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通識》

詹 丹 著

中華書局出版

上海師範大學詹丹教授研讀《紅樓夢》數十年，結合個人閱讀經曆，真誠分享閱讀《紅樓夢》的障礙和掃除障礙的心得，分析了《紅樓夢》的思想與藝術、版本與價值、作者家族、續寫與再創造、跨文化傳播、“紅學”隊伍等問題，讓讀者全方位讀通悟透《紅樓夢》。作者尤其注重分析《紅樓夢》中日常生活的詩意和機鋒，拉近了與現代讀者的距離，幫助讀者對生活由鈍感到敏感，重塑審美化的人生态度。

天下文體入“紅樓”

《紅樓夢》雖然是以散文化的白話寫成的小說，但裡面也夾雜了詩、詞、曲、賦等各種文體，類似宋代人說的“文備衆體”，有人甚至認為《紅樓夢》就是文體意義的百科全書。不過，以往說到《紅樓夢》的“文備衆體”現象，較多關注各種文體類型，關注小說在散文化的叙述中，還穿插進哪些詩、詞、曲、賦等韻文。即使有學者讨論過語言體貌特征（所謂“語體”），也就主要集中于骈偶語言與散化語言或押韻與不押韻語言的交互錯雜問題，總體讨論并不充分。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小說文體最終要落實在語體特征上。《紅樓夢》的“文備衆體”特點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現為語體的多樣性。本節從語體這一特定角度切入“文備衆體”問題，注重讨論《紅樓夢》在語體意義上的押韻的骈偶語言與不押韻的散文化語言的交錯、文言文和白話文的對立、對峙以及高雅的語言與通俗乃至粗俗語言的交相融合等特點，探究一下，在這樣的語言特征下，可以讓我們看到一些怎樣的社會文化内容，從而使大家不僅停留在語言的表面，還能對“文備衆體”現象獲得比較深入和細緻的理解。

《紅樓夢》鮮明的“文備衆體”特征，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叙事表達方式與抒情方式的統一，是曆史學與詩學兩大傳統的合流。

曆史地看，古代詩詞抒情性的詩詞韻文都是在生活語境中産生，後人接觸這些詩詞時，其原初語境已從詩歌背後脫落。我們所讀詩集多從詩人生活中抽象出來，在理解上缺乏生活土壤支撐。詩詞作品脫離曆史語境流傳的現象古人已有所識，唐人曾嘗試建立一種将詩放回生活語境來接受的方式。唐代《本事詩》就是把詩與生活事件結合起來編排的體例，将每一首詩放回生活語境中，揭示其産生緣由，方便讀者以一種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整體的而不是片斷的方式來理解詩歌。

宋代延續本事詩傳統的是歐陽修，這表現在他的《六一詩話》中。“詩話”最早由歐陽修提出，《六一詩話》也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部詩話。之所以取名“詩話”，歐陽修本人沒解釋，倒是司馬光《續詩話》給出了解釋，他說，他的名聲才能不及歐陽修，之所以敢作《續詩話》呼應歐陽修，是因為他的詩話和歐陽修的《六一詩話》有相同處——都是在“記事”。可見，“詩話”之“話”特指“叙事”，“詩話”便是“關于詩歌的事件”。清代學者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将小說歸于詩話門類，在詩話類别中談到中國小說發展。在他看來，小說将詩歌和事件統一了起來。盡管他竭力批評小說發展每況愈下，但認為小說整合了叙事和詩歌卻是符合實際的，這在很大程度上呼應了“文備衆體”的語體特點。下面我們從語體的韻散交錯、文白對峙等視角對《紅樓夢》做一分析。

(1) 韻散交錯

首先，《紅樓夢》人物對話溝通的基本方式是散文化的，當散文化的言語方式轉換成詩詞等韻文時，就有了一種間離效果，即人物可以從情景中暫時脫出來，以客觀的立場看待人物的言語交流，完成散文難以完成的某些功能。

比如讓一個人在日常言談中發表高大上的話會顯得可笑，但如果以賦一首詩歌來抒發一下，我們似乎就變得容易接受了。在小說中穿插進詩詞，其實也是遵循着古代“詩言志”的慣例，用曲折迂回的詩詞藝術方式，使包含着遠大志向的宏論容易被大家接受。這樣，薛寶钗才會在她的《臨江仙》中借詠歎柳絮，來抒寫“好風頻借力，送我上青雲”的志趣，否則讓她用散文化的口語對人說出來，就會讓人覺得怪怪的。另外，墜入愛河的人當面向戀慕的對象表達愛意總有點羞澀，特别是在傳統社會中，男女之間的交往有許多禁忌時更是如此。但把這種愛意放在韻文體的詩詞曲中寫出來，就不至于那麼難堪。當詩歌承載人的情感時，詩歌也就成為雙方交流、溝通的媒介，并從日常散文化語言中獨立出來，人物也就不需要直接面對對方，這時，詩歌既是情感交流的媒介，也是保護自己的屏障，可以寫出當面不便說、無法說、不敢說的許多話。林黛玉的有些詩甚至是當着賈寶玉的面也不便言說的，她借助詩歌這種特殊的文體，營造出一個與現實暫時隔離的世界，讓自己沉浸其間、陶醉其間，從而更方便、更順暢地把郁積在自己心中的隐秘情感傾吐出來。比如，林黛玉在賈寶玉贈送她的舊帕上題下三首絕句，借着對自己眼淚的題詠，表達她對賈寶玉的全部愛。但這種抒情，林黛玉不會當寶玉面用散文化的言語表達出來，似乎隻有用韻文的方式才能恰到好處地承載這份情感。可以說，韻散交錯的語體方式，達成了人物不同情感或者情感不同層次的個性化交流和抒發。

