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穆宗長慶四年(公元824年)，53歲的白居易杭州刺史任期屆滿後，被皇帝召為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宦海沉浮多年的他，開始了“吏隐”生活。“老愛東都好寄身，足泉多竹少埃塵”，并于同年秋在洛陽購買了宅院。宅院位于履道坊西北隅，是“故散騎常侍楊憑宅”。此後白居易又短期外任。至大和三年(公元829年)， 58歲的白居易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回到洛陽履道坊宅院，“往時多暫住,今日是長歸” 。白居易晚年在洛陽生活期間，正值文宗、武宗黨争最為激烈的時期，唐王朝統治者内部矛盾重重，鬥争異常尖銳，牛李黨争十分激烈，朝政愈加混亂。白居易和牛僧儒、李宗闵的關系均十分密切，易被牽連，他害怕卷入黨争的旋渦，故欲遠身避害，隐居洛陽即是其主動選擇。陳寅恪先生對此有精辟的論述：“蓋樂天既以家世姻戚科舉氣類之關系，不能不隸屬牛黨。而處于當日牛黨與李黨互相仇恨之際，欲求脫身于世網，自非取消極之态度不可也”。

大和八年（公元834年），白居易在《序洛詩》中真實地記錄了晚年生活，“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歲，作詩四百三十二首。除喪朋哭子十數篇外，其它皆寄懷于酒，或取意于琴。閑适有餘，酣樂不暇” 。大和五年秋初，白居易60歲時其獨生子阿崔不幸夭亡，對他來說是巨大的打擊，“文章十帙官三品，身後傳誰庇蔭誰” 。禍不單行，同年七月二十二日，最知心的友人元稹也病逝。這些變故給白居易精神上很大的打擊，坐禅齋戒成為唯一的自遣方式。

白居易在洛陽經常與佛寺高僧往來，“僧至多同宿” ，并虔心鑽研經典，身體力行地禮佛參禅。“從此始堪為弟子，竺乾師是古先生”。他不但“栖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 ，而且不斷施舍，“凡為文，動關教化，無不贊美佛乘” 。大和六年，白居易将為友人元稹撰寫墓志銘所得“謝文之贽”六、七十萬錢重修龍門香山寺。八年後，舍俸錢三萬，畫西方世界一部和彌勒上生圖一幀，又出資為香山寺新修經藏堂，“于諸寺藏外雜散經中，得遺編墜軸者數百卷帙，以開元經錄按校之。” 經增補，藏進“合新舊大小乘經律論集，凡五千二百七十卷，乃作六藏分而護焉”。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在唐代宗大力推行下，超越了宗派，成為佛教界最普遍通行的經典。白居易對于流行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有深入地了解，“鑲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于《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 。他還在《東都十律大德長聖善寺缽塔院主智如和尚茶毗幢記》中寫道:“陀羅尼門有《佛頂咒》功德，事具《尊勝經》……及臨盡滅也，告弟子言：‘我殁後當依本院先師遺法，勿塔勿墳，唯造《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一幢，寘吾茶毗之所。吾形之化，吾願常在，願依幢之塵之影，利益一切衆生，吾願足矣。’今院主上首弟子振公，洎傳法受遺侍者弟子某等若幹人，合力建幢，以畢師志。振輩以居易辱為是院門徒者有年矣，又十年以還，蒙師授八關齋戒，見托為記，附於真言，蓋欲以奉本教而滿先願，尋往因而集來果也。欲重宣此義，以一偈贊之。偈雲：‘幢功德甚大，師行願甚深。孰見如是幢，不發菩提心？’”。對于刻石建幢，他認為“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1992～199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唐城隊對履道坊白居易宅院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勘察和發掘，發現的遺迹有宅院、庭園、水渠、作坊、道路等。結合有關文獻記載和白氏詩文，推斷此處就是白居易的宅院遺址。“考古發掘基本搞清了白居易宅院的平面布局，其北部為兩進式的宅院，南部為園林‘南園’” 。在“南園”出土的殘石經幢，彌足珍貴。經幢為六面體，六面均刻有楷書漢字，其中一至三面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的咒語，四至六面刻《大悲心陀羅尼》的咒語及題記。題記部分有“唐大和九年□\開國男白居易造此佛頂尊勝大悲心陀羅尼□\”文字，這為白居易宅院的歸屬和時代提供了直接的文字證據。

