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烨（閩南師範大學講師）

耳飾，即耳部的裝飾。按形制大緻可以分為玦、耳珰、耳環、耳墜（墜珥）等。其中耳玦出現較早，在四川巫山大溪等地曾出土新石器時期的耳玦。時至唐代，耳飾逐漸深入人們的生活中，款式豐富起來。它們不僅在壁畫中留下了模樣，同時也在詩歌中傳遞出情思。“珰”和“珥”在唐詩中出現較多，其中“珰”出現至少13次，“珥”出現40多次。它們在流光中将這種遊走于頭面的美，透過詩句向後人娓娓道來。

唐昭陵長樂公主墓中的壁畫資料圖片

唐詩中較為常見的耳飾為耳珰。“穿耳施珠曰珰。”（《釋名》）。據記載，耳珰本是少數民族女子的首飾，後被中原婦女所仿效佩戴。“舶載海奴镮硾耳，象駝蠻女彩纏身”（杜荀鶴《贈友人罷舉赴交趾辟命》），到了唐代，這種人們眼中具有異域色彩的首飾，伴随無數錦繡詩句，閃動着唐朝的繁華。耳珰經常出現在表達男女情思的詩句當中，如“玉手欲有贈，裴回雙明珰”（劉昚虛《江南曲》）。耳珰的形狀兩頭較寬中間較窄，穿耳而過，有平頭和圓頭之分，制作材料一般為玉石，明亮而有光澤，圓頭珰遠看猶如滿月，平頭珰猶如殘月，因此也有“明月珰”之稱。李賀有詩雲“青雲教绾頭上髻，明月與作耳邊珰”（《大堤曲》），正是形容這種耳珰的詩句。這裡的明月和前一句的青雲形成對仗，詩人将發髻與青雲作比，而耳珰則與明月參照，極大豐富了詩歌的審美意象。

耳珰，以溫潤如玉的光澤深得婦女喜愛，在唐詩中常作為男女雙方的定情信物。“羅襦玉珥色未暗，今朝已道不相宜”（張籍《白頭吟》），這裡觸動詩人内心的正是“物是人非”的感歎，象征愛情的耳珰仍在，而心上人卻已離去。詩人将詠物詩中寄情于物的藝術手法，凝結在首飾之上，賦予其強烈的生命張力，使讀者感受到“昔人已去”的憂傷。

唐詩中另一種常見的耳飾為墜珥，也就是耳墜。“耳墜，夷狄男子之飾也，晉始用之中國”（《古今事物考》），耳墜也是邊疆少數民族的首飾，後來才傳入中原，它的形制比較簡單，上半部分穿耳而過，類似于耳環，下半部分為裝飾品挂在耳環上，或為鈎或為墜。後為婦女所佩戴，袁不約在《長安夜遊》中有詩雲“長樂曉鐘歸騎後，遺簪堕珥滿街中”，其中的堕珥便是耳墜。唐代實行宵禁制度，隻有為數不多的幾天開放宵禁，其中上元節便可以夜遊長安，因此夜晚的長安在此時格外熱鬧，遊人如織，婦女的耳飾和男子的發簪被擠落滿地。

耳墜，以精巧輕盈的質感深得舞女喜愛，在唐詩中常作為異域舞蹈的佩飾。李群玉在《長沙九日登東樓觀舞》中就記錄了這樣一位舞女，“墜珥時流盻，修裾欲溯空”，随着舞步，耳墜在發飾兩邊搖動，流盼生姿。“骊珠迸珥逐飛星，虹暈輕巾掣流電”（元稹《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風靡唐代的胡旋舞，舞者來源于胡地，耳戴骊珠，随着音樂飛快旋轉，在觀賞者看來，舞者耳邊骊珠的光芒仿佛是飛行的流星。

詩歌将這種唐代的日常生活細節記錄了下來。首飾則作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突破了文字的壁壘，将唐代的社會風貌展現在讀者面前。

新疆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伏羲女娲圖》

唐詩有很多詩句描寫耳飾，但其實漢族女子穿戴耳飾的并不多，一些穿耳戴環者多為少數民族或是西來的異族人。在唐代的壁畫中經常能看見佩戴耳飾的胡人，不過在《古今事物考》中記錄“珥”是女性的耳珠，自殷商時期就已經出現在中原，本是居住在近海一帶及海島的少數民族的首飾。到戰國齊闵王時期，孟嘗君将“珥”進獻給王夫人。中原地區很早就接觸并開始佩戴這種起源于少數民族地區的飾品，魏晉時期便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孔雀東南飛》）之語。

