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習生 陳雨璐 澎湃新聞記者 任霧

去年6月，時年八十歲的楊本芬出版了人生中第一本書《秋園》。

在這本巴掌大的磚紅色小書裡，她記錄下母親梁秋芳的一生。書中，楊本芬為母親取名“秋園”，而自己化身文中長女“楊之骅”，秋園苦難堆疊的一生不斷沖撞女兒的筆端和眼眶，是泥沙裹挾的河流，也是書寫的燃料。

母親的生命在紙上落定，楊本芬收攏稿紙，接着講述。這一回，她講自己，講鄉人，講那些溫和細碎的日常，彙集在7月出版的短篇集《浮木》裡。

“作家”的身份是嶄新的，但她叙事已久。

起初是用嘴，二十幾歲的她跟小鎮工作的同事們講《聊齋》裡的花妖狐鬼，外國小說裡浪漫壓抑的女人，愛恨别離，流言與傳奇，滿屋子熱烈高亢的聲音；接着用筆，六十歲在女兒家抽油煙機的轟鳴聲中孤獨地爬梳稿紙，她對着回憶流淚；後來用指腹，八十歲學着高高翹起食指，對準平闆屏幕一筆一劃耕耘。

脊梁一截截矮下去，書寫的聲音和速度逐漸衰弱，聽故事的人卻從一間屋子蔓延開去，又從四面八方拿着相機擠到跟前來。

楊本芬幾乎不會拒絕任何采訪。有客人的日子裡，她早早地起床，把自己和屋子都收拾清爽，一身素色衣裳，端上備好的果盤，一刻不停地展示年代久遠的繡布、相冊和書房。坐在沙發上和陌生人們唠起家常，她笑聲爽朗，話鋒一轉，又紅着眼落進往日湍急的浪潮。

凄怆是故事裡無法被遮蔽的底色，她是講述者、親曆者，用一支筆和時間頑固地對抗。傍晚送客時半個身子夾進門縫，探出頭來反反複複道别，“我的故事說得好麼，文章夠寫了麼？”

擰開龍頭

60歲開始寫作，楊本芬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一個兩歲女孩的外婆。

為幫二女兒章紅照顧年幼的孩子，她從南昌來到南京，泡在三代同堂的家庭生活裡，泡在女兒家滿屋的書裡。看完野夫的《江上的母親》，她想起逝世的母親，寫作的念頭一經點醒，再也無法平息，“如果沒人記下一些事情，媽媽在這個世界上的痕迹将被迅速抹去，像一層薄薄的灰塵被歲月吹散。我真的來過這世界麼？經曆過的那些艱辛困苦什麼都不算麼？”

她在廚房寫，青菜晾在籃子裡，竈頭炖着肉，抽油煙機轟鳴；在搖籃邊寫，外孫女在搖籃裡睡得酣甜……寫作過程持續兩年，積攢八斤重稿紙。記憶源源不斷地從腦海裡湧出，鮮活，磅礴，筆端像廚房裡被擰開的水龍頭。

作品完成後，女兒章紅将故事以《媽媽的回憶錄》為名發布在天涯論壇上，反響意外熱烈。楊本芬一刻不停地回複讀者留言，像一台通了電的機器。對于這些遙遠而陌生的聲音，她形容自己的心情，“不是感動，而是感激。”留言最密集的時候，楊本芬在電腦前忙到淩晨三點，“生怕怠慢了别人。”

《秋園》挂在網上的十七年間，出版邀約不斷，溝通過後卻總是不了了之，楊本芬對此并不覺得失望，甚至從沒覺得她能變成一本書的作者。

十七年過去，故事終于在紙上落定、延展。

楊本芬的書架。本文圖片均為實習生 陳雨璐

豆瓣評分8.9，書被連續加印八次，總計銷售近40000冊。八字當頭的年紀，楊本芬收獲紛至沓來的圖書獎項。

有讀者評價，“《秋園》好像女性視角的《活着》”、“一口氣讀完了。輕輕的一本，沉沉的一生。”

