鏽迹是無法被忽視的，美也一樣。

青銅神樹——它赢得了人們足夠久的目光，和一個好聽的名字。枝條彎彎地上揚或下垂，立着昂頭的鳥。一條龍隻剩半個身子，頭朝下地懸在樹幹旁。

它曾被打斷成上百片、被火燒、被虔誠的人們掩埋，尋它的人換了一批又一批，終于，它被發現、被一絲不苟地呵護、被小心地修補。

人們用六七年的時間才還原出一副殘缺的肢體，它重心不穩，靠着三根細繩索的牽引，傲然站在博物館一圈燈光的中央。

現在，這條龍的尾巴或許有機會找到了。不久前，在三星堆，也就是神樹躺了三千多年的地方，人們又有了新的發現：六個祭祀坑，金面具，銅人頂尊……

它們離當年神樹被埋藏的位置并不遠，有人期待，能挖到神樹的殘片。盡管，另一種可能是，消失的那條龍尾或許早就擺進了曆史深處，再難被找到。

青銅神樹。圖源三星堆博物館官方微博

神樹初現

三星堆博物館青銅館頂層的展廳，一塊展闆上标記着三星堆遺址考古大事紀要。暗色的背景裡，能辨認出不少戴着手套、在田地裡揮舞長柄镢頭的人，也有人俯下身，仔細觀察。

一條坐标軸橫着生長出來。它始于1929年，三星堆遺址真武村燕家院子發現玉石器坑，出土玉石器三四百件；最後一個坐标落于2019年12月，一、二号祭祀坑旁發現三号坑。

2021年3月20日，“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工作進展會在四川省成都市召開，通報了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重要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會上公布，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新發現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

展闆上那條坐标軸将再次被延長，而人們期待着再次發現青銅神樹的殘片。

作為三星堆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之一，這棵殘高3.96米的青銅神樹，也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的最大的商代青銅器。它的碎片被發現于1986年的廣漢，三星堆的二号祭祀坑。

青銅神樹的發現是個偶然。

1984年，在成都召開的第一次“全國考古發掘工作會議”上，四川省考古隊長趙殿增将近年來三星堆的發掘作了專題彙報。時任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蘇秉琦說，“這才是巴蜀文化。”從此，三星堆考古成了中國考古學體系的有機部分。

1984年至1985年，考古隊對三星堆遺址群進行了全面調查，大體摸清了12平方公裡的遺址分布範圍，并建立了考古工作站，陳德安、陳顯丹（人們稱為“二陳”）成了領隊。

1986年3月，三星堆遺址發掘開工典禮。受訪者供圖

1986年初，四川大學的林向教授找到趙殿增，想要把考古學生的實習地點安排在三星堆。趙殿增正為人手不足發愁，又和林向有過良好的合作經曆，一拍即合。3 月，林向作為領隊帶着84級考古班來到三星堆，這次挖掘有2名老師、2名助教和20多位同學參加，圍繞三星堆兩側、分三個區，“是當時三星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發掘。”林向說。

據趙殿增介紹，6月結束時，發掘面積達1350多平方米，發現房址、灰坑等數百個遺迹，出土了數萬件文物标本。

但他們和後來震驚世人的一、二号祭祀坑擦肩而過。

1986年7月18日，廣漢當地磚廠工人在取土做磚坯時，無意中挖到了三星堆一号坑的一個角，出土了一些玉器和石器，随後，考古隊組織了正式發掘，一号祭祀坑正式與世人見面。

僅僅一個月後，1986年8月14日，磚廠工人楊永成在取土時、挖到了一個青銅頭像的耳朵，楊永成告訴新京報記者，當時他感覺是個文物，就向考古隊彙報。

至此，二号祭祀坑重見天日。三千多年來，青銅神樹一直被埋藏在裡面。

二号祭祀坑出土青銅大立人的場景。圖源三星堆博物館官方微博

2019年12月20日,紀念三星堆發現90周年大會在四川廣漢舉行。曾作為實習學生參與1986年挖掘的朱章義（現任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館長）和霍巍（現任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院長）又來到這個熟悉的地方，憶起當年。

