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得糊塗”四個字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它出自清代鄭闆橋之手。提起鄭闆橋,更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他與金農、黃慎、李鱓、李方膺、汪士慎、羅聘、高翔合稱為“揚州八怪”,在書法、繪畫方面有着很高的藝術成就。然而,你可能不知道,除了藝術領域外,鄭闆橋還是一位詩人、一位好官、一位合格的家長。
鄭闆橋《難得糊塗》
鄭 闆 橋 生 平
鄭闆橋,名燮,字克柔,号闆橋,江蘇興化人。生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一生經過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卒于乾隆三十年(1765)。對于鄭闆橋的生平,人們說他是“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當然,這隻是針對他的科舉之路說的。縱觀鄭闆橋的一生,大緻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四十歲以前,是他在貧困中奮發的時期;四十歲到六十一歲以前,是他中舉成進士做官的時期;六十一歲以後,是他客居揚州賣字鬻畫的終老時期。
鄭闆橋出生在一個書香門第的家庭,他的曾祖名新萬,字長卿,是個庠生;祖父名湜,字清之,是個儒官;父親名之本,字立庵,是個廪生,先後教授過數百名學生。然而,鄭闆橋出生時,他的家境已經開始衰落,更為不幸的是,鄭闆橋三歲時,其生母就去世了,他由祖母的侍女費氏撫養長大。費氏是一位善良、勤勞、質樸的勞動婦女,她給了鄭闆橋悉心周到的照顧和無微不至的關懷,這對小闆橋的成長影響很大。為了走科舉之路,鄭闆橋自幼便跟從父親學習,十七歲讀書于真州的毛家橋,二十歲又跟從陸種園、樓蘭亭二位先生學填詞。鄭闆橋聰明穎悟,讀書刻苦又憤發自強,分析問題也很有見地。二十多歲時便成了當地有名的秀才。考取了秀才,就相當于踏上了科舉之路的第一步。
誰知,鄭闆橋三十歲左右時他的父親也去世了,後來他的妻子和叔父又相繼去世。這真是晴天霹靂般的打擊。鄭氏一家人的生活重擔都落在了鄭闆橋身上。本來家境就不富裕,到此時日子過得更艱難了。鄭闆橋是這樣描述當時自己的家境的:“爨下荒涼告絕薪,門前剝啄來催債”,“我生二女複一兒,寒無絮絡饑無糜”。為了維持生計,鄭闆橋先是辭去了在真州的教書生活,繼而開始了在揚州十年的賣畫生涯。應該指出,在當時的社會中,鄭闆橋生活困苦的一個主要緣由,就是他未能在鄉試中得中舉人而走上仕途。加之,當時鄭闆橋的名氣不比當今,因此靠賣畫生活的鄭闆橋日子過得也很慘淡。後來,幸得好友慷慨解囊,他才能夠擺脫家庭的重擔,重新發奮讀書。
果然,功夫不負有心人。雍正十年(1732),四十歲的鄭闆橋終于考中了舉人。緊接着,乾隆元年(1736)他又會試登第,考中了進士,從而獲得了踏上仕途的機會。
乾隆七年(1742),鄭闆橋受任山東範縣知縣,為政期間,他重視農桑、體察民情,使百姓安居樂業,頗有政績。四年後,鄭闆橋又被調到山東濰縣(今山東濰坊)任知縣。上任伊始,他便改革弊政,嚴明執法,主持正義,對殘害百姓的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嚴懲不貸。
誰知,這些明智之舉得罪了上層官員的利益,他們将鄭闆橋視為肉中釘、眼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于是,這些“肉食者”上下串通,羅織罪名,颠倒黑白,栽贓誣陷。最終,乾隆十八年(1753),六十一歲的鄭闆橋被罷了官。與那些“貪不貪,一人州官,雪花銀子三萬三”的貪官不同,鄭闆橋兩袖清風。據記載,他雖為官十多年,也沒有多少家當,去官之日,搬家僅用了三頭毛驢:一頭鄭闆橋自己騎,還馱着簡單的行李;一頭馱着兩大夾闆書和一件樂器;一頭由引路的人騎着。衆百姓為鄭闆橋被罷官而抱不平,臨别之日,不少人前來送行。鄭闆橋離開之前,提筆畫竹題詩以表心志,詩是這樣寫的:“烏紗擲去不為官,囊橐蕭蕭兩袖寒。寫取一枝清瘦竹,秋風江上作漁竿。”