其次，從叙事整體結構看，韻散交錯不僅僅意味着人物順暢地抒發了情感，也不僅僅意味着交流方式，特别是抒情方式的改變，也是叙事系統本身的分化和互補。

《紅樓夢》在散文中夾雜詩詞韻文大緻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固然成為人物的交流或者自我的抒情方式，另一部分則停留在整體化的叙述層面，即作者通過某種藝術手段将詩、詞、曲等韻文插入情節中，讓其成為小說情節的組成部分。比如第五回賈寶玉神遊太虛幻境時，在警幻仙子的引導下，看到了“金陵十二钗”冊子中的判詞，也聽到了“紅樓夢”的套曲。這些判詞和曲詞，其實對小說主要人物未來命運都有暗示和解釋。但之所以不用散文化的語言直接叙述出來，而是通過畫冊中的韻文判詞和演出中的曲詞來暗示，是因為這些内容帶有谶緯式宿命思想，是對人物未來命運提前作出的一些暗示，并不屬于當下按照正常時間順序展開的故事情節。這樣，一方面看，詩、詞、曲等韻文語言的跳躍式連接，采用意象組合等修辭手段，其解讀本身的模棱兩可，難以有定論，可以和暗示人物未來命運的神神道道的内容相協調，理解得不确切、不清楚，也可以用天機不可洩露來解釋。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的正常推進和未來命運的暗示，其實是分屬于兩種不同的叙述體系，所以散文和韻文，其實就是承載了兩種不同叙述功能的結構性互補，是對日常平凡世界的叙述層面和神秘的暗示未來層面的互補。

不過，散文化叙事與韻文更深刻的關系在于二者之間的生成關系，即叙事為韻文提供了充分的語境，而韻文又把叙事的境界提升了。如前文所述，林黛玉的葬花詞與用散文化的語言對她不幸身世的叙述密切關聯起來，其感人的力量大大強化，而她的身世，也在韻文葬花詞中，得到了定格化理解。甚至一直到後來，“黛玉葬花”成了其形象标志，成了對其定型化的一種理解，但這種理解，其實是把關于她的散文化叙述和韻文化抒情融合在一起的。而跟她學詩的香菱，更是體現了韻文抒情與散文叙事結合所反映的社會的深刻性。

“香菱學詩”是《紅樓夢》中的著名片段。香菱原本是甄士隐家的女兒，幼時被拐賣，養大過程中，被打到失憶，徹底忘記或者不敢提自己的身世，人販子才把她賣給呆霸王薛蟠為妾。她是小說中最癡迷于詩的人，她的不管不顧地創作，不是簡單地為小說的散文化叙事貢獻出她的詩歌，而是表現她寫詩的動力來源于苦難命運的掙紮，是以詩的迷人來對苦難現實的逃避。她是以執着的寫詩來慰藉她的不幸。但小說的深刻性或者說一種悖論在于，盡管好色粗俗的薛蟠沒有資格做她的依靠，但薛蟠外出經商時，香菱在大觀園寫成最好的一首詩仍是借月渴慕團圓，小說交代說這首詩是夢中得來的。其蘊含的無意識心理，還是把自己定位為思念丈夫的一位閨中女子形象，從而加深了香菱無法改變的悲劇命運。這樣，詩的難以确切解讀的神秘性再次和主人公的深層次意識心理相關聯，其與散文化的叙述結合起來，刻畫出了一個全面立體又深刻的香菱形象。

（2）文白對峙

《紅樓夢》作為一部經典白話小說，人物日常交往自然以口語白話為主，但在某些場合出現白話和文言對峙情況，也很值得回味。

第十八回元妃省親，元妃與衆親友對話多用口語白話，而他人回答卻多用文言書面語，如元妃說：“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地方處，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一會，不說說笑笑，反倒哭起來。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來。”因問：“薛姨媽、寶钗、黛玉因何不見？”王夫人答曰：“外眷無職，未敢擅入。”後來再問：“寶玉為何不進見？”賈母答曰：“無谕，外男不敢擅入。” 母親對女兒、祖母對孫女居然說這樣的書面化語言，顯得刻闆又僵化。