那時，朱章義什麼也挖不到，看到不遠處的同學一直在出土陶片，他很着急，霍巍便說，“要不你也去那挖一挖？”

事實上，兩人說話的地方，距離一、二号祭祀坑不過幾米遠。“要是你當年跟我說‘繼續在這挖挖吧’，說不定那次我們就發現（一、二号坑）了呢。”朱章義打趣道。

重塑神樹

實際上，青銅神樹出土時是一二百片破碎的青銅，沒人知道這些将組成什麼。

“全是碎片，和泥土混在一起。”今年74歲文物修複師楊曉邬仍能回憶起30多年前的場景。他介紹，古人把精美的祭品敲斷、火燒，然後埋進土坑，交付給神靈。而幾千年後，這成了給文物修複師們出的難題。

楊曉邬和修複的青銅頭像。受訪者供圖

從1974年開始修複文物起，楊曉邬見過太多青銅器，但面前的這堆碎片還是讓他皺眉，“沒有出土過類似的，也沒什麼資料可查，這怎麼修？”他隻能依稀辨認出一些圓杆和彎道。

将較粗的圓杆放在一起，再把剩下的拼對，楊曉邬大概能感覺到，這是樹的形象。因為器物體型太大，修複室容不下，就在室外搭棚進行拼接，這個過程在專業術語中叫“預合”。

修複青銅器，要根據碎片上的斷茬口進行拼對，腐蝕不厲害、銅質較好的，可以用“錫焊”——這是從宋代就有的青銅器修複焊接方式；錫焊不了的，就粘接，再把多餘的膠打磨平整，再做舊、做色。

太陽器、眼形器、銅尊、銅罍被一個個修複好。那座青銅大立人出土的時候，攔腰斷成了兩截，方形底座也癟了進去，楊曉邬把凹進去的部分一點點敲出來，這很考驗技術，一不小心就會破壞文物。鏽蝕嚴重的底座撐不起立人的重量，他就在裡面加了個銅座。

一尊尊青銅頭像也現了真容。有的戴着一層金面罩，時間讓銅頭和金面之間生出一些氧化物和泥土，楊曉邬仔細清掉，“把銅頭修起來，再把金面還原上去。”金色映着青灰，那是一張剛毅而肅然的臉。

而那棵青銅樹，從根部開始“預合”，曆時六七年，在楊曉邬等多位文物修複師的巧手下，大體恢複了其本來面貌，重新變得靈動起來。

楊曉邬在修複青銅神樹。受訪者供圖

這個被命名為1号神樹的鎮館之寶，被安放在三星堆博物館綜合館最後一個展廳中央，代表着古青銅器制作的巅峰。

朱亞蓉對神樹的感情很複雜。這是最能美進她心坎的器物，也是最讓她挂心的展品。

作為三星堆博物館現任副館長，早在1996年博物館尚在籌建時，朱亞蓉便來了這裡。她還記得布展時給神樹裝玻璃櫃的艱難，“樹很大，将近4米高，展櫃将近6米高，玻璃特别長，十幾個人才把一塊玻璃拉上去。”

圓形的底座上，分成三段、套接而成的圓杆狀樹身向上延伸，生出九根彎彎的枝條，或上揚或下垂，向上的枝上立着一隻昂頭的鳥，一條龍隻剩半個身子，頭朝下地懸在樹幹旁側，尾部缺失。

這是一棵仍然殘缺的青銅樹。

青銅神樹樹幹旁懸着一條龍，龍頭朝下，尾部缺失。圖源三星堆博物館官方微博

殘缺的龍尾

現在，殘缺的龍尾或許有機會找到了。不久前，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附近，人們又有了新的發現：六個祭祀坑，已出土黃金面具、頂尊銅人、象牙等重要文物500餘件。

機會始現于2年前。2019年12月2日14時13分，正在開會的冉宏林坐不住了。

他收到同事發來的一張圖片：灰黃的土裡露出一條窄窄的青綠色。

“出現銅器。坑内。”對方簡短地說。

不久前，2019年3月，《古蜀文明保護傳承工程實施方案》公布，提到要對三星堆遺址開展新一輪的有針對性的考古工作。從那之後，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在遺址布了探方，發現兩大祭祀坑33年後，開展了新一輪勘探工作，初步探到了方型坑的迹象。

