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12 月 26 日（周日）09:00，第三屆中日三國文化交流與旅遊發展國際論壇在北京舉行。論壇旨在助推中日兩國間三國（魏蜀吳）文化交流與旅遊合作，宣傳推介三國文化特色旅遊資源，在海外講好三國故事，豐富中日兩國間民間交流。本次論壇主題是“諸葛亮、曹操研究及其遺址遺迹”，中日三國文化、旅遊專家學者200餘人以線上會議的方式參加論壇。摘取論壇中一篇代表性發言文章，與愛好三國文化的網友分享。

第三屆中日三國文化與旅遊發展國際論壇

諸葛亮“躬耕于南陽”中“南陽”的解讀

石小生

石小生，1953年生人，1982年畢業于鄭州大學曆史系。原河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資料室副主任、《中州今古》雜志社長兼主編。現任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河南省三國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出版有《河南名勝古迹辭典》（河南人民出版社），《河南大辭典》（常務執行主編，新華出版社），《閑話諸葛躬耕地》（中州古籍出版社）等專著。

諸葛亮躬耕地問題是一個中國史學界長期存在的見仁見智的懸案。應當承認，因時代所局限，《三國志》對此問題的記載過于簡略，加上在浩如煙海的史籍文獻中出現“聞見異辭，各生彼此”（裴松之語）的歧異史料在所難免，故在諸葛亮躬耕地的解讀中出現有争議的、值得商榷的地方都是正常的。

關于諸葛亮的躬耕地，曆來衆說紛纭，但有一點誰也不能否定，那就是諸葛亮本人在《出師表》中講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出師表》這段話是諸葛亮唯一一次回顧自己前半生的深切感悟。

諸葛亮自幼從琅琊陽都随叔父諸葛玄“避難荊州”、“躬耕南陽”，輾轉數郡，但他隻提及了南陽這一個地名，可見“南陽”在其心目中的地位之重。所以研究諸葛亮，正确解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中“南陽”這個地名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僅從地名的角度去解讀這個“南陽”，不涉及其他史實。

第一，“南陽”當時是郡名，即南陽郡，秦設36郡之一，郡治是宛縣，也就是今天的南陽市區。《史記·貨殖列傳》有：“颍川、南陽，夏人之居也。”《三國志》也有“南陽戶口數百萬”的記載。很明顯，這兩個南陽就是指的是南陽全郡而不是南陽郡内的任何一個具體地點。但諸葛亮所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不可能是南陽全郡，而隻能是一個具體的地方。自戰國末期以降，用南陽、南陽城、南陽郡代指郡治宛縣的記載很多。例如，《史記》有“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西漢另兩個富豪是巴寡婦清和蜀卓氏，巴和蜀均是西漢郡名，孔氏卻以郡治“宛”替代郡名南陽，同句中又有“遷孔氏南陽”之語，所以，這個“宛孔氏”的“宛”和“遷孔氏南陽”的“南陽”實指一地是毋庸置疑的。

此正如《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一所言：“二十七年使司馬錯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宛于是始兼南陽之名。二十五年置南陽郡，治宛。”《史記》還有“南陽西通武關”的記載，而《漢書》在引用同一句話時，直接将“南陽西通武關”改成“宛西通武關”，可見，這個“西通武關”的“南陽”也隻能是郡治宛而不可能是其所轄的葉、方城，或者新野、鄧縣。

另外，《後漢書》有“（漢軍）俱攻破南陽，斬莽前隊大夫甄阜”，“漢兵起南陽至昆陽”。這裡的“南陽”毫無疑問指的也是宛城，因為這個時候王莽已經将宛縣改名“南陽縣”了。《水經注》（淯水）記載“又南徑宛城東。其城故申伯之都，楚文王滅申以為縣也。秦昭襄王使白起為将，代楚取郢，即以此地為南陽郡，改縣曰宛。王莽更名郡曰前隊，縣曰南陽”。雖然東漢又将南陽縣恢複為宛縣，但把宛縣稱為“南陽”已經成為當時的習慣。《後漢書·天文志》就有“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從南陽還，道寝疾。至葉，崩。”帝“幸南陽，又幸章陵”。同一事件在孝安帝紀中記載：“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申，幸宛，帝不豫……乙醜，自宛還。丁卯，幸葉，帝崩于乘輿，年三十二。”這裡邊“從南陽還”和“自宛還”毫無疑問是同一個地方。同時，這兩段記載還把“南陽”與南陽郡所屬的葉、章陵等縣名并列，進一步說明這個“南陽”指的就是郡治宛而不是南陽郡。其後晉《南雍州記》記載有“南陽縣西七裡，有梅溪”。晉代沒有“南陽縣”隻有“宛縣”，但《南雍州記》依然用“南陽縣”指代宛縣，可見當時把宛縣稱為“南陽”已經是見怪不怪的習俗了，另外，《三國志》記載有孫堅“比至南陽”；甘甯“因居南陽”；諸葛亮《後出師表》記載曹操“困于南陽”；東晉郭仲産《襄陽記》記載“南陽城南九十裡，有晉尚書令樂廣故宅”等等都證明在漢晉時期，把南陽郡治宛縣稱為“南陽”在當時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習俗和常态。