與前代不同的是，在唐詩記錄的耳飾中，有三個變化，其一是樣式趨同，其二是佩戴者群體擴大，其三是民族文化融合。

首先，耳飾的樣式向輕盈小巧轉變，功能趨向統一。厚重的“玦”在唐詩中多指彰顯男性地位的玉玦，而作為首飾的耳玦則很少。兩漢魏晉時期較為常見的“珰”，在唐詩中多以“明月珰”的典故出現。而輕便靈活的“珥”，在唐詩中稱呼較多，不僅有上層貴婦佩戴的“簪珥”，還有民間廣為流行的“墜珥”。耳飾樣式的轉變，體現了唐代審美的遷移。靈巧的“墜珥”似乎更能吸引唐代詩人的目光，并為唐詩的意境營造出更富于動态色彩的審美空間。

其次，佩戴者從上層貴婦和下層奴仆逐步向整個社會階層擴展。前人多用耳飾作為身份地位的标志，同時也将耳飾作為約束女性的工具。而在唐詩中佩戴耳飾的則不僅是貴族婦女，歌舞伎和部分平民也逐漸開始佩戴。在唐代的壁畫中，多為胡人佩戴耳飾，漢族婦女佩戴較少。這在唐昭陵長樂公主墓中的壁畫裡體現得最為明顯，四名侍女中隻有右二未梳發髻者有穿耳戴環，此人眉目與其他三人有所不同，顯然是胡人裝扮，而其餘三名漢族服飾裝扮的侍女均未穿耳。此壁畫與張籍的《昆侖兒》詩詞相符，“金環欲落曾穿耳，螺髻長卷不裹頭”，右二的侍女未盤發，似螺髻長卷。而張籍的另一首詩《蠻中》有言曰：“玉镮穿耳誰家女，自抱琵琶迎海神。”穿耳戴玉環者雖不知是誰，但是根據題目“蠻中”二字，可知應是少數民族。這是因為唐詩深受中原文化的影響，其儒家的禮樂教化經過漢魏的沉澱，到了唐代影響力絲毫沒有減弱，身體發膚受之父母的觀念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即便是穿耳這種對身體損傷較小的行為，也沒有得到大規模提倡和效仿。

随着唐代風氣的開放和經濟的發展，世俗審美逐漸占據上風，士人對于美的追求更加自由，部分平民階層開始接觸和接受耳飾所帶來的審美愉悅。唐詩中的耳飾，已經從束縛女性轉變為彰顯女性魅力，它的适用人群也從少數貴族和奴仆向社會各個階層流行延展，同時使唐詩更“接地氣”，更有生活氣息。

最後，唐詩中的耳飾體現出民族文化融合的傾向。唐代社會風氣開放，對于異域文明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胡人的服飾因此得以出現在唐朝貴族和平民階層的視野中。“紫藤垂罽珥，紅荔懸纓絡”（皮日休《初夏遊楞伽精舍》），“罽珥”便是用西域罽賓地區毛織品裝飾的耳墜，這種在西域佛教造像中可見到的首飾逐漸由信衆帶到了中原。新疆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伏羲女娲圖》中，女娲右耳佩戴穿耳耳墜，女娲和伏羲是漢民族的神話人物，新疆的墓室中也屢有發現。受異域風格的影響，在新疆出土的壁畫中，女娲穿耳戴環。在敦煌石窟中，菩薩戴耳墜、耳環的現象很常見，這種審美風格順着絲綢之路蔓延到中原，被漢文化所認同吸納。

這種來源于少數民族的飾品，因其形制美觀，而被漢族婦女所接受，其出現在詩歌中的場景也大多和胡人有關，不是出現在胡人舞樂當中，就是出現在胡風影響下的酒肆中。

無論是明月情思的耳珰，還是翩翩起舞的墜珥，都有着豐富的文化内涵和多樣的審美傾向。唐人将這種首飾作為情感的寄托物，極大豐富了詩歌的創作空間。這些精美的耳飾向我們展示了唐代中華文明開放包容的特質。可以說，耳飾使唐代詩人們有了托物言情的物質寄托。民族交融的時代背景，使唐詩中的耳飾具有了獨特的審美風貌。

《光明日報》（ 2021年12月31日16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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