經幢的發現受到學界的關注，對于經幢中咒語的版本，引起了一些争論。溫玉成認為白居易所造的《佛頂尊勝陀羅尼》，就是依據“罽賓沙門佛陀波利奉诏譯”的譯本，由“東都福先寺西律院”所勘定的“定本”；《大悲心陀羅尼》最流行的是伽梵達磨的譯本，白居易采用的譯本，大體上與此本相同。而王振國認為中晚唐時期洛陽經幢所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真言》多為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屬地婆诃羅所譯《最勝佛頂陀羅尼淨除業障咒經》之咒。因此推測白居易幢所刻《佛頂尊勝陀羅尼咒》可能也是地婆诃羅的譯本，他認為白居易幢所刻《大悲心陀羅尼》僅存77句，所以無法判明該本之所屬。

2014年出版的《隋唐洛陽城（1959-2001年考古發掘報告）》，全文刊發了白居易經幢殘存的文字，并附有拼接的拓本，為經幢版本的研究提供契機。本文拟圍繞咒語的版本等有關問題進行初步的分析，誠望各位方家指正。

一

經幢出土于白居易宅院遺址“南園”的宋代文化層中。青石質，殘存幢石兩塊，均為幢身，編号LT45②：18和LT45②：22。其中LT45②：18雖遭破壞，但形制尚保存較好，幢身作六面體，均有刻文。其中，第一、三、五面均寬16.5厘米，第二面寬15厘米，第四面寬16.7厘米，第六面寬15.5厘米。每面殘存高度不一，第一面殘高24～29厘米，第二面殘高18.5～23厘米，第三面殘高17厘米，第四面殘高31厘米，第五、六面殘高均為28.5厘米。幢身底端有一個圓榫。很顯然這是幢身最下端的部分，其下連接幢座。

LT45②：22殘塊較小，僅存第一面、第六面少量刻文，殘高8～12厘米，屬于幢身上端的一部分。LT45②：22首行殘存三字，據原經文可知上面殘缺一字，結合位于下端的LT45②：18，可複原幢身高度大于90～100厘米，如果原刻有幢額與佛像裝飾，則高度可能在120厘米以上。六面柱體的幢身，隻是經幢整體的中間部分。它的上面應有幢頂，下有幢座，今已無存。LT45②：18六面皆刻文。發掘報告中認為經幢“刻文由經名、經文和題記三部分組成” 。關于經名，報告中并沒有指明其位置。在LT45②：22第一面首行保存有“頂尊勝”三字，據筆者推測報告中所謂的“經名”可能就是指“頂尊勝”三字所代表的部分。“頂尊勝”三字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的殘存部分，應為經名。同樣LT45②：18第四面的《大悲心陀羅尼經》的前面也有單獨一行，刻文沒有保存，根據《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咒語部分前面一行刻經名，可推知此行應是《大悲心陀羅尼經》經名的位置。

幢名在題記中出現。“開國男白居易造此佛頂尊勝大悲心陀羅尼

”一句中，其中“佛頂尊勝大悲心陀羅尼”就是幢名的殘存部分。“尼”後面還可能有“經幢”二字。

發掘報告中所謂的“經文”即咒語，就是梵文音譯部分。清代學者葉昌熾認為唐代經幢“單刻咒者，不過十分之一。至唐末尚然” 。 觀察該經幢，屬于“單刻咒者”。其中第一面至第三面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的咒語，第四至第六面刻《大悲心陀羅尼經》的咒語。

發掘報告所說題記，就是LT45②：18和LT45②：22第六面的三行小字部分。殘存的文字雲：“唐大和九年開國男白居易造此佛頂尊勝大悲心陀羅尼及見幢形、聞幢名者，不問胎卵濕化，水陸幽明悉願同發菩提，共成佛道”。此部分“記贊在下” ，叙述造幢的時間、目的、造幢人的籍貫、官職等。

