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戰争爆發原因的探讨總是令人着迷。但是這類讨論也存在很大的陷阱：不同的曆史觀、不同的視角所得出的結論總是會千差萬别。筆者始終認為，對曆史的研究不應該成為象牙塔裡的遊戲，而應成為決策者學習吸取經驗教訓的寶庫；曆史不是高深莫測的哲學，而是實在清晰的明鏡。

不同于二戰，人們對一戰起因的讨論雖然衆說紛纭，卻都帶有宿命論的色彩：有的認為這是曆史的必然，不論如何都會打起來；有的認為這是人性的必然缺陷、當事人貪婪而愚蠢。但是，前者否定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後者則忽視了曆史背景的制約。這都是不可取的。其中，曆史必然論者的危害更大些。一方面，一旦接受這種理論，那麼戰争的爆發就會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使得人們為化解危機而進行的努力成為徒勞，甚至成為某些戰争販子和極端民族主義分子鼓吹戰争的借口。另一方面，這種說法對今後的發展毫無助益，曆史決定論看似通曉古今，實際卻是不負責任的唱高調，隻能起到一定的宣傳作用。

一戰宣傳畫（圖片來自網絡）

回到一戰中來，現在最被人們接受的說法是一種類似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論：崛起的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的矛盾不可避免。這似乎得到了曆史的驗證，有人統計發現曆史上發生的絕大多數類似矛盾最終都用戰争的方式結束，但這些實例中不論是羅馬和迦太基還是英國和拿破侖法國，亦或是俾斯麥的普魯士和拿破侖三世的法國，勝利者總能從戰争中獲益。但是，伯羅奔尼撒戰争還有另一半故事，戰争最終導緻了希臘的沒落。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以往其他争端之間有一個根本的區别也在于此，最終的獲益者既不是崛起的德國，也不是守成的英國，而是中途加入的美國和中途退出的蘇聯，還有處于戰争邊緣的日本。因此，我認為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曆史的必然，對大國之間矛盾的分析應該跳出宿命論的束縛，尋找更具實踐意義的原因。我在此提出我的觀點：上述實例之間區别的根本原因在于當事國大戰略的成功與失敗：一戰前後的世界，除了美國，沒有一個西方國家有合理的大戰略。

這種大戰略的缺失的最直觀體現就是軍事戰略淩駕于國家戰略之上。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曾多次提出，德皇威廉二世罷免老宰相俾斯麥之後，德國國家戰略最重大的轉變就是放棄了德俄同盟（《再保險條約》是俾斯麥外交體系的基石），轉而追求英德同盟。為刺激英國“接受”德國的“好意”，威廉二世政府先後在非洲殖民地問題上和暹羅問題上挑撥英法矛盾，而後在所謂“世界政策”的框架下采納提爾皮茨元帥的主張，建設大海軍威懾英國。但是，當英國和一部分德國官員建議二者達成海軍協議來化解矛盾之際，提爾皮茨卻以阻礙海軍發展為由堅決反對。一戰即将爆發的關鍵時刻，當威廉二世詢問參謀長小毛奇，能否隻對俄國動員的時候，小毛奇卻說沒有這樣的計劃，并且改變動員計劃的話會使德軍的組織分崩離析。難道為了軍事的需要，甯願置國家于危險之中嗎？上述事實足以證明，德國的軍事發展早已脫離甚至淩駕于國家總體戰略之上，成了“太上皇”。必須說明的是，這種情況在歐洲各國都存在，隻是德國最嚴重。

說到大戰的根源，人們普遍将視角放在經濟發展上，并且抛出那在中學就學到過的經典理由：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為争奪市場和原材料，必然發生矛盾。這也成了曆史決定論者的一個經典說法。但是這種說法就如同一個“靴子落地”的笑話：無法解釋戰争爆發為什麼在那個時間那個地點，以那種方式開始。我認為，一戰的爆發除了經濟發展之外，還有另一個甚至更重要的理由——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開始的轟轟烈烈的民族主義以及它的“表親”社會達爾文主義。民族主義的泛濫攪得歐洲各國内政混亂不堪早已是衆人皆知，很難想象這樣的情況下，除了俾斯麥這樣的偉人之外還有誰能應付的過來，更别提對國家戰略的把控。民族主義的泛濫也導緻了原本正常的談判和妥協無法被接受，絲毫的退讓都會激起民衆的憤怒。在此情況下，理性的外交政策自然無從談起。

一戰給了我們太多的教訓，然而種種原因卻使這些教訓被忽視。在此我也希望人們跳出固有的必然論的束縛，理性客觀的回顧一戰，更深層的挖掘這個曆史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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