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講壇南北朝全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僞曆史撰述，繼司馬遷班固之後，有新的成就它的代表作，有陳壽的《三國志》、裴宏的《後漢書》和範晔的《後漢書》成就不如這四部書，頁在紀傳體史書中還占有一定地位的，有司馬彪《續漢書》的志，沈約的《宋書》、蕭子顯的《南齊書》和魏收的《魏書》，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百家講壇南北朝全集?以下内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百家講壇南北朝全集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僞曆史撰述，繼司馬遷班固之後，有新的成就。它的代表作，有陳壽的《三國志》、裴宏的《後漢書》和範晔的《後漢書》。成就不如這四部書，頁在紀傳體史書中還占有一定地位的，有司馬彪《續漢書》的志，沈約的《宋書》、蕭子顯的《南齊書》和魏收的《魏書》。

陳壽生當蜀漢和西晉交替之際，見聞當較真切。他的書在當時已受到好評。有人評論陳壽“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有人評《三國志》“辭多勸戒，明得失，有益風化”。

陳壽的史才，表現在對三國曆史有一個總攬全局的看法和處理。他在《三國志》中記述了自184年黃巾起義以後至280年晉滅吳，差不多一百年的曆史。他以曹魏的幾篇帝紀提洯這一時期曆史上的大事，又分立魏、蜀、吳三書以叙三國鼎立的發端、發展及結束。他記述了黃巾的興亡、董卓和群雄的四起；記述了官渡戰後曹操勢力的迅速增長，赤壁戰後三國鼎立，夷陵戰後蜀、吳長期合作和蜀、魏長期對立；記述了魏明帝傳位嬰兒以至曹爽的失敗，是魏晉替興的轉折；記述了諸葛亮之死是蜀政變化的标志；記述了孫權晚年嫌忌好殺已肇敗亡的危機。他于《魏書》三十卷中，首列《武帝紀》以記曹操的創業；接着，在記帝、後妃及漢末諸雄之後，就寫《諸夏侯曹傳》和《荀彧荀攸賈诩傳》。諸夏侯曹是魏家宗親近臣，他們的盛衰是曹魏盛衰的一面鏡子。二荀是參與曹魏軍國大計的内幕人物。此外，以二十卷分寫魏的宗王、謀臣、将帥、循良、文學、清名、叛臣、方技和邊族。他于《蜀書》十五卷中，特寫劉備和諸葛亮而于亮備極推崇。《諸葛亮傳》通過隆中對、說孫破曹、永安托孤、出師表，以概括亮的一生事業。而在關羽、董和、董允、廖立、李嚴、蔣琬、姜維以及其他各傳中随時寫出亮的政治威信、政治影響。他于《吳書》二十卷中，特寫了吳創業之君孫策和孫權，也寫了江東主持軍國大計的重臣周瑜、魯肅、呂蒙和陸遜。蜀、吳兩書也都分别寫了文臣、武将、忠良、清名、文學和術數。《三國志》外表上有類于傳記彙編，實際上卻自有一個密針縫制的局度。

陳壽叙事往往作到隐諱而不失實錄，揚善而不隐蔽缺點。他在《魏書·武帝紀》，于漢魏關系上有所隐諱，但措詞微而不誣，并于别處透露出來一些真實情況。如建安元年漢獻帝遷都許昌，本是曹操企圖挾天子以令諸侯。陳壽在這裡不用明文寫曹操的政治企圖，是隐諱。但寫遷都而不稱天子，卻說董昭等勸太祖都許，這就是微詞了。另外，他在荀彧傳、董昭傳和《周瑜魯肅呂蒙傳·評》中都揭露了當時的真實情況。《武帝紀》又記殺董承、殺伏後。紀中已委婉地記出了殺伏後的原因，而殺董承的内幕則另見于《蜀書·先主傳》。陳壽對魏晉之際的記述，因時代近，政治上的壓力大，隐諱更多。但在《三少帝紀》中，記魏晉禅代事，說“如漢魏故事”。這五個字的内容是包含了很多東西的。陳壽對他所稱贊的人，如對劉備，在《先主傳》中稱其弘毅寬厚，但在《周群傳》中記其以私怨殺張裕：對諸葛亮，在本傳中用①關于本題的論述，參用白壽彜《中國史學史教本》，北京師範大學曆史系1964年内部排印本。司馬懿的話稱亮是“天下奇才”，但不諱言街亭之敗和“将略非其所長”，并在《馬良傳》中記其任用馬谡的錯誤，在《劉封傳》中記其殺劉封不以其罪。陳壽在當時的困難條件下，力圖把曆史的真相記載下來，這就是所謂“良史之才”的作法。

陳壽叙事簡潔。有時能于簡潔之中，點化出人物風貌。如《蜀書·先主傳》稱：“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吳書·周瑜魯肅呂蒙傳》記：‘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于地。”這都使曆史人物的情态躍然紙上。

