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學院16級小周同學來信：

我的問題由頭很簡單。《漢語與中國文化》一書中，您提到漢語漢字具有“文化通約性”，這不僅體現在漢語句子的展開上，也體現在漢字的結構特征上。

在很大程度上，“文化通約性”是要建立在“文化認同感”上的，而“文化認同感”的形成要經過時間的磨合與曆史的積澱。如白居易作《船夜援琴》，我們就算未品其文，心中會不由自主地覺得，白居易彈奏的“理所當然”是優雅之曲，而非嘔啞嘲哳之音——“船”予之以景，“夜”渲之以情，“援”曉之以形——這都是身為中國人所有的文化認同感。其無礙于情解、無礙于理解者，就在“理所應當”這幾個字上。

而在新媒體逐漸代替傳統媒體居于主導地位的時代，一些網絡語言漸漸流行于我們的生活，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舶來品。近幾年，日本的顔文字以及其他的字符頻繁出現在我們的聊天以及書寫中，如O(∩_∩)O~~、/(ㄒoㄒ)/~~等。我們将這些符号稱為“顔文字”。

從文字的定義來看，許慎《說文解字·叙》雲：“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顔文字以其形象地表達我們面部表情而流行于網絡，我覺得它似乎具備了象形的特點。但是這些字符并不能獨立構成句子，且表達的範圍和含義十分有限，因此我的第一個問題是：這些流行于網絡的“顔文字”是否算得上一種文字？

網絡流行語似乎并無國界、文化之分。它們簡明、形象的特點使我們就算沒有文化認同感也能準确地明白對方到底想表達什麼。比如“orz”就表示“跪”，“囧”表示窘迫和尴尬，“233”表示“笑到放屁”（有點不文雅哈哈哈）。

漢字具有“文化通約性”，這樣看來網絡語言似乎也有“文化通約性”，甚至能比漢字更易讓人理解。

但是網絡文字缺乏曆史文化的積澱，隻是酒餘飯後的“快餐産物”，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們的表達趨于無腦化和低端化。那麼我的第二個問題是：這些網絡語言的誕生是語言的進步呢，還是退步？

小周同學的思考，圍繞着“文化通約性”。但他對“文化通約性”的理解是望文生義了。

所謂“文化通約性”，指的是能夠在一種文化内部“通約”于各種文化現象的東西。

那麼，哪些東西能夠在中國文化各種表現形式中“通約”，即成為“公約數”的呢？

隻有思維方式。

中國文化的各種表現形式，都是民族文化的思維方式決定的。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整體思維。

與之相關的，還有具象思維、主體思維、辯證思維、直覺思維等。這些思維方式，是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季羨林先生分析中西文化時提出一個重要觀點：

“東西兩大體系，有相同之處，也有相異之處，相異者更為突出。據我個人的看法，關鍵在思維方式。東方綜合，西方分析。”

季羨林認為，分析就是把事物的整體分解為許多部分，越分越細。優點是比較深入地觀察了事物的本質，缺點是隻見樹木不見森林。

綜合就是把事物的各個部分聯成一氣，使之變為一個統一的整體，強調事物的普遍聯系，既見樹木，又見森林。

綜合和分析，作為中西文化不同的思維方式，是怎樣在中西文化各自的表現形式上，進行“文化通約”的呢？季羨林說：

“我想先從醫藥中舉一個例子。人們都知道，西醫和中醫是完全不同的。兩者的曆史背景完全不同，發展過程也完全不同，因此，診斷、處方、藥材等等都不一。最明顯的差别是大家所熟知的：西醫常常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中醫則往往是頭痛醫腳，比如針灸的穴位就是如此。提高到思維方式來看，中醫比西醫更注重普遍聯系，注重整體觀念。

“再拿語言文字來作一個例子。西方印歐語系的語言，特别是那一些最古老的如吠陀語和梵文等等，形态變化異常複雜。隻看一個詞兒，就能判定它的含義。漢語沒有形态變化，隻看單獨一個詞兒，你就不敢判定它的含義。必須把它放在一個詞組或句子中，它的含義才能判定。使用了這種語言的中國人，特别是漢族，在潛意識裡就習慣于普遍聯系，習慣于整體觀念。

“再如繪畫，中西也是不相同的。許多學者，比如申小龍先生等，認為西畫是‘焦點透視’，中國畫是‘散點透視’。你看一幅中國山水畫，可以步步走，面面觀，‘景内走動’，沒有一個固定的焦點。申小龍還引用了李約瑟和普利高津的意見，認為漢民族有有機整體思維方式。”（季羨林《神州文化集成序》，新華出版社1991）

這就是思維方式在文化各種表現形式中的“通約性”。

作為思維方式的“文化通約性”，不可能在中西文化中獲得共同的“文化認同感”。

前者是文化的，它在一種民族文化中，是一個同質性概念，這就是所謂“通約性”；但對異文化來說，它是一個異質性概念，具有“不可通約性”；

而後者，即小周同學說的中西文化共同的“認同感”，是普遍的、非文化的概念。

同學們一定要記住，當我們說到“文化”的時候，我們說的是民族文化的差異性，亦即人類文化的一種可能性。

弄清了這一點，我們來讨論小周同學提出的幾個問題：

1. 流行于網絡的“顔文字”是否算得上一種文字？

顔文字是表情符号，不是文字。說顔文字，隻是一種比喻。

當我們使用“文字”這個概念的時候，它是一個語言學概念。在文字誕生之前，人類用結繩、契刻、圖畫等形式來傳達信息，它們都不是文字。隻有當一種符号形式和口語中特定的詞聯系起來，獲得了“語言性”，文字才産生了。