題記中記“開國男白居易造此” 幢，可明确二點。一是指明此幢由白居易建造，二是當時白居易的封爵為“開國男”。可惜經幢題記中“開國男”前面文字缺失。在《東林寺白氏文集記》中有“太和九年夏，太子賓客晉陽縣開國男太原白居易樂天記”的題記。查閱史料可知白居易在大和五年至大和九年九月封為晉陽縣開國男，“（大和九年）十月二十三日，除太子少傅分司、封馮翊開國侯” 。所以造此幢時間最遲不晚于大和九年十月，很可能就在大和五年以後。題記中“開國男”前可補“晉陽縣”。

“蓋聞懷罪集福，莫急于尊勝陀羅尼、大悲心真言” ，喪子逝友的白居易造“佛頂尊勝大悲心陀羅尼”經幢，其目的就是“為亡故親人而修功德” 。講求功德是白居易晚年的佛教追求目的之一。他在自述重修香山寺之目的時，稱“凡此利益，皆名功德。而是功德，應歸微之(元稹)。必有以滅宿殃，薦冥福也” 。經幢具有超薦親人或亡者的作用，也正适合于白居易喪子逝友的處境。經幢題記中“及見幢形、聞幢名者，不問胎卵濕化，水陸幽明□\悉願同發菩提，共成佛道”，恰好與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所具有的特殊功能相吻合，“若人能書寫此陀羅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樓上，乃至安置窣堵波中。天帝，若有苾刍、苾刍尼、優婆塞、優婆夷、族姓男、族姓女，于幢等上或見或與相近，其影映身；或風吹陀羅尼上幢等上塵落在身上，天帝，彼諸衆生所有罪業，應堕惡道、地獄、畜生、閻羅王界、餓鬼界、阿修羅身惡道之苦，皆悉不受，亦不為罪垢染污”。

綜上，白居易宅院的經幢刻文由《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大悲心陀羅尼經》和題記三部分組成，其幢名為“佛頂尊勝大悲心陀羅尼經幢”。經幢的第一至第三面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由經名、咒語組成，咒語中有标注斷句和注音的側注文字。其中第一面經名占一行，咒語占四行，第二面、三面全部為咒語，均為五行。經幢的第四至第六面刻《大悲心陀羅尼經》和題記。《大悲心陀羅尼經》由經名、咒語組成，咒語中僅有标注斷句的側注文字，沒有注音。經名位于第四面，盡管文字無存，但自成一行的位置仍可看出，咒語占五行，第五面全部為咒語，占六行，第六面咒語占四行，題記占三行。

從報告所刊布的資料來看，照片僅部分刻文清晰，将拓本和釋讀的刻文相對照，發現多處不一緻，容易造成誤解。其一，兩塊經幢殘石刻文各自釋讀，沒有拼接，不能形成整體。

其二，由于經幢六面所刻文字大小、數量不同，形成每面刻文的行數不同，釋讀刻文列數标志不清楚。其三，經幢刻文部分文字釋讀錯誤。錯誤主要有三類。（1）側注文字釋讀錯誤，“反”誤釋為“及”。在梵音漢譯時，采用借字、旁加側注，“側注中有以反切，四聲注音者，也有‘二合‘、‘長聲’、‘漫音’、‘引’、‘重’這樣的字樣，以幫助讀者能更精确地掌握梵音” 。（2）咒語斷句的數字釋讀錯誤，均在第三面，斷句的“廿一”、“廿二”應該為“卅一”、“卅二”。（3）将咒語斷句的數字誤釋讀成咒語文字。第五面咒語第三行“佛羅舍耶”後斷句的數字“卌”誤當成咒語，字号變大。

咒語文字釋讀存在錯誤，嚴重影響到對咒語版本的判斷。因此首先必須對發掘報告所釋讀經幢文字進行校正，還原其原來面貌。為還原經幢本來面貌，我們對經幢重新捶拓新的拓本（圖一），在發掘報告錄文的基礎上，重新識讀文字。在盡可能忠實原來咒語書寫體例的情況下，筆者對白居易宅院出土的經幢文字進行了重新整理，作為研究的基礎。

