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羅茜】
近日,一則關于“運城85歲農村老太燒吊炕,子女被罰2000元”的傳聞在社會上引起廣泛關注。雖然後來官方出來辟謠,稱處罰不實,這事件暫時告一段落,但網絡上關于北方農村居民過冬如何取暖的探讨仍在繼續。
在政策、社會等多種因素推動下,環境問題越來越成為重要的治理任務。十九大提出打赢藍天保衛戰,國務院于2018年發布打赢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提出了明确的目标指标,并對重點區域範圍進行了劃定,包括京津冀及周邊地區、長三角地區和汾渭平原。
陝西省作為重點區域之一,根據國務院發布的文件制定了《陝西省鐵腕治霾打赢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方案(2018—2020年)》,其中提出要深入推進散煤治理,在關中地區整村推進農村居民、農業生産、商業活動燃煤(薪)的清潔能源替代,并組織開展散煤燃燒治理專項檢查行動,同時加快農村“煤改電”電網升級改造。
對環境問題的關注,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增強人民群衆生活幸福感的重要舉措。不過筆者今年暑假在陝西省S村調研時發現,作為一項民生工程,“煤改電”政策既沒能如預期那般受到群衆歡迎,不少村幹部也連訴苦水,出現政策執行不讨好,甚至反彈的困境。
S村調研
S村是位于陝西省的一個普通農村,燒煤是當地傳統的生火做飯和取暖方式。2018年開始當地開展轟轟烈烈的“禁煤運動”, 并對城區和農村實行分類管控:城區禁止銷售煤炭給私人,市區人口密集的地方進行統一集中供暖;城郊和農村地區推行“煤改電”項目,S村便是其中之一。
當地“煤改電”項目推進過程大緻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2018年開始實行階段。
主要工作是宣傳煤改電政策,村幹部入戶對煤爐進行拆改和上門收煤,采取村民自願方式,并給予一定補貼。在S村,普通的蜂窩煤爐回收價格為10元,若是40cm直徑的蜂窩煤爐則為60元,若直徑達到80cm寬,回收價格達到100元。這一價格遠低于煤爐購買價格但略高于廢品回收價。這一階段,燒煤與用電取暖都存在,但必須燃燒清潔無煙煤。
第二階段是2019年力度提升階段。
全區徹底取消賣煤點,禁止賣煤,同時嚴控外來賣煤商販,一經發現扣留并罰款。同時全面禁止農民燃煤,對清潔無煙煤也不認可。全面拆除煤爐,甚至利用熱感器在村内探測熱源,檢查是否使用煤爐。由于會在晚上突擊抽查,因此有村民表示:“因為冬天大家都還在偷偷生爐子,但又怕有人來查,所以隻能把大門關緊,有人敲門還有點害怕”。
資料圖:俠客島
第三階段是2020年即三年行動收官之年,高強度治理已成常态化。
全區享受補貼的農戶徹底禁止燒煤,政府監察力度進一步強化,日常排查、抽查、突擊檢查等全部使用。上級政府對村幹部實行嚴格考核,村幹部有時甚至到晚上12點還要配合上級工作人員入戶。有村幹部在訪談中談道:“我們要配合上級政府進行檢查,随機選擇入戶,直到晚上12點,不開門就搭梯子翻牆看。”
除了花大力氣進行監管,“煤改電”項目實施過程中當地政府也有提供一系列的取暖補貼。
首先是取暖設備。當地有三套方案:
一是天然氣入戶。但天然氣費用高,前期投入大,加上室内取暖設備安裝改造,每戶大約要支出2~3萬元,這筆費用80%的農戶承受不起。盡管管道入戶,但在用氣量大的時期,無法保障天然氣穩定供應,可能出現有管道無氣情況。最後天然氣管道入戶安裝需達到全村60%以上的用戶比例,因意向用戶數未達标,新村最終未實施該方案。
二是電爐、電熱毯、電暖器等常用的三件取暖設備購買補貼,農戶隻需要花費300元就可買到價值1300元的三件套。
三是空調購買補貼,按照空調價位總額的60%進行補貼,但每戶最多報銷3000元。
S村各有一半村民選擇二、三方案。
其次是電費補貼,當地從2018年開始,每年12月、1月和2月對用電取暖的用戶實施電費補貼,按照電費的50%給予補助,但規定每年最高電費補助限額為1000元,連續補貼三年,目前補貼政策已結束。
“煤改電”項目初衷是為減少燃煤所帶來的大氣污染,改善環境,在此過程中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
在人力上,當地專門成立生态委員會,市委書記親自主抓,每月調度工作進展。區和街道專門成立工作隊上門檢查、督查和宣傳,村幹部甚至大半夜還需要在村裡進行巡查。
在物力上,以S村為例,“禁煤運動”實行的三年時間,全村600戶每戶補貼3000元電費,其中300戶購買空調(以最低價空調3000*60%=1800元),剩下300戶花費300元獲得1300元的電熱爐補貼,那麼S村至少需要180萬 54萬 30萬=264萬,而S村所在的街道就有二十多個村,全區所需财政資金投入可見一斑。
但為期三年轟轟烈烈的“禁煤運動”最終效果卻并非理想。訪談中,大部分訪談對象都認為“煤改電”遠遠談不上成功,随着電費的補貼期結束,重新燒煤的人越來越多,現在已經有部分人在燒煤,政府也不管了。
政策難接“地氣”
“煤改電”政策出發點是環保要求,是環境治理問題,但在落實過程中則涉及農民生活習慣和經濟開支問題。
首先,用電取暖與農民生活習慣存在沖突。