被罷官後的鄭闆橋回到了揚州,重操書畫舊業。他居住在揚州城北的竹林寺,常與詩朋畫友切磋書法繪畫藝術,書畫方面的名氣也日益大了起來。失去了做官的經濟來源後,鄭闆橋以賣字畫為生。他生活非常儉樸,但仍心系百姓。據說他賣字畫掙的錢,除了自己的日用開銷之外,都存在一個大布口袋裡,凡是遇到窮苦的百姓和受難的親戚朋友,他都慷慨資助,直到囊空錢盡為止。但對那些勢利的達官貴人,則毫不客氣,凡讓其畫畫的,分文不得欠缺。十餘年後的乾隆三十年(1765),鄭闆橋與世長辭,終年七十三歲。
鄭闆橋故居
鄭 闆 橋,“鄭 青 天”
鄭闆橋五十歲的時候得到了自己的第一個職位——山東範縣知縣,直到他六十一歲被罷官,一共做官十餘年。無論是當時人還是後人評價鄭闆橋,都認為他是一個勤政愛民、清廉潔己的好官。
據記載,鄭闆橋到範縣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讓屬吏在縣署牆壁上挖孔穿洞,并與街市相通。這一驚世駭俗的舉動,讓人們既費解又覺得好笑。有人問他為什麼要在牆壁上挖這麼多窟窿。鄭闆橋風趣地回答:“出前官惡習俗氣耳。”在當時,說這種話是要冒着樹敵的風險并可能陷自己于水火之中的。但鄭闆橋就是要以這個宣言來表達自己的為官準則,同時也為自己将來在官場的行為立下自律的戒條。
他為官行事的風格也與往常的知縣不同。照以往,縣太爺出門總得乘坐二人擡的小轎,還有人在前面鳴鑼開道。可鄭闆橋一概全免,經常徒步出行,并深入民間,體察民情。在民間,他親眼見到了百姓生活的疾苦,也知道百姓生活貧苦多由于苛捐雜稅太厲害。更主要的是他認識到“天地間第一等人,隻有農夫”,他們“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獲,以養天下之人。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範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而作為讀書為官之人,就要“得志澤加于民”,這是他愛民、惠民之民本思想的體現。于是,他開始想辦法解決百姓的生活問題。鄭闆橋還時刻注意“何養何教,通性達情;何興何廢,務實辭名”。在審理案件時,他謹慎小心,公正合理,生怕産生冤假錯案。在範縣執政期間,可謂五谷豐登,百姓安居樂業。他在《登範縣城東樓》一詩中描述了當時的情況:“獨上秋城望,高樓出曉煙。西風漳邺水,旭日魯鄒天。……時平兼地僻,何況又豐年。”明代鄭方坤《本朝名家詩鈔小傳》說鄭闆橋“既得官,慈惠簡易,與民休息,人亦習而安之”,《範縣志》說鄭闆橋“通達事理”,确是事實。
四年後(乾隆十一年,1746),鄭闆橋被調到濰縣任知縣。就在濰縣知縣任上,鄭闆橋寫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題畫詩《濰縣署中畫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衙齋卧聽蕭蕭竹, 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第一、二句托物取喻,作者聽到窗外陣陣清風襲來,吹動竹子,發出嗚嗚聲,他聯想到這是百姓的疾苦,好像饑寒交迫中的老百姓在發出嗚咽之聲。第三、四句暢舒胸懷,指明百姓的生活與為官者密切相關,為民解憂,是為官者的職責所在。這兩句詩拓寬了詩的内涵,體現了鄭闆橋心系百姓的從政理念,堪稱官德的典範。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剛剛到濰縣上任的鄭闆橋就遇到了當地大的災荒。數十萬百姓啼饑号寒,甚至出現了“人相食”的慘狀。