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05年10月26日，一隻商隊行徑在河西走廊上，這已經是明王朝統治中國的第238年了，在這個商隊中有一個亞美尼亞打扮的商人，自稱阿蔔杜拉.伊賽，從印度出發，他們在這條古老商路上已經走了整整三年。公元1596年10月，耶稣會羅馬總會長收到一封來自中國的信件，寫信的是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窦，他在信中寫道，中國很可能就是《馬可.波羅遊記》中所說的神秘美麗的王國“契丹”，馬可波羅有可能是最早一批來到中國的歐洲人，由他口述的《馬可波羅遊記》曾經提到，在遙遠的東方，有一個名叫契丹的王國，長期以來，大多數歐洲人認為，中國和契丹是兩個不同的東方國家。

利瑪窦從遙遠東方寄回來的信函，激起了羅馬教廷和葡萄牙國王強烈的好奇心，他們決定派人前往東方探明真相，于是精明幹練的鄂本笃被教廷選中。鄂本笃，葡萄牙人，耶稣會修士，年輕時在印度當過水兵，他天資聰慧，精通印度語，波斯語，熟悉中亞的曆史，地理以及風土人情，為了保密，鄂本笃喬裝成亞美尼亞商人，化名阿蔔杜拉.伊賽，除了要去論證契丹與中國是否是同一個國家之外，還有就是探尋一條由陸路前往中國傳教的便捷通道。

13世紀初葉，蒙古人的三次西征，曾經一度打開并擴大了中國和歐洲交往的陸上交通，但明王朝建立後，出于對蒙元殘餘勢力的顧忌，逐漸在中國的西北方向進行收縮，嚴密布防，與此同時，由于中亞地區的衆多國家各自為政戰亂頻頻，而強大的奧斯曼帝國又阻隔了歐洲到亞洲的通路，西方世界向東方國度的探索幾乎中斷，漸漸的一個海洋的世紀正在來臨，15世紀初，明朝傑出的航海家鄭和，七下西洋，令人矚目。90年後，葡萄牙人達伽馬打開了歐洲通往印度洋的海路，開辟了連接東西方的新航路，使海路逐漸成為彼此交往的主要通道。

蒙古

明朝

公元1603年3月，傳奇的耶稣會教士利瑪窦，就是通過海路到達中國的，而鄂本笃肩負的使命，則是重新探索一條從陸路前往中國的道路，公元1602年10月，鄂本笃由印度出發，加入商隊，大多數仆人因為畏懼前途險惡離他而去，隻有一名叫做依薩克的亞美尼亞仆人，始終跟随着他，這個商隊經過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翻越帕米爾高原一路東行，終于進入了河西走廊。

公元1604年11月，離開印度兩年後，鄂本笃到達了塔裡木盆地内察理斯城，在這裡他遇到了一些穆斯林商人，商人們告訴鄂本笃他們曾經到達過所謂契丹的首都，而那裡正式中國明王朝的都城，北京。鄂本笃興奮異常，中國也許真的就是他要尋找的“契丹”。公元1605年3月，鄂本笃再次上路，在穿越了塔克拉瑪幹沙漠以及無數已成廢墟的古代城堡之後，終于到達了嘉峪關。

永樂年間，明帝國遷都北京，整個北方邊疆，始終面臨巨大的邊防壓力，而此時西域境内同樣蒙古部落林立，早在朱元璋時期，大将軍馮勝在征戰河西的過程中，就已意識到，在河西走廊西端，建一座大型防禦城堡十分必要，幾經選址，地點确定在了曆史上漢帝國最早設置玉門關的地方，石關峽，在奏請朝廷批準後，這座大型軍事要塞，在公元1372年的春天正式動工。

公元1539年，經過了168年的時間，嘉峪關城及其兩翼長城和沿線的烽燧敦堡全部修建完成。它南起祁連山支脈的文殊山，北銜黑山峭壁，中間連接着嘉峪關，形成了一道15公裡的明牆暗壁，這道完整嚴密的軍事防禦體系，日後被譽為“天下第一雄關”。

明王朝後期，中國西北一線的軍事策略是以邊牆連綴起九邊的城堡，墩台，隘口，用這種立體連綿的緊密防守，來限制蒙古人的南下，這就是起伏綿延了6000公裡的人類建築奇迹明長城，自中國最東端的山海關，到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明長城最終在嘉峪關畫上了句号，這座城堡也成為中原王朝強烈收縮内斂的象征。為了防禦外患，明政府在嘉峪關外先後建立了七個衛所，他們共同構成了明王朝西部邊陲最重要的一個軍事防衛管理體系，這七個衛所護衛着從嘉峪關到哈密衛的1500餘裡絲綢之路的安全與暢通，從哈密衛到嘉峪關一線是來自中亞與西域貢使前往中國唯一的法定路線，嘉峪關是他們進入中原内地的唯一關口。

在等待了25天以後，鄂本笃一行在經過嘉峪關鎮守官員的詳細盤查以後，終于通過關卡，經過嘉峪關以後，鄂本笃隻用了一天時間到達肅州衛，今酒泉，鄂本笃曆經三年的旅途終于證明了利瑪窦的推測，“契丹”就是中國。當時西方國家要去中國進行貿易，必須派遣使者帶上“貢物”，進入明朝進行“朝貢”，明朝政府以“賞賜”方法收購貢品，這是與明朝進行貿易的唯一合法形式。于是，鄂本笃必須争得寥寥無幾的“使者”名額，才有可能前往北京。鄂本笃感到憤懑。

按照中國和西域七八個國家的舊協定，每六年，允許這些國家有72名商人進入中國。在明王朝立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便定下了對外政策的兩大方向，朝貢制度和海禁政策，這種做法強化了中央權力，将外交與貿易合一，在朝廷壟斷貿易的同時，達到對海外國家的籠絡，朱元璋得繼任者延續了他的理念，在開放與控制中，尋找着王朝政治與經濟的平衡。但明王朝後期，以農業為主體的社會已經無法适應世界貿易環境，而朝廷并沒有意識到商業的重要性，對民間貿易态度消極，持續兩百年的朝貢制度，透漏出陳腐僵硬得氣息，看似依舊繁榮的河西走廊無法挽救絲綢之路的沉寂。

而就在不久的将來，被世人稱為“白銀帝國”的明朝，即将失控，一步步，在經濟崩潰帶來的種種災難中，走向滅亡。

鄂本笃求助利瑪窦，但信件遺失了，一年後，鄂本笃再次寫了一封信，托付給進京的商人，公元1606年11月中旬，這封信送到了身在北京的利瑪窦手中，北京的傳教士立即派修士鐘鳴禮去接鄂本笃前往北京，公元1607年3月，鐘鳴禮達到肅州，然而此時鄂本笃已經入選成為去北京的“使臣”，但他卻為此花光了所有錢财，還患上了重病，就在鐘鳴禮到達之後11天，鄂本笃去世了。鄂本笃是元朝之後，有記載的第一個由陸路達到中國的歐洲人，他以他的冒險旅程完全證實了歐洲要尋找的契丹就是中國，并見證了17世紀初的陸上絲綢之路，依然存在。但鄂本笃的離世，也宣告了西方世界對于路上絲綢之路探索的終結。明朝政府僵化消極的政策，在有意無意間，令絲綢之路越來越走向凋敝。鄂本笃最終未能完成的旅行成為穿越河西走廊的古絲綢之路上，中西交通史徐徐落幕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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