鼓勵和贊譽從四面八方湧來，沉寂二十多年的小屋也開始迎來送往，各地記者趕來采訪。

楊本芬在書房閱讀

暮年的寫作帶來熱鬧，也帶來孤獨。

關起門來，她依然是操勞的妻子和母親，一個在周圍同齡人中顯得些許“特殊”的老人。

這個位于南昌城郊結合部的小區裡住滿年歲各異的退休工人，多數“連自己名字都不會寫”，楊本芬不會打牌，沒上過麻将桌，不跳廣場舞，家庭生活之外，填滿時間的方式是刺繡、寫作和閱讀。

傍晚納涼的人圍坐在綠蔭沉沉的香樟樹旁，她也曾走進人群，乘涼讀書，周圍的目光卻會讓她覺得坐立難安，“他們就那麼盯着你。”書翻得越來越艱難，兩次之後她退回書房，“不想搞得自己很有文化的樣子。”。

周圍的一些人并不知道她出了書，一些人知道，但全然不感興趣，也有人會突然湊到她跟前，叫她“大作家”，盡管對方并沒有讀過她的書。

楊本芬在家中寫作。

對于“作家”的身份，楊本芬始終感到懷疑，“我隻寫了一本書，怎麼能說自己是作家呢？”

這個問題也在母女和友人之間反複讨論。女兒章紅認為，“當你有表達的沖動，說出你想說的話，用真誠觸動到别人，寫作就開始了。”在出版人塗塗眼中，“她不僅僅是女兒和母親，她用寫作直面了自己的人生，直面了家國的曆史，直面了命運的無解。”

無論是不是“作家”，楊本芬的寫作仍在延續——《秋園》出版後，為了更便捷地書寫和回複留言，她學着打字，用一個月時間熟悉平闆電腦。在想要動筆的時候，她從廚房、卧室、瑣碎的家庭生活裡抽身而出，在陽光籠罩的小桌邊坐下，樓前幾株豫樟生得高大，她面朝窗坐，“用筆趕路”。

7月，第二本書《浮木》正式出版，這是《秋園》的補足和延續，回歸楊本芬自己的故事，也記錄她記憶深處形形色色的鄉人。

浮木

“這一生，如同水中浮木般随波逐流，掙紮求生。“《浮木》封面的句子是對秋園母女的真實寫照。在那個遠去的年代，“動蕩感”、“漂流感”貫穿她們的一生。

1914年，秋園出生在洛陽一戶開藥店的人家，17歲時被年輕的國民黨軍官楊仁受相中，她以“送我讀書”為條件出嫁，開始随夫遷徙，到南京生下第一個孩子，讀書成為泡影。

過了幾年安穩日子，很快到了1937年，秋園跟丈夫随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撤往重慶，後撤的輪船經過湖北漢口，仁受想起家鄉失明的父親，猶豫是否返還湖南湘陰老家之際，他請船上有“半仙”之稱的同事幫自己算了一卦，按照對方所描述的卦象，帶着妻兒下了船。

命運就這樣由一副搖搖晃晃的卦象颠覆。多年後，他們的女兒楊本芬在書裡寫，“過吊橋時，年輕的秋園牽着子恒（長子），邁着輕捷的步子走了過去。從前的生活，也遠遠留在吊橋那邊。”此後，秋園在陌生的土地先後誕下五個孩子，夭折三個。漫長的歲月裡她挨餓，受苦，被批鬥，被欺淩，46歲丈夫逝世，無奈之下，帶着兩個年幼的兒子改嫁到湖北，20年後第二任丈夫故去，她回到湖南舊居度過晚年。被兒子們守着，被屋子前後的楓樹與香樟守着，直至89歲終老。

梁秋芳舊照

“颠沛流離”同樣刻進楊本芬的一生。

那是1960年，楊本芬的父親在饑餓中不安地死去，走時肚子圓滾滾的，“像個闊佬”。丈夫離世，在最需要子女們幫助“掙工分”的時刻，秋園把快小學畢業的楊本芬拉到身前，讓她去考學校，“家裡有我撐着。”楊本芬始終懷着讀書的熱望，但身為長女，她知道一旦走了，擔子全壓在媽媽一個人肩上。她帶着矛盾的心情去考嶽陽工業學校，将近30個人參加考試，隻她一人考上。

