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是中國讀者最為熟知的西班牙文學名著，不過，對于堂吉诃德生活的時代，大多數人或許不甚了解。那麼，從文學進入曆史，從虛構進入史實，當時西班牙社會的方方面面是什麼樣的？下文介紹的這本西班牙“奇書”，讓德國啟蒙運動先驅萊辛都刮目相看。

本文節選自《堂吉诃德的世紀：解讀西班牙的黃金時代》，小标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原文作者 | [日]清水憲男

摘編｜安也

《堂吉诃德的世紀：解讀西班牙的黃金時代》，[日]清水憲男 著，劉洋 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22年4月版。

古今中外，永遠不缺那些被稱為“奇書”的書。即使發布當時是十分正經的書，但從現代的角度來看卻會被歸為“奇書”一類，在當時反而被當作“奇書”無人發覺其真實價值，直到後世之人才給予正确評價的書籍也并不罕見。這些書并非隻用一個“奇”就能表達出其中的奇妙。這些不僅是在西班牙文化史上占據獨特位置的“珍貴之書”，還給予那些想要了解16、17 世紀西班牙文化史，乃至精神史之輩一些重要的啟示。

作為德國啟蒙思想的重要人物，既是戲劇家又是評論家的萊辛（G. E. Lessing，1729—1781 年）究竟懂多少西班牙語，我們并不清楚。但是在1752 年，他就是憑借一篇西班牙某書物相關的論文在維滕貝格大學得到學位。不隻是論文，他還借助1662 年同書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西班牙語原文與數種翻譯版本，在同一年内獨自完成了德語翻譯。雖然譯作還現存，但可惜是論文僅剩下部分筆記。

這本讓萊辛刮目相看的16 世紀的西班牙書就是《檢驗諸學的才能》，作者是胡安·瓦爾特·德·聖·胡安（Juan Huarte de San Juan）。因為名字實在是過長，所以在這裡就簡稱為瓦爾特。出生于1530年前後的西班牙北部，瓦爾特的青少年時代幾乎不為人所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在埃納雷斯堡大學修學醫科，并在1571年8月時在南部城鎮巴埃薩就職成為醫生。此後，他以巴埃薩與周邊的利納雷斯（Linares）為自己的活動據點。在婚後雖然喜得七子，但妻子與小女兒卻在晚年先于他去世，并受到在之後會提到的各種書物審查，過着黑暗凄慘的生活。1588年11月25日他在巴埃薩留下遺囑，當他在同一年末或第二年初去世時，人們根據遺囑将他埋葬在利納雷斯的教堂裡。

《檢驗諸學的才能》（Examen de ingenios para las ciencias） 初版封面（《堂吉诃德的世紀：解讀西班牙的黃金時代》插圖）

從上述内容可以得知，他并沒有在都市繼續典型學者的道路，而是在鄉下當一名臨床醫師。但也可以說正因為他沒有選擇在大學任職，沒有選擇常規的研究軌道，所以他才有可能不被既成的框架束縛，并發展出獨創性的考察。

前揭的書物正是他獨創性考察的集大成之作，由全15章構成的該書的初版于1575年在巴埃薩發行了1500部。雖然現如今巴埃薩是個鄉下小城，但在當時可是相當繁榮的城鎮，人口也超過了2萬。該書在刊行三年後多次重版發行，并于1580年被譯為法語，1582年意大利語版，1594年英語版，1622年拉丁語版（德國的萊比錫），1659年荷蘭語版本也相繼問世。并且各類語言的版本不僅多次重版，還各自出了數種版本。

雖然瓦爾特對上帝的信仰十分虔誠，但是他并沒有盲目追從當時以上帝為學問的神學。對瓦爾特來說，即使程度不同，但當時的神學與前人之學相比隻是換湯不換藥。所以畏懼着上帝卻不畏懼神學權威的瓦爾特，最終被宗教裁判所給盯上了。1581年他被列入葡萄牙的禁書作者清單，1583 年連西班牙都禁止他的書物，并在第二年對他提出修改内容的要求。

