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脫“馬爾薩斯陷阱”。

作者 | 劉景豐實習生王钰琪對本文亦有貢獻。

或許今天，世界比任何時候都需要解答一個問題：增長從哪裡來？

當全球經濟進入下行通道，發展的不平等加劇了地區的不穩定，于是硝煙開始起伏，争鬥無聲地打響了。

一個長久困惑人們的問題是，為什麼社會發展會出現種種不平等？為什麼增長會此起彼伏？

實際上，這個問題被無數經濟學家從不同的角度、用深奧的模型進行過或抽象或具體的解釋，但終不能讓人一目了然，淺顯地理解其中的玄機。

美國布朗大學經濟學Herbert H. Goldberger 講席教授奧戴德·蓋勒（Oded Galor）在其著作《人類之旅——财富與不平等的起源》中，用“統一增長”理論對這一困擾人們的問題給出了一個簡潔的回答。他認為，當人們試圖探索當下不平等的根源時，僅僅考慮表層的原因是不夠的。以往在分析國家間貧富差距時，常常以不同國家國民受教育程度、機器技術應用程度的不同作為理由。但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什麼導緻了國家間教育發展、技術應用水平的不同”。為什麼一些國家國民的受教育程度低于另外一些國家？為什麼一些國家使用的技術相對落後？

蓋勒把人類萬年之旅中人均收入增長長期停滞、工業革命後快速增長和當今世界地區間增長極度不平等歸結為三個直接原因，即技術進步、人口規模、人力資本，并深入探讨導緻這些原因的三個因素，即制度、文化、地理。

而真正推動增長的是一種“平衡”：讓多元的社會保持凝聚力，讓凝聚的社會激發創造力。

作為執政者，則需要針對特定的曆史、地理、文化等社會環境來來制定合适的政策，實現社會凝聚力和創造力的平衡。

提到社會發展的不平等的原因，你會想到什麼？

資源禀賦差異？技術能力水平高低？還是教育程度的不同？

這固然是一部分原因，但卻隻是“表層原因”。

在這些表層原因之下，需要進一步思考“是什麼導緻了國家間教育發展快慢、技術應用水平的不同”——為什麼一些國家國民的受教育程度低于另外一些國家？為什麼一些國家使用的技術相對落後？

不可否認的是，在人類進行知識積累和技術應用的過程中，存在着許多壁壘。實際上，這些壁壘在很久以前就已經存在，至今依然反映在不同國家的風俗習慣和文化特性上。而不同的文化特性又影響了不同國家社會的活力和發展模式。

再繼續深入地看，人類文化的演變則受客觀的自然地理環境的影響。蓋勒在《人類之旅》中提到，首先，地理地貌會影響氣候和生産；其次，學者們發現，波動多變的氣候條件确實有利于培養“損失厭惡”程度較低的文化，即冒險的文化，氣候變化更為一緻的地區則更容易産生“損失厭惡”程度較高的文化，即保守的文化。而冒險文化又是人們創業積極性的重要決定因素之一，後者又是驅動現代世界經濟增長的關鍵力量。

由此看來，地理特征才是決定文化、制度和生産率演化走向的部分終極力量，屬于驅動人類發展旅程的巨型齒輪的深層影響因素。而文化和制度的适應過程往往影響着世界各個社會發展進程的速度。

地理特征、文化特征和制度特征相結合，決定了工業革命爆發的時機與地點，乃至最終的人口大轉型的啟動。他們揭示了當今各國财富差距的某些基本原因，也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線索。

中國和美國是兩個典型的例子。

在中世紀，中國在技術和經濟方面主導着世界。

地理上的連通，使得中國可以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統一的國家又确保了社會凝聚力。“當時社會變化不像現在這麼迅速，因此社會凝聚力會比創新力重要得多。中國社會具有高凝聚力的事實确保了當時的中國社會具有相對高的生産力，從而也避免了受到可能發生的社會動亂的破壞。”蓋勒說。

然而，當近代工業革命之後，社會變化加速，創新力的影響越來越大。此時的美國，擁有來自亞洲、來自非洲、歐洲、亞洲等世界不同角落的公民，最終形成一個不同文化的混合體。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多樣性的文化和思想的交叉，最終轉化為創新力和生産力，并帶來美國在過去200年的繁榮。

但是，多元的文化也導緻了社會共識難形成，每個公民對理想的公共産品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希望看到大政府能更多地參與社會治理，有的人則希望看到一個小政府。而政府保障民衆自主選擇的權利，也使得分化長期存在。

在蓋勒看來，如今的美國正處在從差異走向極端分化的邊緣，“由于兩黨之間難以溝通，這個社會很可能正處于出現重大沖突的邊緣。”

