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曆了數代人的努力後，宋代的經濟、文化各方面在徽宗皇帝在位期間發展到了巅峰。表面的繁榮，更令趙佶虛榮心大盛。為了歌頌盛世升平景象，徽宗特意成立了大晟府。

大晟府的創立雖然與徽宗的個人愛好有極大關系，但它的的确确是中國音樂史和詞史上的盛事。

一臉雍容的宋徽宗

大晟府是宮廷樂府，負責頒布樂律、教習音樂、修正樂律，編輯調譜制聲律，制造樂器、制撰文字的專門國家機構。周邦彥曾經擔任過大晟府提舉官，後代詞評人曾提出了“大晟府詞人”的概念，甚至将周邦彥視為大晟詞派的領軍人物。

大晟府，本來就是為政府歌功頌德的專門機構。曆任大晟府提舉，都非诤臣直臣，蔡攸與楊戬更是知名的佞臣。周邦彥不願意同流合污，淪為政治工具。所以，在任上采取了不合作、明哲保身的态度。

呆若木雞的周邦彥

徽宗皇帝好大喜功，許多地方官為迎合其虛榮心理，不斷制造祥瑞，上報祥瑞。從大觀二年開始，全國各地先後有廬州雨豆，汀懷二州慶雲現，乾甯軍、同州黃河水清三次的異事，陝州、岚州黃河清，虔州芝草生，蔡州瑞麥連野，河南府嘉禾生、野蠶成繭，相州野蠶成繭等等不一而足的祥瑞現象發生。

龍顔大喜的徽宗命蔡京暗示周邦彥，希望周邦彥作首馬屁詞，以便使天下共唱，萬世流芳。

哪知，周邦彥借口“某老矣，頗悔少作！”為由婉言拒絕。（據周密《浩然齋雅談》載）據《清真先生文集序》記載，晚年的周邦彥“學道退然，委順如命，人望之如木雞。”學者認為，周邦彥之所以變得“呆若木雞”，完全是因為他在經曆了黨争的波濤之後，不敢随便亂說話了。

其實，周邦彥的仕宦并未受北宋末年黨争的影響，因為他并沒有在政治上站隊，當然也不會有站錯隊的事情。婉拒蔡京，是因為他從前寫過一首詩狂拍蔡京馬屁，為士林所笑。晚年的周邦彥覺今是而昨非，不願意再去阿附權貴。

關于周邦彥獻詩的記載，始見于宋《西清詩話》，原書已佚（《西清詩話》為蔡京季子蔡絛所作，因此，周邦彥獻詩之事的真實性毋庸置疑）。《苕溪漁隐叢話》轉引其中内容道：“周邦彥美成上家公生日詩雲：‘化行禹貢山川内，人在周公禮樂中’，時稱警策”。

周邦彥向權貴蔡京獻詩是事實，但關于獻詩的性質卻一直充滿了争論。

多數人以為，這兩句詩隻是泛泛之言，随便獻給哪位權相都可以，所以這隻是逢場作戲之作而已，當不得真；有人卻認為，獻詩說明周邦彥人品有問題，“用頌天子之詞谀蔡京，是有過于潘嶽遠拜路塵，清流為之齒冷的行為”。

美男潘嶽

潘嶽、字安仁，曆史上著名的美男，“貌若潘安”說的就是他。在其仕宦不顯之時，曾作《閑居賦》自勵道“覽知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表示自己絕不會不義而富貴。可是為了攀附權貴賈谧，每當賈出行，潘安與石崇望塵而拜。這種趨赴權勢的行為與其所标榜的潔身自好相去不啻千裡，因此被人譏諷道：“高情千古《閑居賦》，争知安仁拜路塵！”

古往今來，人們都是嘴上說一套、行為卻是另一套，文人奔競于權門是種常态。文學更隻是苦悶的象征，将其視作精神超越的方式就可以了。至于作者表現出的言行相悖，無足驚詫！

北宋末年蔡京父子權傾中外，能巴結上蔡京，從此就會仕途坦蕩，平步青雲立可待矣。年輕熱中功名的周邦彥，為了仕途進步，寫詩去巴結奉承蔡京也可以理解。

聖人周公

人們譏諷周邦彥，是糾結于周詩中“人在周公禮樂中”句。須知周公者，絕不是專頌天子之辭。如果是，曹操就不會在《短歌行》中有“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之句了。所謂“化行禹貢山川内”，是指在蔡京為相期間，教化大行于九州之内。此一句明顯是谀詞，但這種例行文字根本當不得真，蔡京不是周公，北宋末年内憂外患，民變蜂起，說教化大行，則是赤裸裸的打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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