鄭闆橋在《思歸行》這首詩中記述了當時的情景:“山東遇荒歲,牛馬先受殃。人食十之三,畜食何可量。殺畜食其肉,畜盡人亦亡。”在《逃荒行》一詩中,他又寫道:“十日賣一兒,五日賣一婦。來日剩一身,茫茫即長路。”無數的百姓賣兒賣女,流離失所,朝不保夕。這真是給剛剛上任的鄭闆橋出了道難題。面對這樣的慘狀,鄭闆橋連續向上級奏本,要求開倉赈糧,救濟災民。誰知上級根本不管百姓的死活,遲遲不給回複。災情很嚴重,每天都有大量的人餓死,于是,鄭闆橋不等上級回複,毅然決定開倉赈濟。有屬吏阻止他,認為這不合程序,會丢官的。鄭闆橋說:“這都什麼時候了!如果再等上級的回複,那百姓就沒有能活下來的了。如果上級責怪下來,我都擔着。”于是,他下令開倉放糧,百姓憑券來領。除了赈濟之外,他還推行“以工代赈”,方法是以修補濰縣城牆的缺口為由,令富商大賈捐資捐糧,他自己也帶頭捐資,從而招來遠近饑民赴工就食。換句話說,就是為受災百姓提供工作崗位。同時,他還下令不許大宅戶、大糧商囤積居奇,高價出售糧食,而是要開場煮粥,救濟災民。這些舉措,救活了數以萬計的災民。
還有一件事,可以看出鄭闆橋的廉潔自守。鄭闆橋在濰縣雖然隻是知縣,但也有一定的權力,比如選拔屬吏,招募有勇有謀的人來維持地方的治安,等等。一次,鄭闆橋的親戚給他寫信,想讓他幫自己在衙門裡找個職位。鄭闆橋的回複是:“豈能為私人謀枝栖?”
鄭闆橋曾說:“安人龔渤海,執法況青天。”“龔渤海”即漢代渤海太守龔遂,《漢書·循吏傳》中說他“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号,死見奉祀,此廪廪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況青天”是明代蘇州知府況鐘,《明史·況鐘傳》贊中說他“能于其職”,昆曲《十五貫》演的就是況鐘的故事。鄭闆橋為官以龔遂和況鐘為榜樣,為民請命,主持正義,他任知縣期間無留牍,無冤民,濰縣百姓稱他為“鄭青天”。去官之日,百姓哭号挽留,濰縣百姓為其建生祠以示紀念,真可謂是“留得清氣在人間”。
鄭闆橋家書
鄭闆橋的家風家訓
在中國古代家庭教育思想中,儒家教育思想無疑是代表。儒家倡導家和萬事興,重視家庭德育,強調父慈子孝、敦親睦鄰、長幼有序。鄭闆橋的家庭教育觀正是在繼承儒家家庭教育思想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運用到現實生活當中去的。
鄭闆橋認為,人與人之間應該是平等的,不應有等級區分。他在家書《雍正十年杭州韬光庵中寄舍弟墨》中寫道:“誰非黃帝堯舜之子孫,而至于今日,其不幸而為臧獲,為婢妾,為輿台、皂隸,窘窮迫逼,無可奈何。非其數十代以前即自臧獲、婢妾、輿台、皂隸來也。……王侯将相豈有種乎?”他認為,同為華夏子孫,義屬同胞,王侯将相也并非生來就高人一等,他們與普通百姓并沒有本質的區别。富貴貧賤也并非與生俱來,窮達也不一定出自命數,想要改變命運就要“奮發有為,精勤不倦”。鄭闆橋還反對以富欺貧、以貴傲賤,他時常教育家人要尊重他人、平等待人,包括奴婢、仆人。他在這封家書中說:“愚兄為秀才時,檢家中舊書簏,得前代家奴契券,即于燈下焚去,并不返諸其人。恐明與之,反多一番形迹,增一番愧恧。自我用人,從不書券,合則留,不合則去。何苦存此一紙,使吾後世子孫,借為口實,以便苛求抑勒乎?如此存心,是為人處,即是為己處。”鄭闆橋以燒毀前代家仆契券之舉教育堂弟及家人要體恤仆人,尊重他們的勞動。
對于孩子的教育,鄭闆橋更是上心。他三十二歲時,年僅九歲的兒子不幸夭折。五十二歲時,鄭闆橋又得一子,他自己說:“餘五十二歲始得一子,豈有不愛之理!”五十二歲算是老來得子了,愛子心切,理所應當。鄭闆橋擔心兒子在山東水土不服,自己又政務繁忙,因此将孩子交由在家鄉的弟弟鄭墨代為養育。他給弟弟寫了許多封家書,囑托他關心兒子做人、讀書等方面的問題。在《濰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二書》裡,他叮囑堂弟:“我不在家,兒子便是你管束。要須長其忠厚之情,驅其殘忍之性,不得以為猶子而姑縱惜也。”愛可以,但絕對不能溺愛、偏愛,更不可放縱,這是鄭闆橋家教方針的首要要求。