尤其是習鑿齒在《漢晉春秋》中收錄的諸葛亮《後出師表》提及曹操“困于南陽”這個記載，“困于南陽”就是曹操在宛城為張繡所敗、身中流矢之事。

諸葛亮《前出師表》為漢興五年（227），《後出師表》為漢興六年（228），前後僅隔一年，在這麼短的時間内，作為軍事家、政治家、地理學家的諸葛亮不可能将同一個地名分指相隔兩百餘裡的兩個地方。所以，諸葛亮《前出師表》中的“躬耕南陽”與《後出師表》中的“困于南陽”一樣，所指都是南陽郡治宛城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退一步講，即便“南陽”指的是南陽郡，但在很多史書記載中其所指依然是郡治宛縣，例如《後漢書·地理志》有“南陽郡，秦置。洛陽城南七百裡”；《元和郡縣志》“秦兼天下，自漢以北為南陽郡，今鄧州南陽縣是也”；晉代郭仲産《荊州記》，博望故城“在郡東北一百二十裡，漢武帝置”。這些南陽郡的記載和其他南陽、南陽城、南陽縣的記載毫無疑問和諸葛亮“躬耕于南陽”一樣，都是指的南陽郡郡治宛縣。這種用郡名、州名、府名、縣名來代指郡治、州治、府治、縣治的習俗不僅當時存在，還一直延續到後世。

例如，同在漢晉時期，太原可以代指晉陽，長沙可以代指湘縣，漢中可以代指南鄭，淮陽可以代指陳縣，南郡可以代指江陵（後荊州州治遷移的江陵以後，即以荊州代指江陵）。和南陽一樣，這些郡名在長期代指郡治後都逐步取代郡治原有的縣名而成為這些城市的正式名稱。直到今天，我們不是還是習慣用“南陽”代指市區的宛城區、卧龍區，用襄陽代指市區的襄城區、樊城區，用巴彥淖爾代指臨河，用紅河州代指個舊嗎？

第二，根據當時南陽郡與南郡的管轄範圍來看，諸葛亮所言的“躬耕于南陽”隻能在今天的南陽市範圍之内。東漢末年南陽郡、南郡的分界問題，也是曆史學者争辯諸葛亮躬耕地問題的一個焦點。我們知道，中國古代劃分行政區域多以地形為要，《易經》說：“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史學家鄭樵也認為：“地理之要在于封圻（音齊，邊界），而封圻之要，在于山川。”史書中涉及以漢水為界的最早記載見于《爾雅•釋地》“漢南曰荊州”這清楚地表明，從上古以來，漢水就是豫州和荊州的傳統南北分界線。

至秦，《史記•秦本紀》載：“（秦昭襄王）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注引《正義》（唐•張守節著）曰“秦置南陽郡，在漢水之北”。《釋名》雲：“在中國之南而居陽地，故以為名焉。”張衡《南都賦》表述南陽的地理位置雲：“陪京之南，在漢之陽。”《晉書·地理志》又雲：“及秦，取楚鄢、郢為南郡，又取巫中地為黔中郡，以楚之漢北立南陽郡。”

東晉史學家習鑿齒《襄陽記》“秦兼天下，自漢（水）以北為南陽郡，自漢（水）以南為南郡”的記載都再一次明确了這種觀點。

其他相似的記載還有《楚地記》雲：“漢江之北為南陽，漢江之南為南郡”。（見《太平寰宇記》卷之一百四十五）《漢書補注•地理志》“南郡”條的記載，《路史•國名記》中引《地紀》曰“漢江之北為南陽，漢江之南為南郡者是也”。《元和郡縣志》也載：“秦兼天下，自漢以北為南陽郡，今鄧州南陽縣是也。漢以南為南郡，今荊州是也。”所以，衆多史書記載的南陽郡與南郡以漢水南北為界已經把“躬耕于南陽”的範圍做了一個清晰的界定了，即諸葛亮“躬耕于南陽”的地方隻能在漢水北岸的南陽郡而不可能在漢水南岸的南郡。