圖一 白居易宅院遺址出土唐代經幢拓本

二

經幢刻文由《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大悲心陀羅尼經》和題記三部分組成，每部分的文字大小均不相同。《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經名的字形最大，側注的字形最小。《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咒語共15行文字，《大悲心陀羅尼經》咒語共16行文字。題記部分共3行文字，與《大悲心陀羅尼經》咒語的第13～16行同處在經幢的第六面。

按照刻文内容不同，本文将整個經幢的文字釋讀分成三個部分。以下按經幢文字的行文順序，将經幢上殘存的文字抄錄如下，為區别文字的大小，不同部分設定不同的字号。

（一）《佛頂尊勝陀羅尼經》（阿拉伯數字序号代表分行，經名及咒語用五号楷體，側注文字用六号楷體）：

（二）《大悲心陀羅尼經》（阿拉伯數字序号代表分行，咒語用五号楷體，側注文字用六号楷體）：

（三）題記（阿拉伯數字序号代表分行，題記文字均用五号楷體）：

三

“尊勝經幢兼刻他咒者，以刻《大悲咒》──即《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為最多”，且“時代愈晚，這種情形就更普遍”，其原因為“蓋聞懷罪集福，莫急于尊勝陀羅尼、大悲心真言” 。白居易大和九年所造經幢恰好證明這一點。

《尊勝咒》即《佛頂尊勝陀羅尼》咒語，也稱真言（mantra），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的重要内容。此部分内容的翻譯，是造成唐代《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版本不同的關鍵，“此咒比多翻譯，傳誦者衆，然于聲韻字體未能盡善，故更重勘梵本，一一詳定” 。

陀羅尼經在翻譯過程中，不同譯者斷句也不盡相同。以《大正新修大藏經》中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為例，佛陀波利譯本斷為三十四句；杜行顗譯本斷為三十五句；地婆诃羅譯本《佛頂最勝陀羅尼經》為四十八句；其譯本《最勝佛頂陀羅尼淨除業障咒經》為三十六句；義淨譯本五十三句。在敦煌遺書所存佛陀波利譯本的陀羅尼經中，以三十四句者為最多，也有斷為三十五句的，如斯3368、5344；還有斷為三十六句的，如斯2728、583、2272等。另外，由于不同譯本的陀羅尼需要人傳授，不同經師在傳授過程中，或也作了更改。加上誦持、傳習者的不同，在流傳的過程中，加字、掉字及随意更改的現象很普遍，也是造成不同版本的原因。

唐代八種譯本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各家所譯“陀羅尼”咒語在文字、注音和斷句等方面的不同，造成一定的混亂。“翻譯文字有異，遂使學者多疑不決。” 因此“盛唐始有‘定本’加以統一” 。溫玉成認為就是依據“罽賓沙門佛陀波利奉诏譯”的譯本，由“東都福先寺西律院”所勘定的“定本”。關于“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古代文獻沒有明确記載。近年在龍門石窟所藏的“唐會昌四年（844）孫信奴為李婆造幢”的經幢上發現“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的《佛頂尊勝陀羅尼》。該經幢“柱高96厘米，面幅寬10厘米，八面頂部線刻仰蓮座佛像各一軀，文字楷體……第4行次題：《佛頂尊勝陀羅尼》（下小字注）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第5行至第19行刻咒語，有注音，計分36句”。将龍門石窟所藏經幢的“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經咒部分和白居易宅院出土經幢經咒文字對比，發現僅有一處稍有不同，即白居易經幢第一面咒語第二行“多縛父何反下同婆娑”之後沒有側注“七”，而“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此處有側注“七”。其餘包括文字、注音及斷句都完全相同，可以推定白居易經幢的陀羅尼經咒就是“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此勘定本計314字，分36句，可知白居易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咒也是如此。