同時,鄭闆橋還擔心兒子從小有優越感而不思進取,因此他在《濰縣寄舍弟墨第三書》中寫道:“我雖微官,吾兒便是富貴子弟,其成其敗,吾已置之不論。但得附從佳子弟有成,亦吾所大願也。……紙筆墨硯,吾家所有,宜不時散給諸衆同學。”對于身邊的“貧家之子,寡婦之兒”,鄭闆橋要自己的兒子傾注一份愛心,周濟紙筆墨硯,而且要在尊重對方的基礎上,體貼入微地幫助他們。在《濰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二書》中,鄭闆橋說出了那句至理名言:“讀書中舉中進士作官,第一要明理作個好人。”也就是說,做事在其次,第一位的是要學會做人。
在尊師重教方面,鄭闆橋強調要尊重師長,這大概是鄭闆橋早年做過塾師,深知其中的辛苦。他在《濰縣寄舍弟墨第三書》中要求家人尊敬老師,不得稍有怠慢,“夫擇師為難,敬師為要。擇師不得不審,既擇定矣,便當尊之敬之,何得複尋其短?”
由此可見,鄭闆橋不僅僅是一位好官,還是一位合格的大家長,他的家風家訓直到今天仍有借鑒意義。
鄭闆橋《竹石圖》
“闆橋三絕”詩書畫
著名學者馬宗霍在其《書林藻鑒》中評價說:“闆橋有三絕,曰畫,曰詩,曰書。三絕之中又有三真,曰真氣、曰真意、曰真趣。”鄭闆橋一生所作詩書畫很多,可以稱得上是一位傑出的文學藝術家,但他的思想卻是現實主義的,在他的筆下,詩、書、畫是一個完整思想體系的幾種不同表現形式,這個思想體系,有人稱之為闆橋思想,也有人稱之為闆橋風格。無論是闆橋思想還是闆橋風格,都體現在一個“怪”字上。這個“怪”字,絕不是貶義詞,而是說他的思想、性格和處事風格在當時的環境中有自己獨特的一面,那就是敢于反抗世俗中不合理的現象,勇于創新,公正廉潔,心系百姓等等。
他在題畫詩《竹石》中寫道:“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這是他立根于民衆之中,不畏權貴,堅持正義,任憑風吹浪打也不改變和動搖自己思想品格的體現。這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是十分難得的,直到今天仍有現實意義。鄭闆橋的詩,從《詩經》、曹操、李白、杜甫、陸遊等人的作品中吸取了不少營養,又聯系社會現實進行了大膽的創新,其内容十分豐富。鄭闆橋《詩鈔》裡有他在範縣寫的《孤兒行》《後孤兒行》《姑惡》,表達了他對百姓疾苦的關心。“縣官編丁著圖甲,悍吏入村捉鵝鴨。縣官養老賜帛肉,……豺狼到處無虛過,不斷人喉抉人目。”(《悍吏》)“官刑不敵私刑惡,……一絲一粒盡搜索。”(《私刑惡》)則是對酷吏殘暴手段的揭露和抨擊。還有的詩揭露了達官貴人荒淫腐朽的生活,或描寫了風土人情、山光水色等等。
鄭闆橋的繪畫更是傑出。他的繪畫題材以竹、蘭、石為主,兼及梅、松、菊等。為什麼以這種題材為主呢?因為梅、蘭、竹、菊自宋代以來就被稱為“四君子”,它們象征着“高雅”“幽潔”、身處淤泥而不染的氣節和品格。鄭闆橋喜歡畫竹、蘭、石,也是借物抒情,效法“四時不謝之蘭,百節長青之竹,萬古不移之石”,而做“千秋不變之人”。要說鄭闆橋一生畫的最多的還是竹子。他為人正直善良,有骨氣,有氣節,正與竹子剛勁雄健、堅韌不拔的意蘊相契合。正如前面所說的“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衙齋卧聽蕭蕭竹,疑似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鄭闆橋的書法,曾被譽為“亂石鋪地”,驟然看去,大大小小、歪歪斜斜、不方不正,但仔細看來,就會發現是一氣呵成,渾然一體,妙趣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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