在陳壽以前，關于三國的曆史著述，有魚豢著《魏略》三十八卷，王沈著《魏書》四十八卷，韋昭著《吳書》二十五卷，楊戲著《季漢輔臣贊》，但都限于一個地區。像陳壽這樣合三國為一書，還是紀傳體史書的一個創舉。魚豢書号稱“巨細畢載，蕪累甚多”①。王沈書，《晉書》本傳的評論是：“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韋昭書，從現存佚文看來，頗多人物小傳。楊戲書名為“贊”，記史事不多，且已多為陳壽書所采用。後來《三國志》傳下來，這在著述質量上的與衆不同有重要的關系。

袁宏，史稱其“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機對辯速”，作文倚馬可待。所著《後漢紀》是繼荀悅《漢紀》而作，起自公元17年琅琊呂母起義至220年曹魏代漢，約二百餘年的史事。卷數同荀悅書，也是三十卷。字數約二十一萬多，比荀悅書要多一些。

當年荀悅著《漢紀》的時候，隻有《漢書》是一部完整的西漢史，他剪裁了《漢書》就成為新的著作。此後，在很長的時期内也很少新的西漢史問世。袁宏著《後漢紀》的前後，關于東漢史的著述是有好多種的。在紀傳史方面，有三國時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晉薛瑩《後漢記》一百卷，司馬彪《續漢書》八十三卷，華峤《後漢書》九十七卷，謝沈《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張瑩《漢南紀》五十八卷，袁山松《後漢書》一百卷，宋範晔《後漢書》九十卷，劉義慶《後漢書》五十八卷，梁蕭子顯《後漢書》一百卷，連同東漢時官府陸續修撰的《漢紀》一百四十三卷，共十一種。在編年史方面有晉張璠《後漢紀》三十卷，習鑿齒《漢晉陽秋》四十七卷，孔衍《後漢春秋》六卷，連袁宏自己的《後漢紀》共四種。袁宏依據的資料要比荀悅繁富，遇到的困難和付出的功力要比荀悅多。另外，在同類著述上，袁宏遇到了不少的對手，這是荀悅著書時所沒有的。最後，隻有袁宏和範晔的書流傳下來了。司馬彪書傳下了八志。其他關于東漢史紀傳、編年的著述都沒有流傳下來。

袁宏在《後漢紀》裡表現了綜述史事的才能。他以八卷的份量寫光武帝時期約四十年間的曆史。這四十年的曆史，頭緒多，人物多，錯綜多，在他的筆下寫得錯落有緻。他以六卷多的份量寫靈帝中平元年（184）黃巾起義以來，董卓的當權，群雄的混戰，曹操的得勢和赤壁之敗，以至曹魏代漢。這也是全書中寫得詳細而精彩的部分。

①《史通·題目》。

袁宏在《後漢紀·序》裡提出了“言行趣舍，各以類書“的撰集方法。

從實際運用上看，這比荀悅的連類列舉要有些發展。荀悅有時也類舉多事，但主要是類舉一兩事。袁宏總是把時代約略相近的同類人物連續地寫好幾個。如《後漢紀》卷五寫了闵仲叔，又寫了王丹、嚴光、周黨、王霸（太原人）、蓬萌，這都是以隐士終身或度過長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寫章帝禮遇江革，因寫江革的生平，并寫毛義、薛苞，這都是以孝著稱的人物。這樣的寫法，擴大了編年史可能容納的範圍，但如使用過多，就不免随時出現了人物小傳或轶事的簡單連綴，這就把編年的特點削弱了。在《後漢紀》裡，這種優點和缺點都是有的。

袁宏在《後漢紀·序》裡提出了要達到“觀其名迹，想見其人”的要求。這樣的要求為《後漢紀》帶來了筆下傳神的氣氛。如卷三十寫赤壁之戰，寫出了周瑜、孫權和諸葛亮三人都反抗曹操而三人又是三種身份、三種見識、三種聲口；寫出了諸葛亮在赤壁之戰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改變了孫權對劉備和曹操的看法，促成了孫劉的合作，有意識地把形勢推向三國鼎立的局面。範晔著《後漢書》，記王莽末年到漢獻帝遜位的二百多年間的史事，有紀十、列傳八十，共九十卷。志十未寫成。還有紀傳例，已久佚。

範晔書八十列傳，在按照時代先後的編次之下，發展了“言行趣舍，各以類書”的方法。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六申述範書類次的方法說：“例如卓茂本在雲台圖象内，乃與魯恭、魏霸、劉寬等同卷、以其皆以治行著也。郭伋、杜詩、孔奮，張堪、廉範皆國初人，王堂、蘇章皆安帝時人，羊續、賈琮、陸康皆桓靈時人，而同為卷，亦以其治行卓著也。張純、國初人、鄭康成、漢末人，而亦同卷，以其深于經學也。”此外，他連續舉了十例來說明這個問題。應該注意的是：範書的方法不隻是簡單地以類相從，而是在了類從之中，猶有“細意”，往往是因人見事，反映出來一些曆史的問題。範書列傳三十九記王充、王符、仲長統，這都是有進步思想的人物。列傳四十三記周燮、黃憲、徐穉等，這都是當時所謂高士。列傳五十八記郭太、符融、許邵，這都是以識鑒著名的人物。列傳十三記窦融、十四記馬援，三十記班彪、固，四十二記崔骃，四十四記楊震，這是幾個不同類型的名門的家史。像這樣的編寫，也是以類從的方法，因人見事，反映了一些特殊的曆史現象、曆史問題。