“如果政府是明智的，就會投入更多的資源來教育公衆寬容。民主社會應該允許多元化社會，允許言論自由。”他呼籲到。

這是對傾聽不同意見的支持，而非對攻擊異見者的鼓勵。因此，政府應當鼓勵人們學會與多元社會共處，而不是被多元社會摧毀。

“面臨這種沖突，我希望憲法機構的力量是足夠強大的，是可以保護民主、保護國家穩定的，讓多元化社會帶來創新而不是内戰。”蓋勒說。但他也認為，這隻是一個暫時的現象，“美國憲法最終會讓民主占上風，雙方會意識有更多的共同之處，社會應該尊重這種多元化。”

近代工業革命讓歐洲趕上工業發展的快車道，歐洲也成為當時世界的經濟中心。這是否意味着技術水平會決定着增長，導緻财富的不平等？

在《人類之旅》中，蓋勒給出了一個可能颠覆人們認知的觀點——技術進步與土地生産率的提高确實會導緻人口增加，但并沒有讓人類變得更加富裕。這表明工業革命之前，世界各地的人們有着基本相當的生活水準。

此外他還發現，人類曆史上大部分時期的技術進步，未能給整個群體帶來任何顯著、長期的物質福利改善，因為與地球上所有其他物種類似，人類被困在貧困陷阱之中。創新可能導緻少數幾代人的物質繁榮度提高，但人口增長最終會使其回落到基本生存線上。這個觀點與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提出的“馬爾薩斯陷阱”異曲同工。

馬爾薩斯陷阱”是指，人口增長是按照幾何級數增長的，而生存資源僅僅是按照算術級數增長的，多增加的人口總是要以某種方式被消滅掉，人口不能超出相應的農業發展水平。

但并不是說技術帶來的增長完全不會跳出“馬爾薩斯陷阱”。實際上，技術進步支撐更多的人口，更多的人口又加速技術進步，在人類的大部分生存時間裡持續發揮作用，逐漸強化，最終來到創新率達到臨界點的時刻。由此推動人類社會進入新的周期。

在這個周期内，生育率将呈現下降趨勢，加上創新力量具有内在的潛力，可以緩解經濟增長同環境保護之間的沖突。生态友好型技術的開發與轉型，教育回報提升和性别平等改善促進人口增長率繼續下跌，進而減輕環境負擔，可以在維持當前經濟增速的同時，緩解全球變暖趨勢。

新的社會采納了更重視人力資本投資和性别平等的文化特性，它們随即成為人口大轉型與可持續增長體制的核心發動機。

不可忽略的一點是，新技術範式的發展，還需要社會的重組，一些社會不再依附于以前的方式。

雖然工業革命之後，英國、美國等國家的經濟實力超越中國，但蓋勒對「甲子光年」表示，随着當下中國也開始進行現代化的發展，在某個特定的時刻，中國将再度崛起，“目前，很明顯地看到，中國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前進，這是不可阻擋的，因為中國采用了新技術。但未來看，這種增長率會下降。這是不可避免的，它将趨同于我們在世界上最先進的社會中看到的增長水平。”

這種增長的背後，不單純是技術轉型，而是技術和社會政治結構之間的互動。

盡管人類多樣性是經濟繁榮程度的有力決定性因素之一，但各國的命運并非早已注定。

在技術進步的潛在速度較慢時，中國那樣的高度地理統一性雖然對競争和創新有不利影響，卻能讓中央政權有效管理龐大的國家，并通過建立法制和投資公共産品來促進經濟增長。然而當技術進步加速時，較差的交通便利性雖然不利于社會凝聚力，卻能刺激競争和創新，推動經濟繁榮。

甚至蓋勒也在自己的書中提出，中國的地理連接産生的社會凝聚力，使他比其他社會更有效地運作，并以非常快的速度增長。既然中國如今已經轉型進入現代經濟增長期，如果沒有再次發生重大技術模式躍遷，依靠龐大的經濟規模、地理上的連通便利、政治統一以及社會凝聚力，他很可能重新回到世界經濟的繁榮前沿。

但是，如果技術範式再次發生轉變，中國過于同質化的社會可能會阻止他做出第二階段所需要的技術範式的調整。

基于中國社會凝聚力較高的特色，一種可行的方法是，政府可以設計更為鼓勵批判思考、培養創新型多元人才的教育體系，使新一代社會産生更多元的思想，增加社會的創新活力。“國家并不一定要通過接受移民的方式來提高社會活力，在中國目前的環境下，通過教育體系的改變來激發學生們的創新能力也會是很好的方法。”

“利用現有多樣性水平地教育政策，讓高度多樣性的社會提升對差異的寬容度和尊重度，讓高度同質化的社會接受新思想、秉持懷疑精神和敢于改變現狀，都有望取得豐碩成果。”蓋勒說。

現代的高鐵、互聯網已大大降低了地理因素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而技術進步又進一步提升了多樣性對經濟繁榮的潛在好處。如果這些趨勢與恰當的政策相配合，使多元化社會實現更強的社會凝聚力，使同質性社會更多受益于不同思想的交流碰撞，那麼人們将有望從根源上解決當今的财富不平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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