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州市斥巨資建造的關羽像

看過金庸武俠小說的觀衆應該都知道，一代“大俠”郭靖誓死守衛襄陽城，抵禦蒙古人南下的感人事迹。在《三國演義》中，關羽因“大意失荊州”，最後戰敗而亡。盡管這都是小說家杜撰的故事，但在真實曆史上，荊襄地區在很長一段時間内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而若要更好地了解荊襄地區軍事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則要将其放在更加廣泛的時空中加以考察。

荊州地處長江中遊的江漢平原地區，蜿蜒長江流經此地，其支流漢水亦在附近，這就使得荊州東西可以貫通西部的巴蜀與東部諸省，南北亦可以連接湖南、河南諸地。襄陽位于荊州北部，有漢水流經比地。與地勢較為和緩的荊州相比，襄陽多盆地和山地，地勢較高。也正是由于襄陽介于北部的秦嶺與南部的長江、江漢平原的中間地帶，襄陽得以成為南北交通的重要樞紐，亦成為兵家所說的戰略要地。與襄陽相比，荊州地理位置雖不如襄陽關鍵，但由于曆史上的荊州面積較今天更大，且是長江的流經之地，地勢平緩且土壤肥沃，使荊州可以源源不斷地提供兵源與糧源，與西北方的襄陽成犄角之勢，互為依托。三國時期的劉備也正是依托荊、益二州才得以建立蜀國，成就一番事業。

荊襄地理位置

荊襄地理位置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恰好位于中國版圖正中間位置。在割據混亂各方争雄的時代，無論南北之間還是東西之間爆發戰争，都繞不開正處于核心位置的荊襄地區。就南北來看，從北方的黃河流域向南方進發，就需要越過東西向的秦嶺、長江、漢水等山川河流的阻礙。漢水溝通了中原與長江，而襄陽與荊州則是一北一南，成了扼住漢水與長江的關鍵渡口。若能控制荊襄，則可以此為基地北上中原，三國時期的劉備派遣關羽坐鎮荊州也正是看重了此地的戰略價值。當關羽水淹七軍，攻克襄陽附近的樊城時，竟使曹操産生了遷都的念頭。小說中的郭靖堅守襄陽數十年，使蒙古大軍無法南下也是這個道理。

堅守襄陽的郭靖

正是由于荊襄地區戰略價值極高，這就使得曆朝曆代都十分看重此地并将其視為重要關卡，尤其是在天下分裂政權割據之時，荊襄地區的戰略意義更為凸顯。就最為人熟知的三國時代而言，圍繞荊襄地區的争奪幾乎貫穿了整部三國史。三國末期，司馬炎派名将羊祜駐紮荊州，經過多年經營，司馬炎令羊祜率三路大軍南下，想要一舉攻滅孫吳，一統天下。在三路大軍中，最為關鍵的一路即從荊州南下，此時的孫吳既沒有地處長江上遊的盟友蜀國的幫助，更無陸遜、呂蒙等名将在世，荊州便成為西晉南下攻滅孫吳最關鍵的切口，上遊一失，孫吳的長江防線便宣告瓦解。

羊祜像

至東晉時，朝廷不但要面對北方“五胡十六國”的南侵，更要面臨國内日漸分裂的各派政治勢力。由于荊州十分重要，長期在荊州駐紮的世家庚氏與皇室越來越有嫌隙，荊州一方開始擁兵自重，随後駐紮荊州的桓氏與中央關系亦是如此，甚至到了東晉末年，桓氏直接率兵沿長江東下，企圖取代司馬氏。在東晉百餘年的曆史中，荊州長期為世家大族把持，對長江下遊的中央政府威脅巨大。

今天的荊州古城

唐朝時，李世民對荊襄地區的軍事價值十分清楚，他說“天下之要領，襄陽實握之”，并在荊襄地區設立山南道。安史之亂時，正是由于荊襄地區始終被唐軍堅守，江南地區的物資得以通過荊襄“生命線”運送至逃亡四川的唐朝廷。

到南宋時，荊襄地區更是成為南宋朝廷北禦金人與蒙古人南下的關鍵要塞，南宋王朝以襄樊為核心，以長江為天塹，構建起一道貫通長江上遊與中下遊的防禦戰線。蒙古鐵騎多次在襄陽城面前止步不前，在南宋降将的建議下，忽必烈先西進攻克巴蜀，随後直插入襄陽與樊城，攻破兩城間的聯系紐帶，進而先後攻破樊城與襄陽，南宋構建的長江防禦體系最終瓦解。

進攻襄陽的元軍

上文已經表明，荊襄地區在千餘年的曆史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但至明清時，荊襄地區卻成為叛軍聚集的地區，荊襄地區的重要性也逐漸被武漢三鎮所取代，這又是為什麼呢？

其中最為重要也是最為首要的一點就是戰亂的影響。宋末元初時，襄陽曆經兩軍交戰，厮殺數十年，原本占據天然地理優勢的荊襄富庶之地成為人間地獄般的存在，正如曾是中國首都千餘年的長安城一樣，戰争摧毀了荊襄地區的經濟，使其在整個元代都未能恢複起來。

與此同時，少受戰亂影響的鄂州及武昌，則成為供應前方作戰的後勤基地，無數商賈與貨船在此雲集，物資先從各地運至鄂州，随後發送到荊襄地區。與荊州、襄陽相比，更偏東一些的武昌不但同樣處于長江沿線且其不像荊襄那般是兵家必争之地，換句話說就是武昌地理位置好但卻沒有受太多戰争的破壞。也正因此如此，元朝時期，武昌成為了湖廣行省的省會，“鄂”也在随後的數百年曆史中逐漸成為湖北省的簡稱。武昌府在元朝之後也成了湖北首府。

元朝的武昌府

第二點是自然原因，漢水與長江的存在是使荊襄地區擁有戰略價值的關鍵所在，這一點武昌府與之相比并不落下風。要知道武昌是漢水注入長江的交彙處，明成化年間，漢水曾有一次改道，改道之後的漢水将漢陽一分為二，也由此催生出“漢口”的誕生。也就是說，武昌一地有長江與漢水流經，而襄陽與荊州也不過是分别有漢水與長江流經，較武昌來說反不占什麼優勢了。自元代成為“省會城市”之後，武昌自此搭上了發展的快車道，直至清末，武昌先是成為通商口岸并有了租界，随後修築了多條鐵路，武昌自此更加繁榮穩固。1911年，在此爆發了武昌起義。荊襄二地則失去了近代化的關鍵機會，自此再也不複當年的榮光。

1911年武昌起義

荊襄地區在千百年的曆史中，一直是我國十分重要的戰略要地，無數戰争在此打響，許多勝敗在這裡決定。但荊襄是成也位置，敗也位置，正由于其是兵家必争之地，使其長期處于戰争的威脅之下，一次次失去發展的重要機會，最終被武昌趕超，直至今日都未曾恢複。這也告訴了我們一個簡單的道理，戰争永遠不能帶來任何發展，帶來的隻有破壞。

1、曾建忠：《古代荊襄地區軍事地理位置及其戰略地位》，《湘潭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

2、曾建忠：《三國荊襄地區軍事地理論略》，湖南科技大學2010年碩士學位論文。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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