在學校裡，她勤學善思，成績優異，“一張紙片子都要撿起來看”，書讀到最後一年，學校因故停辦，師生四散。她獨自跑到江西銅鼓，在建築隊幹活，工友們見她是學生模樣，說起不遠處有個半工半讀的共産主義勞動大學，楊本芬的心思又被點亮，抱着行囊到江西共大求學，學制一年。她盼望盡快賺錢養家，在城市紮根，畢業前夕卻因家庭成分被下放回農村。流離奔徙中，學業始終是一場空夢。婚後要照顧三個孩子，她又錯過成為中學老師的機會。

章紅的記憶中，母親對“大學”始終有根深的執念。高考制度尚未恢複，她挂在嘴邊的一句話便是，“等你們長大了，要讀大學。”當時的江西宜春的銅鼓縣城，“連老師都不大知道大學這回事。”

長女章南第一年參加高考，差三分上本科線。家裡的男人們覺得女孩子讀中專是不錯的選擇，隻有楊本芬一個勁堅持複讀，老師來勸，“出了窯的磚定型了，再複讀一年，也未必能取得更好的成績。”楊本芬聽後氣沖沖地對女兒們說，“我就不信，一個人才16歲，怎麼就定型了。”在母親的堅持下，章南複讀，一年後考入南昌一所重點工科院校，畢業後成為一名高校教師。

二女兒章紅自稱“小鎮做題家”，是學校裡有名的尖子生，1986年考入南京大學，完成了母親和外婆未竟的“大學夢”。

為籌措女兒上學的資金，楊本芬與丈夫在院子裡養豬——從汽車運輸公司扛來淘汰的舊車廂闆，屋頂蓋海綿瓦，竹蔸一剖兩邊，綁在闆子上當作食槽，到高考成績揭曉，兩隻小豬長到八十斤，換來的錢給女兒帶去南京。

為生活所迫的處境，她從小就在體味。她和母親一般，如浮木漂泊，如野草柔韌。

《浮木》開篇，楊本芬講述故去的親人們，第一位是早夭的小弟楊銳，“漆黑的頭發長齊後脖子，黑珍珠般的眼睛……特别愛笑。”弟弟模樣胖手胖腳，卻“來得很不是時候”。

那正是饑荒的年代，一家六口擠在破敗的屋子裡為糧食發愁，楊銳出生不久患上肺炎，咳嗽到第十九天，在姐姐懷裡拱了拱身子，斷了鼻息。“弟弟在我懷裡走的時候一歲，我十二歲；現在我八十一歲了，弟弟還是一歲。”而在當時，她沒有流淚，隻為他擺脫饑餓感到解脫，“無須體會饑餓等于活埋的滋味”，日後生活有了餘裕，卻越發感到錐心刺骨的疼痛。

楊本芬刺繡作品

活着為了講述

楊本芬為《浮木》第一章取名“家”，親人先後離開，留下她做記錄的人，這些人終于在書裡“相聚”。

八十歲成為作家，楊本芬與人講故事卻可以追溯到半個多世紀以前。

29歲時，她開始在銅鼓縣城的運輸公司上班，日常最愛做的事便是到處找書，想盡辦法換回家讀——繡鞋墊、給襪子鑲底，殺雞招待客人……甚至在家務間隙伏在案頭抄書，讀得很“貪婪”，文字爬進腦海，她用自己的方式記憶和講述。

沒有電視可看的年代，入了夜，楊本芬的小房間便熱鬧起來，同事鄰裡聚在一起聽她說起那些古老傳奇的故事——《七俠五義》、《聊齋》、《鏡花緣》、《紅岩》，還有她最愛的《安娜·卡列尼娜》……章紅是聽衆間的固定班底，端一張小闆凳，把身體貼緊，喜歡把下巴倚在媽媽膝蓋上，“聽什麼都很入迷”。

楊本芬的書架

楊本芬的閱讀習慣也一直延續至今，關注多年的作家出了新書，她讀完覺得失望，不加掩飾地批評，“結構是斷裂的，怎麼會寫成這樣。”在公衆号上讀文章，不管寫得好壞，隻要底下有“打賞”通道，她總要點進去花上一些錢，因為“無論什麼年頭，寫字總是不容易的。”