随着經濟水平的提升和城市化的展開,當地部分中青年都已進城工作和生活,雖然仍是農民身份,但“煤改電”政策對他們基本沒影響。還有一部分人收入水平提高,為改善生活進行了房屋裝修,為了保護房屋,這部分人自然而然也不會用煤,甚至自家已經改為用電取暖了。因而這兩類人受政策影響都不大。
而往往是那些弱勢群體,包括老人、掙錢能力低的人受影響最大。這部分人因為年齡或身體原因,基本一直在家,當地冬天寒冷,需要一直取暖。而農村的房子一般較大,并且封閉性不好(如果沒有專門改造的話),導緻空調取暖效果差,一關就涼,隻能用煤取暖。有時,坐月子的婦女回村裡休息,空調取暖根本不起作用,大家私下都還是會燒煤,村幹部知道實情,有時候也會默認。此外,在當地,燒煤并不隻是用于取暖,還能夠用來燒水、做飯、加熱東西等等,煤爐溫度高,加熱非常方便。改用電器取暖後,許多老人不習慣、不适應,還得學習用電取暖和做飯等等。
其次,用電取暖對普通農民而言非常不經濟。
當地農民給我們算了一筆經濟賬:普通家庭一個冬天(4個月)需要用一噸煤,一噸煤價格在1400元左右,換成用電,一個冬天電費就得5000元,而電費補貼最多報1000元,相比燃煤多出2600元。這還沒計算前期各種電器與煤爐的購買價格差異。
對普通農民而言,每年這筆額外的開支是難以承受也是不願意承擔的。而對一些弱勢群體來說影響更大,以往他們可以撿拾柴火取暖過冬,幾乎不花錢或隻花少量錢,而用電隻能實打實地花錢交電費;并且因為這些人在家時間長,用電量反而更大,電費更多,但這些人收入往往非常有限。
可以說,燒煤取暖經濟實惠和用途廣泛兩個特點,使得農民對其難以割舍,并在禁煤運動結束後實現反彈。
不僅如此,政策在執行過程中也存在許多難以監管之處,導緻落實效果大打折扣。雖然當地在政策執行之初就實行源頭控制,全面取締賣煤點,嚴查外來流動賣煤情況。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為了躲避檢查,許多商家轉為夏季賣煤。由于區域間禁煤政策和執行力度有差異,周邊區域沒有禁煤,仍有較多的賣煤點,農民仍有辦法私下買煤(如讓親戚代買等),當地政府也難以做到全面監管。
政策服務主體需明确
“煤改電”項目雖然是一項環境治理舉措,由于涉及到農民生活方式的改變,因而也屬于生活治理範疇。
農民的生産生活秩序是在長期與當地環境或者說村莊環境的互動過程中結合自身經驗總結和摸索出來的,甚至成為當地習慣和文化的一部分,具有較長的曆史和較強的慣性。因此,要達到生活治理對農民生活方式的有效改變,需要轉變農民與之相關的但早已根深蒂固了的觀念、習慣和文化。這意味着生活治理必然是整體性和長期的治理過程。
事實上,随着經濟的發展、文化的傳播,普通民衆的環保意識和健康意識都有很大的提升。尤其村莊中的年輕人對“煤改電”項目非常接受和支持。這一方面表明農民的觀念和意識當前确實在發生變化,另一方面也表明農民内部發生分化,農民的實際需求存在差異。因此,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在當前農民産生分化的背景下,需要明确政策服務的對象和主體究竟是誰。強調煤改電政策中的民生導向,進行差異化的逐步推進。
當地所推行的“煤改電”項目,從客觀上說對農民也有益,畢竟用煤取暖一是不環保,既對空氣造成污染也影響農民身體健康,二是存在較大的安全隐患,北方冬天燒煤取暖導緻一氧化碳中毒的新聞以往也常見報道。但是,為農民好的政策,在制定和執行過程中卻似乎常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作為生活主體的農民,從而在實踐中面臨阻力,并導緻大量财政資金消耗。
一方面“煤改電”項目作為外部任務輸入村莊,而非農民主動争取的結果,這意味着農民最初改變意願并不強。雖然農民觀念開始出現變化,但囿于各種條件等仍然保留舊的觀念和生活習慣,因此在面對政府大規模、高标準的禁煤運動時容易産生抵觸情緒,對政策各種抱怨,不願意配合,進而産生偷偷買煤、半夜燒煤等應對行為。
另一方面,“煤改電”政策在當地作為一項政治工作,地方政府出于避責及政績等因素考慮,都有極強的做好工作的傾向,包括提高完成率等,在此過程中就容易出現運動式治理,政策執行往往顯得激進,很多工作就做得不細緻、不踏實。
這樣一來,導緻了兩個後果:一是幹群之間沖突加深,農民認為一些幹部把民生工作搞成了形象工程,怨氣較大;二是有些幹部為了完成工作,采取“代替農民改變”的方式,而不是逐漸引導農民改變生活方式。這就打破了農民和國家之間的責任邊界,導緻政府陷入高成本、低效能的治理困境。
結語
農民的生産生活是一體的,有關農民生活方式的政策,其執行效果最終取決于農民觀念的轉變,或者說社會基礎的轉變。僅僅在物質層面上進行改變而未觸及觀念,未實現整體性治理,就隻是對生活治理的簡化,其效果必然有限,也容易反彈。
當前,農民生活方式正發生改變,或隐或顯,但總歸處于一個變化的過程之中。為了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國家需要進行生活治理。但同時,國家對農民生活方式的介入和治理應該尊重農民觀念變遷的程度,同時要明确政府和農民之間的責任邊界,保證農民主體性的同時,也避免政府的包辦代替的簡單行政。
可以說,“煤改電”,不止是污染與環保之戰,也是傳統與現代之争。對于政府而言,這也是一份考驗自己治理能力是否現代化的“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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