但這裡的情境是，賈母和王夫人面對的不僅是孫女、女兒，更是皇家貴妃，需要用一種非常嚴肅的書面化語言對答。從表面看，元妃說話情真意切，而王夫人、賈母的書面語言似乎在控制情感，但深一步看，這種語體的差異卻暗含着禮儀的差異。貴妃對祖母和母親可以用輕松随便的大白話交談，以此表現她的親切，而祖母和父母卻不可以如此，這體現了皇家的尊嚴。一般而言，高層貴族可以用口語言說，這種身份和語體的差異反而表現出貴族階層的體恤下情，而下層則需要用合乎上層身份的語體來應答，以此顯示對上層貴族的尊重。（也許在今天，我們還能隐約看到一點這樣的痕迹，比如在大會中，同樣是上台說話，主持人一般會稱平頭百姓的是“發言”，稱領導的是“講話”，書面化的名稱“發言”暗示的是相對拘謹，大白話的名稱“講話”暗示的是放松随意，由此劃出了他們地位的差異）語體的文白差異暗含着禮儀文化的等級制度，其中還進一步蘊含着情與禮、忠與孝的沖突。

當然，這樣的表現也不是一成不變，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元妃和父親的一段對話：

（賈妃）隔簾含淚謂其父曰：“田舍之家，雖齑鹽布帛，終能聚天倫之樂；今雖富貴已極，骨肉各方，然終無意趣！”賈政亦含淚啟道：“臣，草莽寒門，鸠群鴉屬之中，豈意得征鳳鸾之瑞。今貴人上錫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遠德鐘于一人，幸及政夫婦。且今上啟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曠恩，雖肝腦塗地，臣子豈能得報于萬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職外，願我君萬壽千秋，乃天下蒼生之同幸也。貴妃切勿以政夫婦殘年為念，懑憤金懷，更祈自加珍愛。惟業業兢兢，勤慎恭肅以侍上，庶不負上體貼眷愛如此之隆恩也。”

元妃對父親說話與對母親說話的内容并無多大差别，但對父親說話的語體卻全用文言，父親畢竟是朝廷命官，向父親表達骨肉分離之情，在語體上還需遵循皇家禮儀，于是，内容和形式産生分裂，這種分裂在其父冠冕堂皇的回答中被小心翼翼地彌合起來了。賈政除了表現對皇上的感恩外，還勸說元妃一心侍候皇帝，在盡忠的絕對要求中，父女之情沒有了存在餘地，文言表達形式的整肅，達到了與忠君禮儀的高度統一。

紅樓人物言語文白對峙情況，在書面文字表達或在情節推進中引入其他文類時也會出現，最典型的例子是第三十七回的探春結社。探春向賈寶玉發出的帖子是用典雅的文言文寫成，還用了較多典故，基本以骈偶句式貫穿下來，結尾曰：“孰謂蓮社之雄才，獨許須眉；直以東山之雅會，讓馀脂粉。若蒙棹雪而來，娣則掃花以待。”探春以女性身份與男性一争高低，不但要脂粉女子藐視了須眉男子，而且在結尾自稱為“娣”而不是妹，力圖模糊性别界限，使得文章主旨透出的英氣和骈偶詞句的铿锵有力很好地協調起來。也是在小說的這一回，跟他們賈家同一宗室的賈芸想攀高枝，盡管比寶玉大好幾歲，但在一時的戲言認父子幹親後（雖然從輩分上說，草字輩确實比玉字輩低），居然還煞有介事地認真起來，不但以寶玉兒子自許，還設法給寶玉送了兩盆海棠花大獻殷勤，并随花附上一封用大白話（也不倫不類夾雜幾個文言字詞）寫成的帖子，其中有這樣的句子：

前因買辦花草，上托大人金福，竟認得許多花兒匠，并認得許多名園。因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變盡方法，隻弄得兩盆。大人若視男是親男一般，便留下賞玩。

這樣的大白話以及貧乏的用詞，自然讓人忍俊不禁，但把這帖子與探春詩帖相對照才更有意思。前者是文言，後者是白話，文言容易給人距離感，白話則更貼近生活。探春用骈偶句式的信箋談詩論社，一方面詩社确有遠離當下生活的一面，用文言書寫十分恰當，但她借此想跳出身為女性的狹隘意圖也十分明顯。如果說探春使用文言助力了她飛揚的英姿，那麼賈芸使用白話恰恰讓他低矮下去，把自己矮化到塵土裡去了。文言的距離感和白話的貼近感，在各自的作者手裡得到充分的發揮。進一步說，男女有别和長幼有序的人倫問題，在兩封不同的信箋裡，通過不同的語言方式得到了新的處理，正因為這種頗具新意的處理，又把我們對語體的思考，再次帶向了社會文化方面。

詹丹，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都市文化學博士點帶頭人，兼任中國紅樓夢學會副會長、上海市古典文學學會副會長。

作者：詹 丹

編輯：周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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