦旨簽字畫押的存在，是時代的悲劇，也是法治的悲哀。這時，睦仁的身體已大不如前了，感到來日無多。

性情·怪癖

如果從公私兩面來透視明治天皇的話，我們可以說：作為“公人”的天皇克己奉公、高度自律，是極富卡裡斯瑪的政治領袖，近乎“道德完人”。這一點，從國民的評價和曾拜谒過其本人的外國人的回憶錄中，都能得出這種結論；而作為“私人”的睦仁，則是一個性情中人，多少有些怪癖，以一般日人的标準來看，甚至有相當“怪咖”的一面。

大概是從小在内陸城市京都長大的緣故，睦仁讨厭生食，極煩刺身，絕對不碰海魚，喜歡河魚。對紅肉則來者不拒，牛羊肉均喜食。如果說這些飲食習慣是典型的老京都範兒，尚能理解的話，那麼他身上的其他趣味，簡直很“反日本”了：如不喜歡花，每年櫻花時節，盡可能不去賞花；如不喜歡洗澡，沒那麼愛清潔，在夏天以外的時間，從來不泡浴盆，等等。睦仁愛酒，終生不渝，且喝必大酒，喝到深夜甚至天明也不在話下。後德國醫師見他過于貪杯，勸他不妨少飲日本酒，改喝葡萄酒和香槟。睦仁采納，但随後又愛上了後兩種。

他還極端讨厭攝影，終生隻拍過兩幀照片，均是在20歲之前。天皇生活可以說相當節儉。居所與一般華族沒什麼不同，穿帶補丁的軍服，靴子也拿出去修理過，用筆毫都秃了的毛筆寫字……最大的奢侈是喜歡用留聲機聽音樂，唱片基本都是軍歌。晚年又迷上了看電影。不過，生活中也有矛盾的地方。據近侍日野西回憶，天皇喜歡鑽石。而最愛的是法國香水，三天就用一瓶。

睦仁很介意自己的體重，甚至到了有些神經質的程度。他過去喜歡讀報，但1887年（明治二十年），有一份報紙上寫“天皇的體重超過二十貫（約75公斤）”，他認為是故意編排他，便不再讀報了。還寫了首和歌杯葛報紙，算是報複。可也是怪事：如此介意體重的人，竟無視自身的健康，且讨厭醫生——不是諱疾忌醫，而是根本就不在乎，更不配合治療。睦仁晚年，受糖尿病、慢性腎炎、肝炎、腸胃炎、腳氣症等多種疾病的困擾。他的眼睛和牙齒都出了問題，看遠處費勁，吃東西時很小心，絕不碰硬東西……卻盡量避免看醫生。

1912年（明治四十五年）夏，酷暑。一天晚餐時，天皇照例喝了兩杯葡萄酒，突然感到眼睛有點花，身子從椅子上滑下來，躺到了地闆上，随後就陷入了昏迷。日本報紙紛紛以号外報道了天皇危笃的消息。7月30日0時43分，天皇駕崩，直接死因是心髒衰竭。享年60歲。

駕崩當日，子爵藤波言忠在獲得皇後的恩準後，首次也是最後一次測量了天皇的身長：五尺五寸四分，約合一百六十七公分。考慮到天皇的年齡，他早年應該更高一些，在彼時的日本，算得上身形魁梧。但也許是出于對天皇生前忌諱的尊重，無人提出測量體重的請求。

□劉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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