溫玉成認為白居易宅院的陀羅尼是‘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筆者同意這個觀點。但關于“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的歸屬，溫玉成認為是佛陀波利譯本，王振國則認為是地婆诃羅的《最勝佛頂陀羅尼淨除業障》譯本。

唐代刻經建幢，打本散施，以方便佛典的流傳。“由于寺院本來就是一個傳布佛教的場所，樹立在寺院中的經幢也容易為信徒瞻仰囑目，而有傳播此經的功能；特别是有些置于寺院中經幢制作之目的原是為了讓人拓拓，廣為流傳者”。東都福先寺為唐代東都名寺，據《唐會要》卷四八記載，“(東都)福先寺，遊藝坊，武太後母楊氏宅，上元二年(675)立為太原寺，垂拱三年(687)二月改為魏國寺，天授二年(691)改為福先寺” 。武周時代，福先寺已有藏經浮圖的建立，武氏且為寺中浮圖撰寫過碑文。中外高僧菩提流志、寶思維、地婆诃羅、善無畏、義淨、志辯、道丕等皆在此寺譯經或弘揚密教，闡發律學。

目前共發現四種不同名稱的東都福先寺幢本。（1）“東都福先寺西律院玉石幢本”，見于《八瓊室金石補正》所錄唐懿宗鹹通七年(公元866年)河南縣黃順儀為其女所造的尊勝陀羅尼經幢上，根據《中國曆代石刻拓本彙編》所收“黃順儀尊勝幢記”拓本，此幢經題“佛頂尊勝陀羅尼 東都福先寺西律院玉石幢本”。（2）“東都福先寺西律院玉石幢勘定本”。見于原洛陽存古閣所藏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殘幢。根據《中國曆代石刻拓本彙編》第29冊第45頁所收“大悲心陀羅尼經幢”拓本，此經幢在尊勝陀羅尼咒後刻有“西律院玉石幢勘定□本”字樣。（3）“東都福先寺玉石幢勘定本”。見于在關林發現的“唐鹹通十二年（871年）王氏造幢”，在第21行下半行小字注曰：“東都福先寺玉石幢勘定本”。（4）“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見于洛陽龍門石窟所藏“唐會昌四年（公元844年）孫信奴為李婆造幢”，經咒保存相對完整。

以孫信奴幢的經咒為底本，與其他福先寺“勘定本”經幢的咒語比對，在斷句、音譯用字、側注等方面均相同。可以确定上列“東都福先寺西律院玉石幢本”、“東都福先寺西律院玉石幢勘定本” 、“東都福先寺玉石幢勘定本”實則為同一底本，都與“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的咒語完全相同。為行文方便，現将諸版本名稱統一為“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

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的時代，史無稽考。太原寺在唐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改名福先寺，那麼“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的時代應該在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以後。而在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就已經有“東都福先寺西律院玉石幢勘定”的經幢出現，可以推定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形成的時間在公元691年～809年之間。此期間的大曆十一年唐代宗所頒布诏令，命“天下僧尼令誦佛頂尊勝陀羅尼，限一月日誦令精熟。仍仰每日誦二十一遍。每年至正月一日，遣賀正使，具所誦遍數進來” 。此诏令使得《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超越了宗派，成為佛教界最普遍通行的經典，将此經全面性地推廣及各地寺院，加速尊勝經幢建造之風氣。推測正是國為《佛頂尊勝陀羅尼咒》在全國各地廣為流行，傳抄中錯訛以緻混亂不堪。作為唐代東都名寺的福先寺在此時推出玉石幢勘定本，“打本散施”，加以糾正。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并非奉诏的國家行為，而是寺院行為，故有“福先寺律儀首冠天下”之美譽。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于唐高宗時期傳入中國，終唐之世，此經共有八個譯本，而以佛陀波利奉诏的譯本“比諸衆譯，此最弘布” 。佛陀波利本的經咒，在《大正新修大藏經》中有三個版本，其中甲本與其後所附的宋本、明本“大異”，故不在讨論的範圍。宋本和明本均為34句，有側注，宋本306字，明本308字，顯然此兩個經咒沒有根本的差别，可能是同本。将福先寺的勘定本與佛陀波利譯本對比，區别仍很明顯，後者在斷句、字數等方面與勘定本是不同的。