瓦爾特按照檢查的要求對内容進行了修改，在他死後數年，修改版才終于在1594 年發行。但這并不代表他屈服于宗教裁判所的壓力，雖然做了或多或少的修改，隻要基本的主張沒有被扭曲，他認為比起被禁還不如讓其出版，這樣還能多少完成一些曆史責任。事實上，這個修正版本在17 世紀以後成為多個版本的基礎，但最終該書實現“名譽恢複”一事，還要等到1966 年11月15日的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的結果。

套入現代模型，

或可稱為差異心理學的先驅性著作

那麼，究竟是該書的哪個部分被宗教裁判所盯上了呢？在特利騰大公會議，也就是1546 年4 月8 日第四部會的決議中（有關《聖經》的版本與利用），規定不可過于相信自己的智慧而肆意解釋基督教教義，《聖經》的正确解釋必須交由教會來決定。雖然不管我們怎麼檢視瓦爾特的這本書，都沒能找到對抗教會決議的部分， 但是他那足以影響讀者内心的文筆過于大膽，大概是誘發宗教裁判所過度警惕的源頭。比如說，他在引用亞裡士多德來讨論夢境之後，說了這麼一段：“從以上的立論中可以得出的是，理解力與記憶力是相對立的，是兩種相反的力。所以記憶力超群的人沒什麼理解能力，像那些理解能力與記憶力同樣傑出的人是不存在的。”（第五章）他的主張與基督教的信仰本身并不沖突，但是在神經質的宗教裁判所看來，也不是不可以将其解釋為一種攪亂淳樸信仰的具有危險性的傲慢見解。

若是将本書套入現代的模型，或許可以稱其為差異心理學的先驅性著作。差異心理學是指，研究人種、性别、個人等出現的心理差異的學問，在19 世紀末由英國人弗朗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奠定基礎。當然，瓦爾特本人是不可能知道差異心理學這類名稱的，倒不如說從現代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他的著作中有許多令人笑掉大牙的地方。但是同時在他的書中卻始終貫徹着比現代差異心理學的範圍更為廣闊的問題意識。

電影《堂吉诃德》（1957）劇照。

瓦爾特在古典上花了許多心思。《聖經》就先另當别論，他在書中使用的都是對當時的知識人來說耳熟能詳的古典作品，按引用頻度高低為順序的話，是蓋倫、亞裡士多德（相當批判的态度）、希波克拉底、柏拉圖、西塞羅等人。隻是他的這種“常識性”的見解，在他敏銳的問題意識中逐漸發酵，開始前往出乎人們意料的地方。瓦爾特在展開自己的思索的過程中，深切體會到從正面思考“人格”這個大問題的必要性。面對在醫學上蓬勃發展着的人體解剖學，卻依舊無法看清人類的本質與本性，對此作為醫生的瓦爾特無法不感到焦慮。所以他在這問題上換了個方向去思考，不從人體而是從心髒的解剖下手。他用上畢生所學的全部生理學知識，全神貫注于實證的心髒解剖上。

在推進此工作的過程中，他雖然驚訝于其中存在太多以前從未着手解決的問題，仍舊獨自一人孤軍奮戰在這個領域。比如說在第二章中寫道，“不同的年齡擁有不同的脾氣，所以（即使是同一人物也）會采取相反的行動”。像以上有關“脾氣”的單純指摘都未曾在西班牙出現過。

而特别受到他關注的是“才智”（ingenio）的真身。他将人類内心的全部能力稱為才智，并從性質上将其分為三種：記憶類、智力類與想象力類。記憶系統操控簡潔明快的問題，與比如說語言學習、法律等事物相關聯。智力系統顧名思義，即操控理解能力，與神學、醫學、辯護、道德哲學等學問有關。若是具備此類智力類才智的人再有幸得到名師與文獻的話，則可以對付各類難題。而想象力系統操控創造性的事物，與詩歌、雄辯術、音樂、說教、繪畫、政治等相關（第八章）。像以上的分類法或公式化可以說是瓦爾特最擅長的地方了。

至于他為什麼要專注于才智一事，這是因為“隻有在這點上， 人類與野生的動物不同，是與神相似”（1594 年修正版第二章添加處）。隻有才智讓人類真正成為人類，也必然是全人類的共通處。但對于終究是凡夫俗子的人類來說，是不可能平等擁有以上三種才智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屬性。這也是先前讨論過的體液組成有關的生理問題。然後，個人的全部内心能力不僅有與生俱來的能力， 也就是天賦，還存在因年齡而出現的差異。