冉宏林是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副站長，“哪裡出土的？就是那個坑？”他消息回得很快。

那個坑，後來被确認為三号祭祀坑。

“搞清楚先。不要聲張……今年不得發掘，明年才能系統發掘。下一步就要回填，打圍，升級安保體系，待明年搭大棚，大家夥兒們慢慢發掘。”冉宏林壓着内心的激動囑咐着同事。

2021年1月，三号坑的工作艙建好。這是一個高科技的小房子，可以調節現場環境的濕度和溫度，讓器物出土後也能保持良好的狀态，每個祭祀坑都配了工作艙。這一次，不僅四川大學的學生來到了這裡，北京大學、上海大學都來了隊伍，四川省考古院聯合國内33家單位開啟了新祭祀坑的發掘工作。

“1986年發掘兩個坑是搶救性發掘。已經挖到東西了，就搶救回來、記錄清楚、保護好就行了。”趙殿增告訴新京報記者，那時，人們對于坑周邊區域的狀況并不清楚。“現在才挖，我覺得是個最好的機會，當時挖掘條件和研究條件都差，那時候挖就更亂了。”

上海大學文學院講師徐斐宏作為三号坑的發掘負責人，帶領學生下坑發掘。

開始先挖填土，“表層是比較黏的黏土，再下面有沙土”，發掘人員拿着手鏟、镢頭，一天八小時工作，每天下坑前都要從頭到腳穿上一整套防護服，防止“污染”器物，“坐在上面做記錄、做一些文案工作的話還行，因為有空調。但是如果下坑幹體力工作的話，那還是很熱的。”

來現場3個月，徐斐宏明顯感覺到，這次考古在技術和理念上的進步，“從系統的理念上來說，發掘和文物保護、科技考古取樣同步進行，很細緻，提前配備了一個很完善的發掘系統，對我來說是一段獨特的工作經曆。”

三号祭祀坑器物。圖源三星堆博物館官方微信

到3月16日，坑裡的填土層被挖完，更多的器物顯露出來。目前，這個長約5.5米，寬約2.5米的三号祭祀坑，已出土了約109件青銅器、127根象牙和8件玉石器，其中包括器型罕見的“銅人頂尊”——這口尊在肩部四周裝飾有4條飛龍，沿尊口遊動而下，銅人雙手呈拱手狀，頭部和尊的底座連接在了一起。

人們總是對這類造型奇特誇張的青銅器印象深刻，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前站長陳德安認為，這或許使大衆對古蜀文明的理解産生了一定偏差，“不能說這是外星文明，那是開玩笑，異想天開的娛樂和學術研究要分開。”

“這次新出土的文物是對古蜀文明直接的資料補充，包括它的物質文化和宗教信仰。”徐斐宏認為，這也再一次證實了中華文化的多元一體，“因為古蜀文明和中原有不一樣的地方，但其實還是在中原影響下出現的文明，最後，在秦漢的時候，它被吸收、變成了中原的一部分。”

目前，徐斐宏等考古挖掘人員正在配合文物保護中心進行器物提取。

接力修複

2021年3月21日下午，3号祭祀坑旁，楊平有點緊張。

他是三星堆博物館的一名修複師。那天，楊平跟着師傅郭漢中來到挖掘現場，準備提取青銅大口尊。他害怕自己出纰漏，一旁的攝像機也讓人發毛。

趴上吊架操作台，一點點下落進水分充盈的坑，看到那口被泥土包裹、有些殘破的銅尊離自己越來越近，楊平突然踏實了。他按照爛熟于心的操作流程，依次把保濕材料、塑料薄膜和3D打印出來的矽膠保護套仔細地貼上去，心裡想着，“要像拓片一樣貼實”。

上來後，那股緊張感又跟着湧了上來——“剛才我是不是沒貼好？”