第三，現在還有一種觀點認為諸葛亮“躬耕于南陽”是指的現在的襄陽隆中。不過，在陳壽的《三國志》中，諸葛亮和陳壽都沒有提及襄陽或者隆中一個字，而隆中屬于南陽郡鄧縣的主要依據是東晉襄陽史學家習鑿齒在《漢晉春秋》中說的“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裡，号曰隆中”。這個說法除了習鑿齒，到目前還沒有見到其他史書有可以印證的相關記載，是一個“孤證”。

不僅如此，此說還與其他史書的記載尤其是習鑿齒自己的記載自相矛盾，故此“孤證”是不成立的。

南陽郡鄧縣的前身是春秋時期的鄧國，其南界是位于漢水北岸的“鄾”，《左傳·桓公九年》有“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币，殺道朔及巴行人”的記載。這個鄾為鄧之附庸，《史記》曰“鄧之南鄙小國”。其故地一般認為在今湖北襄陽市東北一帶。盛弘之《荊州記》：“樊城西北，有鄾城”。《通典》載：“臨漢有鄾城，在今襄陽縣東北十二裡，蓋鄧之南鄙也。”習鑿齒《襄陽耆舊記》也記載“濁水東流注入淯水（今唐白河）又南徑鄧塞東，又徑鄾城東，古鄾子國也，蓋鄧之南鄙也。”

既然習鑿齒與衆多史書記載“鄾”是“鄧之南鄙”，那位于漢水南岸的隆中怎麼可能越過漢水北岸這個“鄧之南鄙”的“鄾”而屬于南陽郡鄧縣呢？關于隆中是否屬于南陽郡鄧縣的問題，除了習鑿齒《襄陽記》記載的“秦兼天下，自漢（水）以北為南陽郡”明确将漢水南岸之地排除在南陽郡之外，《襄陽記》還有“襄陽有孔明故宅”，“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以及“襄陽城，本楚之下邑；檀溪帶其西，岘山亘其南，為楚國之北津也。楚有二津，謂從襄陽渡沔，自南陽界，出方城關是也，通周﹑鄭﹑晉﹑衞之道；其東則從漢津渡江夏出平臯關是也，通陳﹑蔡﹑齊﹑宋之道。”

如果我們把習鑿齒的這些記載進行綜合審查，就可以發現他們之間是相互矛盾的，是不能成為“隆中屬南陽郡鄧縣”這個“孤證”的佐證的。就證據的證明要求來說，要求達到不容有任何合理懷疑的程度。“襄陽有孔明故宅”和“亮家于南陽鄧縣”的記載顯然是矛盾的，龐德公說的“此間”是哪裡？是南陽郡鄧縣，還是南漳縣水鏡莊或者龐統居住的魚梁洲？這個“此間”與鄧縣、南漳、襄陽三縣矛盾的。所以我們在研究中必須首先在這些相互矛盾的記載中排除虛假、錯誤的證據，餘下的那個證據才能作為間接證據使用。

從證據學的角度來講，習鑿齒不是當事人，晚于諸葛亮躬耕南陽170餘年，故習鑿齒的證詞不能作為直接證據。習鑿齒說無其他證據相互印證（其他證據如《荊州記》等均來源于習說，故應合并于此證據之中），孤證不能定案，不具備間接證據的充分性和完整性。事實上，習鑿齒在諸葛亮故宅的問題上，其意識傾向性的确十分嚴重。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四十五所言：《三國志》以曹魏為正統，“至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始立異議”，“蓋鑿齒時晉以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為偏安者争正統，此孚于當代之論者也”。習鑿齒推崇諸葛亮和為家鄉争名人原本無可厚非，但前提條件應是不能違背基本的曆史事實，更不能為了争名人而捏造事實。

事實上，從習鑿齒開始，也從來沒有人去直接懷疑和排除“躬耕南陽”的真實性。包括習鑿齒、盛弘之等人，曆史上從來沒有人直接把諸葛亮的“躬耕于南陽”解讀成隆中，沒有人把小山村“隆中”稱為過南陽，隻說過隆中是“亮家”“寓居”“遊學”之地。别說不屬于南陽郡的隆中了，就是漢水北岸當時屬于南陽郡的樊城，哪部史書說過樊城是南陽了？劉備駐屯南陽郡新野縣，有誰說過劉備“駐屯南陽”？“火燒博望”是“火燒南陽”嗎？所以，如果我們硬要将“躬耕南陽”意指隆中，那就會出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當東晉以後所有的史料都将襄陽西的這塊地方稱為隆中的時候，滿世界隻有諸葛亮一個人非要将那個地方稱為“南陽”。所以，這裡邊一定有人是錯誤的，要麼是諸葛亮，要麼是習鑿齒、盛弘之等人，要麼是持這種觀點的專家。