将福先寺勘定本與地婆诃羅的《最勝佛頂陀羅尼淨除業障咒經》的譯本比對，吻合度相當高。首先是均為36句的斷句，其次均有反切和長聲的側注，再次地婆诃羅的譯本為310字，勘定本為314字，相差不大。地婆诃羅為中印度人，宋《高僧傳》卷二《地婆诃羅傳》說他“洞明八藏，博曉五明”，可見其知識淵博，學通内外。他于唐高宗儀鳳初年（公元676年）來華。儀鳳四年（公元679年）上表，請求翻譯帶來之梵經，獲朝廷許可後，即組織譯場。《開元釋教錄》卷九載地婆诃羅“以天皇儀鳳初至天後垂拱末，于兩京太原寺及西京弘福寺譯大乘顯識經等一十八部。” 現存的福先寺勘定本可能就是該寺存留的地婆诃羅譯本。地婆诃羅的譯本先後有兩種，僅《最勝佛頂尊勝陀羅尼淨除業障咒經》為36句。盡管仍存在一些不同，但可以斷定，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是以地诃婆羅的36句《最勝佛頂陀羅尼淨除業障咒經》為底本。

四

《大悲咒》在唐代盛行一時，皆為音譯本，當時流傳的譯本非常多，有智通本、伽梵達摩本、善無畏本、不空本、金剛智本等，其中伽梵達摩本是最流行的譯本。《大悲心陀羅尼經》全稱《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最早的記載見于《開元釋教錄》：“沙門‘伽梵達摩’，唐雲‘尊法’，西印度人也，譯《千手千眼大悲心經》一卷。然經題雲‘西天竺伽梵達摩譯’，不标年代，推其本末，似是皇朝新譯，但以傳法之士随緣利見，出經流布，更适餘方，既不記年号，故莫知近遠，‘升’親問梵僧，雲有梵本，既非謬妄，故載斯《錄》” 。西天竺的伽梵達摩在于阗翻譯了該經之後即回國了，而該經是從于阗地區通過傳抄而進入内地的，直至收錄進《開元釋教錄》。這種非官方組織的譯經，完全依靠民間傳抄流傳的過程，是該經的最大特點。

《大正新修大藏經》是目前在現代學術界頗受歡迎的佛經集錄，其中第20卷收錄《大悲咒》音譯本十二種，各本文字，長短不一，最長的譯本如NO1061共有113句，最短的譯本如NO1056，僅有40句。NO1060為伽梵達摩的譯本，僅有漢語音譯，共82句，正是我國佛教徒千年來一直使用的《大悲咒》音譯本。我們現在常見的伽梵達摩84 句譯本，正是以《大正新修大藏經》的82句譯本為依據，将其中的第81句“唵悉殿都曼哆啰缽默耶”拆分為“悉殿都”、“漫哆羅”、“跋馱耶”三句。至此，後世《大悲咒》通行本的基本内容才得以完整呈現，但這已經是很晚的版本了。

将白居易經幢的《大悲咒》與《大正新修大藏經》中伽梵達摩的譯本對比，兩者明顯不同。與前者相比，後者出現多次加句的現象。（1）“娑婆訶”加句的出現。二者第1～55句是基本對應，從第56句開始，後者分别在第56、63句出現了“娑婆訶”的加句，導緻斷句不對應。（2）後者最後兩句“唵悉殿都曼哆囉鉢默耶”、“娑婆訶”是前者所沒有的，屬于加句。後者為82句，與前者相比，共出現四處加句，所以前者為78句本。