瓦爾特刨根問底地分析該問題，書中相關的記述也逐漸清楚起來。比如說在第五章中他講述道：“對于智力來說有三類工作。首先是推論，第二是識别，第三是選擇。”

《堂吉诃德》的正式名稱

是從瓦爾特的著作中得到的靈感

至于男女之間的能力差異，瓦爾特提出了以下的主張。“（女性是）得不到深層次的才智的。單純簡單的領域的話，通過平庸的老生常談，在一定程度上也不是不能進行靈巧的對話。但到了學問層次，僅憑記住的少數拉丁語（是不行的），更何況連這些都是通過記憶來完成的。”（第十五章第二部分）按今日的标準來看，這是會被批評為歧視女性的話，但毋庸置疑，他在這裡所說的正是先前提到的“記憶類才智”的例證。

按他的見解來看，女性無法得到深層次的才智不是因為女性本身是劣等的存在，從體液理論上也是相同，女性隻是在不同方向性的才智上勝于男性，擁有的是其他種類的天性罷了。這并不是歧視，而是立足于學問的意見上的男女間的“區别”。但我們無法否認的是，雖然這不是瓦爾特本來的意圖，但以上的考察不可避免地為證明女性的劣等性帶來“科學上的證據”的效果。

雖說僅是原始形态，但瓦爾特的“科學的”心理學書籍享有巨大的影響力。将内心問題與古來的四體液學說結合在一起考察，并論述了個人的職業上的适應度甚至到結婚，教育論的書物在瓦爾特之前的西班牙從未出現過。對此，那些描寫人内心的最細微處的文學家們哪能不感興趣。到目前為止引用過的文學家中，像洛佩·德·維加、提爾松·德·莫利納都曾留下閱讀過瓦爾特的濃厚痕迹，甚至還有人指出塞萬提斯都受到他的影響。

其中最著名的是薩利利亞斯（Rafael Salillas）于1905年出版的研究書，該書誇張地講述了瓦爾特給予塞萬提斯的影響，雖是一本短小的著作，卻也足以給予塞萬提斯研究者們一定的沖擊。薩利利亞斯從《堂吉诃德》的正式名稱為《拉曼查的足智多謀的貴族堂吉诃德》這點指出，這是從瓦爾特的著作中得到的靈感。

電影《堂吉诃德》（1957）劇照。

讓我們注意一下堂吉诃德發瘋的方式。堂吉诃德沒日沒夜地閱讀騎士小說，“睡少且讀書過度，最終思緒幹枯，失去神志發了瘋”（上卷第一章）。另一方面，瓦爾特引用亞裡士多德說道：“睡眠能夠滋潤肉體，強化所有能夠活動人類的能力。”（第五章）堂吉诃德因為缺少睡眠而發了狂。根據瓦爾特，持續睡眠不足會讓頭腦幹燥，而為其帶來滋潤的就是夢即睡眠。再加上堂吉诃德的家鄉是拉曼查（阿拉伯語起源的詞語，原意為“幹枯的土地”）。

也就是說，在幹枯的土地上神志不清的堂吉诃德夢見杜爾西内娅來滋潤自己的頭腦，這不正是一位自我完結、自給自足的狂人嗎？“讀書過度”也值得我們的關注。塞萬提斯在《貝爾西雷斯與西希斯蒙達的苦難》第二卷第六章中寫道：“大量的看，大量的閱讀可以将人類的才智激活。”若因為“多讀”而發狂的話，在之後隻要踏上周遊的旅程去“多看”，那麼到最後會磨煉出真正的才智。

18世紀的萊辛

将瓦爾特作為自己學問的起點

從瘋癫中恢複神智的過程也不得不讓人聯想到瓦爾特。在最終章，從堂吉诃德突然發高燒陷入沉睡之後，恢複了神智開始（下卷第七十四章）。狂人在發燒的時候會恢複神智一事，瓦爾特也在書中指出過。那是實際發生在科爾多瓦的真事，（與堂吉诃德同樣） 經常說着各類潇灑之言的狂人在某日突然發燒後恢複了神智，（與堂吉诃德同樣）留下偉大的遺言，（與堂吉诃德同樣）請求上帝的慈悲來寬恕自己的罪過之後（與堂吉诃德同樣）死去（修正版第四章添加處）。