被她講述的人，也是渴望被傾聽的。早在讀書時章紅就采訪過外婆秋園，沒有錄音筆，她帶了小本子，到老家找一間小屋，托着腮聽外婆講述往事。外婆聲音柔和、思路清晰，章紅聽得入神，沒有立即記錄，老人便停下講述，張大眼睛問，“你怎麼不記了？”那次的采訪，章紅沒有看得很重要，回想起外婆當時的反應，她至今仍感到遺憾，“我覺得她是渴望講述的，她渴望自己的生命被看到。”

章紅曆曆在目的是外婆秋園穿着淺灰色立領偏襟棉布褂子，一手舉起蒲扇略擋住太陽，一雙裹了又放開的腳“咚咚咚”走在鄉村土路上，帶她們去走人家，每到一戶就飲上一杯豆子芝麻茶，茶裡有鹽，炒過的芝麻噴香。晚年的秋園坐在女兒、外孫女家裡看《天龍八部》和台灣浪漫小說，把故事講給孩子們聽，一邊講述一邊感慨，“好好看咯，好好看咯。”離世前一年，身體日漸衰敗的她在家中招待後輩，告别時，拉着外孫女的手站在屋前曬坪上，手指向不遠處的山崖，“你要是早來一個月就好了，杜鵑花開得可好看了。”這個畫面定格在章紅心裡，“外婆88歲，依然為我看不到杜鵑花而感到遺憾。”

直到《秋園》發布在天涯論壇後，她的生命終于被千萬人閱讀。

故事挂在論壇上的十七年間，章紅收到四面八方的網友留言，其中一位說自己也想記錄父親口述的往事，無奈父親叙述的内容細碎零散，他把握不住其中的脈絡和層次。讀到這個帖子，他仿佛回到聽父親講述過往的場景裡，“一樣的水漫過來，一樣的苦味彌散着。”

《秋園》出版後，章紅設法找到這位讀者，對方卻告訴她，父親罹患阿爾茨海默症，如今連孩子的名字都叫不出。這件事帶給章紅沖擊，“人們一直在喪失，記錄和書寫便是人類抵抗遺忘、抵抗喪失的方式，因為故事不經講述就是不存在的。”

一位讀者留言說起自己媽媽的寫作，“她最近也在寫點什麼……世上并不隻有名人的巨流河或無愁河，每個人都有河，都可以寫，都能被看見。”

“媽媽平凡如草芥，早已湮沒于大地，隻是我再也沒有想到，借助于我粗陋的筆墨，她的生平竟得以複活。”楊本芬在《浮木》的序言中這樣寫道，“而最令我欣慰的是這樣的聲音：看來我也要去聽外婆的故事，否則就要來不及了。 ”

疼痛的骨頭

“用筆趕路”的楊本芬唯一憂心的是，“沒有其他毛病，就是這個膝蓋痛把我打敗了。”

她的膝蓋已經疼了三年多。前年做了微創，疼痛卻加劇，再不敢輕易動刀。常年貼着膏藥，陣痛來襲，常常需要吃安眠藥才能入睡，下樓也成了難事。

楊本芬偶爾在和女兒們的通話裡委屈地哭，可有些事情卻還是要拖着疼痛的身體去完成。比如寫作，比如照顧年長七歲的老伴。

楊本芬在陽台刺繡

寫的頻率不如以前了，但隻要回憶上湧，她還是會拿起平闆，坐在陽台上那張熟悉的小桌旁，或半躺在書房的小沙發打字，興奮時一下能寫出四個故事。

楊本芬感到困惑，明明這些年記憶力衰退得明顯，前些日子才看的書便忘記名字，大部分内容也流水無痕，理不出思路，半世紀前的畫面、言語卻實在清晰。她能清楚地報出在運輸公司做調度員時處理過的數據——成都到長沙198公裡，成都到南昌210公裡……書裡的人多已斷了聯絡，不知生死，說起來卻像剛剛在樓下打過照面，“李娭毑（《浮木》中提到的一個角色）你曉得吧，看過吧，”坐在餐桌邊談起舊時的鄉人，楊本芬放下筷子，半仰頭，表情忿忿，“你說這些人怎麼會這個樣子咯！”