依我之見，諸葛亮不會有錯，“南陽”就是南陽，無論怎麼理解，“南陽”也不可能“意指”隆中；習鑿齒等人也不會有錯，“隆中”就是隆中，他在襄陽城西，無論屬不屬于南陽郡它都叫“隆中”，從來沒有人将這個“隆中”稱為“南陽”。而最有可能出錯的可能就是非要把“南陽意指隆中”觀點的當代學者。如果我們不尊重曆史，非要将堂堂的南陽郡“位于襄樊一帶”，非要将“南陽”注釋成隆中，那一定是一個不能自圓其說的“笑話”。

第四，從襄陽郡、義陽郡的設立以及南陽郡管轄範圍逐步縮小的變化來看，諸葛亮上《出師表》時隆中根本不可能屬于南陽郡，諸葛亮也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把不屬于南陽郡的隆中說成是“南陽”。諸葛亮《出師表》裡第一句話就是“今天下三分”，也就是說這個時候的天下大勢已經與二十年前的東漢末年完全不同了。所以，諸葛亮所說的“躬耕于南陽”必定是“天下三分”時的“南陽”。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208年)，也就是劉備三顧茅廬後的第二年，曹操在平定北方之後，揮師南下，《晉書·地理志》記載：“魏武盡得荊州之地，分南郡以北立襄陽郡，又分南陽西界立南鄉郡……襄陽郡，魏置。統縣八，戶二萬二千七百。宜城、中廬、臨沮、邔、襄陽、山都、鄧城、鄾。”此次行政區劃變動，除原南郡編縣以北的5縣劃歸襄陽郡外，原屬南陽郡的山都、鄧城、鄾縣也劃歸了襄陽郡。山都為兩漢舊縣，而鄧城和鄾縣兩漢史書無載，是新置的縣，其地望就是和襄陽隔漢水相望的北岸兩漢鄧縣舊地。自此之後，漢水北岸的鄧城、鄾一帶，也就是現在的襄陽市漢水以北直至豫、鄂省界的地方劃歸了襄陽（郡、州、府）管轄，再也沒有歸屬過南陽（郡、鄧州、府）管轄。

這一點在《三國志·魏書·三少帝紀第四》有明确記載：正始二年春（241）“夏五月，吳将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太傅司馬宣王率衆拒之。”很清楚，在三國魏的時候，樊城已是“襄陽之樊城”，而不是南陽之樊城了。随後，三國魏文帝（220-226在位）年間又析南陽郡東南部置義陽郡，最初治所在安昌(今湖北棗陽東南)，不久後廢。西晉時期複置義陽國，治所在新野(今河南新野縣南)，其後屢有遷移，後再移治複陽（今河南桐柏縣），這個“義陽郡”的轄縣裡有鄧縣和穰縣。可以看出，在襄陽郡下轄鄧城、鄾縣的同時，新設的義陽郡仍然有一個“鄧縣”。可見，在三國及西晉時期，也就是諸葛亮上《出師表》以及陳壽著《三國志》的時候，鄧縣不是鄧城，由北向南的宛襄大道上原春秋鄧國地依次有穰縣、鄧縣、鄧城縣、鄾縣4個縣，很明顯，這4個縣是不能混淆的。此時的襄陽郡鄧城、鄾縣就是割兩漢鄧縣南境新設的縣，位于原春秋鄧國的“南鄙”，不是原春秋鄧國的中心區域。而義陽郡鄧縣則是兩漢鄧縣的中心區域，其地望在鄧城縣、穰縣之間，鄧城和鄾縣占據了與襄陽隔漢水相望的北岸的境域，所以，西晉時期的鄧縣轄境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越過地望非常清楚的襄陽郡鄧城縣和鄾縣去管轄漢水南岸的隆中的，除非隆中是鄧縣的一塊“飛地”。況且，此時的鄧縣屬于義陽郡，根本不屬于南陽郡。

所以，在諸葛亮上《出師表》以及陳壽著《三國志》的同時，用“南陽之鄧縣隆中”去解釋“躬耕于南陽”，根本就是無稽之談。對此，有學者認為諸葛亮之所以在襄陽郡、義陽郡存在的前提下把“襄陽隆中”說成是“南陽”是說的“政治話”，“《出師表》帶有非常強烈的反對曹魏的政治色彩。三國時魏人的一般著作，對于蜀、吳等‘敵國所改之制’的地名，均不予承認，更何況諸葛亮了。”這種推測在《三國志》中沒有任何記載可以佐證。不知道這些學者認為諸葛亮不承認曹操設立的襄陽郡、義陽郡、南鄉郡的依據何在？就《三國志》本身來看，這種情況根本就不存在。