78句的大悲咒，在敦煌的寫本中也有保存。據筆者粗略統計，在敦煌藏經的寫本《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中，78句《大悲咒》且咒語部分完整的有3件，分别為S0231号、S1405号和S4512号。将白居易經幢的《大悲咒》分别與敦煌寫本的S0231号、S1405号和S4512号進行對比，吻合特征比較明顯，斷句均為78句，每一斷句均對應，進一步說明白居易經幢所刻為78句的《大悲咒》無疑。敦煌各寫本也多屬唐代，時間上大緻與伽梵達摩譯經的公元730年前後相當。在人為抄寫的情況下，即使是短時期内的同一類型的寫本間也會有很大的變化，而對于一篇咒文在長期、不斷地傳抄、傳遞，并且還不是單一傳承，而是向着四面八方各自繁衍式地傳承之後，這其中的錯綜複雜就可想而知了。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各寫本中“無（無）”字的變化。早期的各寫本中全部使是“無”字的寫法，像敦煌卷子S4512，其書體與一些文字的寫法都表現出較早的時代特征。後來出現了“無”字與“無”字的混合書寫，像敦煌卷子S1405和S0231。再後來則全部都是“無”字的寫法，像《新修大正藏經》NO1060，并且此時由78句增加到82句。所以，這種文字的變化及字句增加的過程，也是存在變化規律的。按時代前後，将78句的《大悲咒》可粗略分為“無”字本、“無、無”并用本和“無”字本三種。

在弄清略本大悲咒的基本情況之後，我們再來看白居易宅院出土的經幢所刻大悲咒，該咒為78句，從目前來看應無問題。在殘存的刻文中，出現了“無”和“無”并用的情形。其中第4、15行均采用“無”字，而第16行采用“無”字。由此可推斷白居易宅院的經幢上的《大悲咒》采用的是78句“無、無”并用本。白居易宅院經幢上用“無”字的地方，敦煌寫本此位置均采用“無”字，所以白居易宅院的經幢的版本晚期特征明顯。

與敦煌寫本78句“無、無”并用本比對，白居易宅院的經幢上《大悲咒》的文字運用，還表現出自身的一些特點。（1）第四句中的“哆”，在敦煌寫本78句“無、無”并用本中均為“跢”字。（2）第十六句側注“十六”前的“迦”字，在敦煌寫本中均為“伽”字。（3）第二十三句“摩訶菩提薩薩埵廿三”一句中有加字現象，“薩埵”兩字在敦煌寫本中沒有，顯然是抄寫中筆誤所緻。（4）第四十句“佛囉舍耶卌”中的“耶”字，在敦煌寫本中均為“㖿”字。（5）第五十一句“婆夜摩那”中的“婆”字，在敦煌寫本中均為“波”字。可見白居易宅院的經幢上的《大悲咒》，相對于78句“無、無”并用本，明顯有改字、加字的情況。這種加字、改字現象正是78句“無”字本的特征。所以說白居易宅院的經幢上的《大悲咒》屬于78句“無、無”并用本中最晚的版本，也具備78句“無”字本的特征，處于由前者向後者過渡的階段。

五

本文以白居易宅院出土經幢中經文的文字釋讀結果為研究基點，探讨經幢經文咒語的内容構成和版本。總體上，可歸納出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白居易宅院的經幢刻寫的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和《大悲心陀羅尼經》的咒語部分。《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的經咒是“東都福先寺西律院勘定本”，是以地婆诃羅所譯36句《最勝佛頂陀羅尼淨除業障咒》為底本。

第二，白居易宅院的經幢經咒第二部分為78句的《大悲咒》，是伽梵達摩在于阗翻譯的較早版本，此種譯本在敦煌的寫本中有保存，但首次在經幢上發現，應引起國内外學界的重視。

第三，白居易宅院出土的經幢，是有關白居易居洛期間的重要實物資料，進一步證實了白居易晚年在履道坊生活的宅院遺迹。出土的經幢，是白居易為“同發菩提共成佛道”而建造的，是研究晚年白居易的佛教信仰及其生活、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

諸多學者先賢探讨白居易的思想變化，多限于文獻的互相考證。而白居易宅院出土經幢則是真正反映白居易佛教信仰的實證。但對所刻經咒内容的釋讀研究甚少。本文對白居易宅院出土經幢的經咒内容進行全面釋讀，判定其版本，希望能夠對白居易的政治取向、佛教信仰、晚年生活的研究有所幫助，并對了解佛教經典的流傳與版本情況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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