在家庭裡忍耐和照料的曆史遠比寫作悠久。早年間為了照顧兩個弟弟，楊本芬到十四歲才正式上學，最潦倒的時候從父親的手裡接過木棍，和鄰家孩子沿路乞讨；二十歲流落異鄉，遇見丈夫——舊官吏家的女兒和地主家的兒子，兩個年輕人帶着各自刺眼的階級成分，見過幾面便定下終身；抱着繼續工作讀書的念頭，婚後卻很快成為母親，照顧三個兒女，不到五點起來蒸飯，十多年中頻繁換着工作，卻從未擺脫竈頭鍋尾的瑣碎；到了晚年也難得清閑，日夜看護患有糖尿病和阿爾茨海默的老伴，忍住膝蓋的疼痛在屋内“跋涉”——移動時，一隻手要托緊丈夫手肘，另一隻手扶住他的後背，再借一根杵在前面的拐杖開道，五條“腿”靠在一起緩慢地挪。

而在其他時候，楊本芬總是覺得丈夫離自己好遠。相伴六十一年，她形容他，“是個好人，老實得不得了，對外人極好，對小孩極好，卻不曉得心疼我。”記憶裡少有親密的時刻，早年間在南京過馬路，她主動過去牽老伴的手，卻被甩開，丈夫嘴裡蹦出四個字，“各走各的。”别人稱呼她“小楊子”，丈夫有一連串簡單的音節可以用來代替名字，“诶”、“喂”……如果有孩子在場，這個問題便得到解決，他會轉向兒女，在他們名字後面加上一個“姆媽”的後綴，“去找你姆媽。”楊本芬回憶，有一次她在房間裡聽到他這樣說，從房間裡走出來，氣惱地回應道，“你姆媽來了。”丈夫瞪大眼睛說不出話來，這一幕讓她覺得“蠻好笑”。

所有的不滿也隻抵達這一聲“蠻好笑”，“我模樣不錯，能說會寫，手腳麻利，也聰明，為什麼不值得他珍惜，不值得他愛呢？”楊本芬坐在書房的小沙發上，眼睛裡有凄怆的顔色。嘗試交流也隻是“對牛彈琴”，她感到困惑，但從來沒有想過離開，談話的時候會中途離開，“去看爺爺睡得好麼。”

在丈夫那裡，楊本芬覺得自己仿佛是沒有名字的人，但有件事讓她印象深刻。前些年丈夫的言語和書寫功能衰退得厲害，有人拿出白紙來讓他寫家人的名字，他寫不出兒女叫什麼，隻會寫“楊本芬”，不停寫，直到黑色的字迹爬滿一頁紙。

媽媽的困惑也讓章紅感到困惑，她自覺有一個接近完美的父親，“砍柴劈柴，種地種菜，賺錢養家，從無外遇，也不打罵孩子。”朋友聽完描述，誇她的父親是“那個時代的完美好男人”。章紅更加迷惘了，“但我媽媽不幸福，他不能滿足我媽媽的情感需求和精神需求。”

這些家庭生活的細節都被楊本芬寫進自己的第三本書，塗塗為這本書取名《我本芬芳》，書籍預定明年夏天出版。身邊有人提出質疑，說家庭裡的故事是私密的，何必要寫下來讓旁人知道，楊本芬卻覺得隻要是真切的生活，便沒什麼好掩藏。團圓和美滿是真的，苦難和委屈也是真的，她從沒想過逃，也不肯放棄寫，“我就是要寫出來，管他的，就是要寫！”

楊本芬用平闆寫作

對于楊本芬而言，寫作從來不是“出走”的征兆。“嫁漢嫁漢，穿衣吃飯”是挂在嘴邊的話，她習慣付出，擅長忍耐，走過煙火竈台的一生，到了暮年，隻是手上多出一支筆來，幾頁紙完成後，原本的生活照舊。

曾經被一位記者問到“有沒有想過人生會有另外的可能”，她的回答是“沒得選”——當年身上帶了三塊錢，隻夠到江西，去不了更遠，後來被下放農村，隻能通過婚姻“挽救”生活。

“媽媽習慣忍耐，但要說真的沒有抗争，似乎又不是，對她來說，寫作本身就是日常縫隙裡的挽留和抵抗，不基于性别，隻基于人性，她願意寫，也能夠寫，便是好的。”章紅說。

至于那些傷痛，就像膝蓋下面那塊不安的骨頭，接下來的日子，她還要繼續行走。即便疼痛，也不停留。

責任編輯：彭玮

校對：栾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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