“文字”這個詞在世俗語義中，還有不少延伸的意義。它表示“符号”，例如“顔文字”；它還表示語言，例如“一段文字”“作品的文字很幹淨”。對于這些世俗語義，我們說說無妨，不要真的去想“顔文字是不是一種文字”。

2. 網絡流行語有無國界、文化之分？

互聯網在理論上是“不分國界”的，互聯網上通行較廣的英語，也有“國際英語”之稱。但網絡語言是一個民族語言概念，網絡流行語的主體依然是民族語言。

同學們在互聯網上“環顧四周”，有幾個流行語是無國界無文化的？能夠舉出的例子，不外乎一些外來語。它們的身份是“借詞”，流行語的主體依然中文。

顔文字，或者說表情符号，不是語言，也不是文字，它們不在“網絡流行語”的範疇中。充其量，它們隻是網絡流行符号。

它們在世界範圍内獲得的“認同”，不是“文化認同”，而是符号認同。這和用于交通指示的紅綠燈通行全世界一樣。它們的“流行”，反映了人類共同的生理和心理特征。

3. 網絡語言的誕生是語言的進步，還是退步？

小周同學說：網絡文字（這裡的“文字”指的就是語言——引者）缺乏曆史文化的積澱，隻是酒餘飯後的“快餐産物”，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們的表達趨于無腦化和低端化，它們的誕生是語言的進步還是退步呢？

我想反問一下：網絡語言為什麼就缺少文化曆史積澱？

是因為它産生時間不長嗎？你的意思是隻要是新詞就不該用嗎？其實任何新詞的産生，都離不開傳承的基礎。

是因為它是快餐嗎？哪個新詞不是快餐？

是因為它無腦嗎？無腦的符号為什麼有腦的大家都喜歡用？

是因為它低端嗎？語言“高”和“低”标準在哪裡？

評價語言高低的唯一的标準，是你現在用起來得心應手，能夠滿足你表達自我的需求。

至于将來它是不是一直有生命力，那是整個社會和相應的語言系統在發展中的選擇，誰都無法先知先覺。

我多次說過，網絡語言日新月異，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後留存下來的語詞，無疑是生命力更強的語詞。但它們誕生的前提，是人人争做語言的弄潮兒，而不是人人争做語言的“老學究”。

網上有人說，“有的語言是活的，盡管它的作者早已死掉，但還是被無數後代傳頌；有的語言是死的，剛被人說出口，最後一個音節還沒發完，就已經腐爛了。”

比如活的語言是：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

而死的語言是：籃痩、香菇。

因此，“要想文章活得比人長久，那就盡量不要使用網絡熱詞。”

其實仔細想一想，那些優美的、傳世的語言，開始的時候不也是“網絡熱詞”嗎？如果它們不熱，會存活下去嗎？

而那些“剛被人說出口，最後一個音節還沒發完，就已經腐爛了”的“詞”，它還沒有“約定俗成”，連語言的資格都沒有，何來“腐爛”之說？

語言的生命力不在是否“文雅”或“粗俗”，而在是否具有表達功效。無表達功效的語言，不合“時宜”“地宜”的語言，自然會在人類的交流中被抑制和淘汰。文言文如此文雅，不是照樣在新文化運動中被白話文取代了嗎？——因為新的思想需要新的語言。

優美的漢語都是從蓬勃旺盛的草根語言中發展出來的。沒有草根語言，語言就沒有了生命力。

網絡語言魚龍混雜，其中的“龍”有力推動了現代漢語的豐富和發展，而其中的“魚”，當然會被淘汰。但是“龍”還是“魚”，需要一個社會選擇，即約定俗成的過程。

有的新詞，在特定的社會方言、地域方言範圍内可能很有功效，但破了“圈”，置于新的全民審視标準下，就會受到批評和抵制。

網絡語言，在社會語言學的意義上，是一種社會方言。但這種社會方言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社會方言。一方面互聯網已經滲入全民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線上”的語言變異幾乎同步影響“線下”的語言，所以網絡語言具有相當程度的全民性。

9月7日下午，上海新聞廣播“市民與社會”節目編輯打電話給我，邀我就“傘兵”諧音梗受到輿論批評的話題，到電台做一次直播讨論。我放下電話上網查“傘兵”諧音梗的意思，查了一會兒才明白了。

這樣一個過程就說明：

1.“傘兵”諧音梗是一種社會方言，大多數人并不了解；

2.“傘兵”諧音梗在方言的意義上存在，但它作為一種網絡新詞具有全民語言的傾向，它的低俗理據理所當然受到輿論抵制；

3.網絡語言兼具方言性和全民性，其方言意義上的合理性并不會自然延伸到全民語言的合理性。因此網絡語言的創新及其模仿複制，須注重公序良俗，努力向陽而生。

我常說一個新詞一旦大量重複就會符号化、平面化。現在看來，網絡語言創新的大量複制不僅帶來思維平面化問題，而且帶來價值漫灌的問題，此時就需要反思——

當你的“傘兵”破圈進入一個全民的公共領域，你的社會責任感還在不在，你還能正向垂範嗎？

參考鍊接

9月8日中午上海新聞廣播“市民與社會”節目對網絡語言的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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