為了保證文物的安全，這次考古中，提取這一環節交給比考古人員更懂文物保護的修複師進行。提取完成後，并不急着進行修複，而是要先将相關信息和資料詳細地登記好。

楊平在修複文物。新京報記者 彭沖 攝

青銅神樹并沒有這麼好的運氣，人們無法知道它當年到底碎成了多少片。

“當時條件沒這麼好，買個膠卷都很難，也沒做過記錄，不像現在，修任何東西，重量、尺寸、照片、斷茬口等，資料都是清楚的。”郭漢中說道。二号坑被發現後，白天圍觀的群衆太多，為了安全，考古工作者在夜裡把坑裡出土的器物送進庫房。

但郭漢中很幸運，一、二号祭祀坑裡的器物，讓他從學徒工成長為修複大師。

1984年，四川省考古隊來到三星堆遺址，就住在周邊村子的郭漢中家裡。這個年輕人想要找份工作，便在考古工地上打起了“零工”——協助隊員做地層考古，“兩塊錢一天”。也是這個機會，讓他認識了當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修複大師楊曉邬，跟着學起文物修複，還成了楊曉邬挂在嘴邊的“最得意的徒弟”。

後來，楊曉邬在大學裡開設了“文物鑒定與修複”專業，楊平是他的學生之一，也是班裡的班長。

楊平喜歡曆史。在大學裡上課的時候，沒有真正的文物可修，楊曉邬隻能“買一批碗，打碎，讓學生進行模拟修複。”

2012年大學畢業後，楊平師從郭漢中。郭漢中告訴新京報記者，“搞傳統修複基本上都是師徒制的，一代一代傳下來，因為修複涉及面太寬廣了，各種各樣的技能都要會一點。”

楊平也發現，實際操作和大學裡的理論學習“還是有很大出入的”，修文物是“因物而異”。在郭漢中眼裡，和老一輩人比起來，這代年輕人的理論知識雖然強，但動手能力差了些，“還是得從頭做起，在實踐中鍛煉。”

郭漢中對自己要求高，“技術永遠也學不完”。他最重視的是“可逆”的原則，意思是在修複中采取的措施都是可以被還原、被拆除的，文物可以回到原始狀态，重新被修複，“使用的材料和手段，盡量不要對文物造成二次傷害。現在焊接都是‘采點’，盡量保留斷茬口，如果有問題還可以拆掉，斷茬口還在，原來會把斷茬口全部打磨成45度角。”

這些年，郭漢中見證着文物修複技術的變化。新科技的融入固然帶來了一些技術手段的進步，但在這個行業中，修複師的經驗至關重要。

“我們粘出來的縫隙，總是沒有師傅處理得好。還有那些變形嚴重的青銅器，可能師傅一兩天就能把問題解決，我們要多花幾倍時間。”在楊平眼裡，這是一個永遠不會出師的行業。

對于新出土的文物，楊平有期待，“能參與修複是最好的”，但他并不着急，“跟着師傅，好好看、好好學。匠人隻考慮匠人的事情，作為一個修複師，隻能說努力把自己的手藝練得更好，經驗積累得更多。”

而楊曉邬有着另一種期盼。

他保留着一個相冊，裡面是三星堆文物修複前後的對比照片，那些器物像是他的“孩子”，他能清晰地記起每個孩子“受傷”的位置和重生的過程。

楊曉邬保留的相冊，裡面有青銅器物修複前後的對比圖。新京報記者 彭沖 攝

“1986年出土的那些，90%都修完了，沒修完的是因為有的殘片還沒找到。這次三号坑到八号坑，或許和此前一、二号坑有關系，有些器具的殘片可能在接下來的挖掘裡找到，這都說不好。”他希望找到1号神樹的殘片。

那棵神樹本該更高一些，而且是對稱的。但因為殘缺，現在重心偏向一邊，楊曉邬在神樹頂端加固了繩索。當被問到，如果找到了殘片，他是否還要參與修複時，楊曉邬想都沒想，便脫口而出“要修”。

他望着樹旁那條殘龍的手掌，“那是我的心血，沒有修完整，總覺得有些遺憾。”

楊曉邬欣慰的是，汶川地震時，廣漢震感強烈，他在監控視頻裡看到，青銅神樹左搖右晃，“完全跳了起來，都沒有壞。”

三星堆博物館内的青銅神樹。圖源三星堆博物館官方微信号

新京報記者 彭沖 四川廣漢報道

實習生 謝婧雯

編輯 劉倩

校對 盧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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