首先，諸葛亮在《出師表》篇首就言“今天下三分”就是承認曹魏和東吳是與蜀漢并列的三大勢力，建安二十六年，諸葛亮勸劉備即帝位就雲：“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既然當時已經是“天下無主”，連劉備都已經即帝位了，又承認了“三分天下”的曹魏、東吳存在，諸葛亮還能迂腐固執地守着東漢的行政區劃嗎？這在軍事政治上有什麼意義？

何況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設襄陽郡的時候并沒有“曹魏”的概念，當時仍然是漢天子的天下，設襄陽郡的诏令仍然是漢天子的诏令，曹操僅僅是策劃者和執行者而已。

另外，《三國志·關羽傳》載：“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勳，以羽為襄陽太守、蕩寇将軍，駐江北。”“（糜）芳為南郡太守，與關羽共事。”又，東漢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析漢中郡置上庸郡，同年秋七月，“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為西城郡，置太守。”《三國志·劉封傳》即記載：“上庸太守申耽舉衆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将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為建信将軍、西城将軍，遷松為副軍将軍。”這裡邊的劉備、諸葛亮任命的“襄陽太守”“南郡太守”“上庸太守”“西城将軍”不是曹操設立的行政區劃難道是劉備設立的行政區劃？難道這是不承認曹魏的行政區劃？

還有，蜀漢官員中籍貫襄陽、義陽、南鄉諸郡的人員不少，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稱籍貫都是用的曹魏設立的這些行政區劃，例如，《諸葛亮傳》有“義陽樊建代焉”和“時又有義陽傅肜”的記載。而蜀漢官員以這些曹操新設郡為籍貫的更是普遍現象。例如：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等等。這些記載表明，用曹操建安年間設立的襄陽、義陽諸郡為自己的籍貫在蜀漢官員中已經是一種常态，否則《三國志》就不會這麼記載。

第五，可以類比的是，《三國志》以及《魏略》有“（諸葛亮）随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和“亮在荊州”之語。對這個“荊州”，許多學者毫無例外的都解讀成劉表時期的荊州州治襄陽。我不否認諸葛亮“躬耕南陽”之前曾經在襄陽隆中一帶随諸葛玄遊學寓居過，但如果把“荊州”解讀成荊州州治襄陽而不是“荊州管轄的一個地方（宛縣）”，那“南陽”也一定是指郡治宛縣而不是其所謂“管轄的一個地方（隆中）”。如果“亮在荊州”是指襄陽隆中，而“躬耕南陽”也是指襄陽隆中，一個小山村又叫“荊州”又叫“南陽”，這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怎麼解讀劉表時期的“荊州”就應該用同樣的思路解讀同一時期諸葛亮躬耕的“南陽”。不能一講“荊州”就是諸葛亮在襄陽隆中，一講“南陽”還是在襄陽隆中。

由上可見，在漢晉史書中，“南陽”這個地名一指不涉及轄境内任何一個人具體地名的南陽郡，一指郡治宛縣；當時南陽郡的南境在漢水北岸，漢水南岸的隆中不屬于南陽郡；包括習鑿齒在内，曆史上從來沒有人把襄陽隆中稱為過“南陽”；另外，習鑿齒的“号曰隆中”是一個自相矛盾的孤證，作為證據是不成立的；而諸葛亮在上《出師表》時，已經設立了襄陽郡、義陽郡，與原來的南陽郡、南郡轄境非常清晰，這個時候諸葛亮把“南陽”号曰到漢水南岸的“隆中”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諸葛亮年輕的時候曾經在南陽、襄陽都生活過，“避難荊州”與“躬耕南陽”肯定是諸葛亮不同時期的兩個階段，兩個地點。解讀“南陽”并不是要否定襄陽，南陽卧龍崗與襄陽古隆中都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都是大家向往的地方，既要認可“避難荊州”，又要認可“躬耕南陽”。

當然，我們也真有可能理不清這個“躬耕于南陽”的問題，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權威的解讀中，例如教科書，不對“躬耕于南陽”作注而隻說“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不行嗎？隻說諸葛亮的原話總不會有錯。《三國志》使用的地名多如牛毛，洛陽、長安、許昌、颍川哪個作注了？所以，有時候回避矛盾也是解決矛盾的一個途徑。

（2021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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