雖然在塞萬提斯的其他作品中也能找到瓦爾特的痕迹， 但在這裡我們的目的僅是喚起大家對瓦爾特影響力之大的注意，所以就不舉其他的例子了。前面提到的薩利利亞斯在自己著作的最後一章中寫道：“以上僅僅是出發點而已。僅是指出一些微不足道的方向，後續深入研究是不可欠缺的。”這隻是試圖通過研究的進展來為瓦爾特做出正确的曆史評價，并不是為了誇大評價瓦爾特，也沒有質疑塞萬提斯的獨創性與創造性的立場。

電影《堂吉诃德》（1957）海報。

從根源上重新質問人類精神的該著作，在16 世紀甚至到了20 世紀都未曾失去其保質期和刺激性。在西班牙有哲學家烏納穆諾（Miguel de Unamuno，1864—1936年），在西班牙以外則有美國的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等人從瓦爾特那吸取過養分。

筆者對為20 世紀的語言學帶來一大革命的喬姆斯基着眼于瓦爾特一事，感到頗為有趣。喬姆斯基的《語言與心智》（Language and Mind）的開頭章被命名為“語言學對心智研究的貢獻：過去”，他寫道：“從西班牙醫生胡安·瓦爾特的著作入手進行這個考察是适當的。他在16 世紀末時發表的有關人類智慧本性的著作被翻譯為多種文字流傳。”

喬姆斯基的關注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這是因為瓦爾特着眼于人類精神的“生成”，也就是語言的“生成能力”。瓦爾特寫道：“試着與自然哲學家們對話，他們完全認識到理解就是生成能力，就是懷孕生産出子孫後代，像柏拉圖說的那樣，是連助産的助産士們都得自己懷胎生出。”（修正版第一章添加處）此立場與喬姆斯基極力主張的語言的創造性十分有趣地纏繞在一起。

喬姆斯基邊介紹瓦爾特的“才智論”，邊說：“瓦爾特主張，符合經驗主義格言的順從的才智和具有充分的生成能力的正常智慧，才是動物與人之間的差異所在。”但是，正如先前解釋過的那樣，瓦爾特隻說了才智能夠區别人類與動物，而喬姆斯基所說的“順從的才智”與“生成的智”區别動物與人類這段描述并不存在于該書的任何角落，所以這是喬姆斯基的誤解。

考慮到瓦爾特在他的著作中展開的主題與論述具有睥睨同時代的萬般見識的嶄新性的同時，也能為即使是今日的諸學問持續敲響警鐘這點，可以說這本書是目前為止論述過的五冊奇書中的另類。作為标榜着牢固紮實方法論的現代學問，卻往往沒有限制自身的能力，導緻知識的失控。與此相對比，本書在追求理論構築與臨床（實踐）整合的同時，完美地将試圖從實證角度确立人類的學問的姿态放于相對位置上。

先前曾指出該書被宗教裁判所的檢查網絡盯上，但瓦爾特的情況，有一種比起檢查還要重要的自我制約在發揮着作用。那就是對萬能的上帝無可動搖的崇敬與畏懼之心。就算宗教裁判所對其有所誤會，但在該書的論述中可以看到大膽與謙虛的相互交錯，與簡明易懂的文章一起，給予今日的讀者一種爽快的感覺。

18世紀的萊辛将瓦爾特作為自己學問的起點，我們也可以将萊辛達到的最終學術成果看作為瓦爾特的最終成果。在一篇名為《再答辯》的神學論文中，萊辛這樣叙述道：“如果上帝的右手持有一切真理，而左手持有唯一的無止境追求真理的沖動，并恩賜我們選擇的話，我會叩拜在左手前，說道：‘父啊，請恩賜我，真正的真理隻能是您的所有物。’”

本文經出版社授權刊發。原文作者：[日]清水憲男；摘編：安也；編輯：走走；導語校對：盧茜。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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