範晔以“自得”之學自負，對書中的論贊自視甚高。他自稱：“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盡管範晔的話未免過于自信，他的論贊卻也确實寫得出色。他的中興二十八将論，《黨锢列傳·序》、《宦者列傳·序》，都是著名的史論，既突出了當時政治局勢的重點，又進行了相當深入的分析，《鄧骘傳·論》論外戚問題，也是一篇重要的文章。

範晔的論贊，于繼承《史記》、《漢書》的傳統外，也受到魏晉以來某種史論的影響。正像秦漢之際的一些人關心古今之變的原因一樣，魏晉以來的長期動蕩曾推動了一些人關心較長時期内的曆史，因而梁武帝撰編《通史》六百二十卷，而吳韋昭《洞記》四卷，記庖犧以來至漢魏間事：晉皇甫谧撰《帝王世紀》十卷，記三皇以至漢魏間事。總括一代以至數代興亡大事的史論，這時也引起一些曆史學者的注意。著名的，如魏曹冏著《六代論》，論夏商周秦漢魏的興亡；晉陸機著《辨亡論》，幹寶著《晉紀·總論》，論孫吳、東晉的興亡：習鑿齒臨終上疏，論晉宜越魏繼漢。《後漢書》的論贊，就是在這樣的時代影響下，發揮了作者的曆史見解，其顯著的特點就在善于從曆史形勢的發展上論述古今的變異。

範晔原來打算作志，沒有實現。梁代劉昭取司馬彪《續漢志》中的八志以補範書，附紀傳以行。司馬彪，是西晉高陽王睦的長子，但沒有接嗣王位，而專精學習。所著《續漢書》，紀、志、傳凡八十篇。司馬彪書和華峤《漢後書》，是差不多有同樣稱譽的書。劉知幾說：“術同彪峤，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劉昭說：“二子平業；俱稱富麗。”司馬續志有律曆、禮儀、祭祀、天文、五行、郡國，百官、輿服八種。《律曆志》依據蔡邕、劉洪舊作，《五行志》依據應劭、董巴、谯周舊作。《郡國志》錄東漢初年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百官志》“依其官薄，粗注職分”，對于地理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資料，可以上接《漢書》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年表》。但《漢書》的《刑法》、《食貨》、《溝洫》、《藝文》四志都有曆史文獻上的重要價值，在司馬彪書裡沒有續編。這四個部分關系到國計民生和統治職能，司馬彪沒有這四個方面的志，是很大的缺憾。

沈約、蕭子顯、魏收，先後所撰《宋書》、《齊書》、《魏書》三書，在編撰方法上都受到範晔的影響。第一，範書有史例，沈書有志序，蕭書有序錄，魏書有三十五例。第二，範書有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等傳，宋書有恩幸、孝義、隐逸等傳，蕭書有幸臣、文學、孝義、高逸等傳，魏書有恩幸、閹官、文苑、節義、術藝、逸士、列女等傳。第三，範晔自賞所作序論“筆勢縱放”，并于論外有贊。三書中的論都接近範的作法，不同于陳壽，也不同于馬班。蕭子顯也于論外有贊。

《宋書》、《南齊書》和《魏書》，一向多被譏評。劉知幾責沈約“舞文弄劄，飾非文過”，“用舍由乎臆說，威福行乎筆端”，而認為魏收的曲筆更是厲害。曾鞏慨歎于宋、齊、梁、陳、後魏、後周諸史之作者都不足以言著史之才。“故其事迹暧昧，雖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著于世。”他指責：“子顯之于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劉邠等評論魏收書：“言詞質俚，取舍失衷；其文不直，其事不核，終篇累卷皆官爵州郡名号，雜以冗委瑣曲之事。”但沈約等的史書畢竟分别寫了三個朝代的興亡大事，也反映了一些社會經濟和學術文化的情況，為後人提供了曆史資料。沈約的《律曆志》詳細地記載了楊偉的景初曆、何承天的元嘉曆、祖沖之所制曆法及沖之同戴法興的論難，這是我國曆法史的重要文獻。《樂志》記歌舞樂器的源起和演變，并彙集漢魏晉宋的樂章、歌詞、舞曲，在各史樂志中有其獨創的風格。《州郡志》、《百官志》寫出了漢魏以來地理和官制的因革。《魏書》中的《官氏志》和《釋老志》，寫出了時代的特點，是兩篇重要的論述。

常璩《華陽國志》、郦道元《水經注》、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劉義慶《世說新語》和顔之推《顔氏家訓》，也都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相當重要的史部撰述。這五部書和《三國志》、《宋書》、《南齊書》、《魏書》，在本卷序說中都另有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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