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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個最準确的标志，刻在石頭上的象形文字也具有同樣的意義”。摩爾根劃分野蠻和文明、原始社會和階級社會的這個标準，是大家所公認的和一般被采用的。

摩爾根按照這個标準，談到希臘人的時候，認為“文明之出現，在亞細亞的希臘人中可以說始于荷馬詩篇的寫成，時在公元前850年左右；在歐洲的希臘人中始于希西阿德詩篇的寫成，為時約晚一個世紀”。

根據這個大家公認的标準，夏朝是原始社會還是階級社會，是野蠻時代還是文明時代，有沒有文字就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了。上面提到的對夏朝社會性質的不同看法，雖然有的是根據有沒有鐵的冶煉和使用，但主要的還是根據它有沒有文字。

根據我國的傳說，夏以前很早就出現了文字。《周易》雲：“上古結繩而治。”這裡所說的上古，指傳說的伏羲、神農之前。

孔安國《尚書序》雲：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诰奧義，其歸一揆。”

我國最流行的一種說法，是蒼颉創造的文字。《世本》雲：“沮誦、蒼颉作書，并黃帝時史官。"或雲：“黃帝之時，始立史官，蒼颉、沮誦居其職矣。蒼颉作書，蒼颉作文字。”以後各書，凡談到文字創始人，幾乎都本《世本》，認為是蒼颉。最有權威的司馬遷的《史記》和許慎的《說文解字》也不例外。但對蒼颉其人和生時各書記述卻有不同。有說他是黃帝史官，有說他是“古之王也”。

有說他在伏羲之前，有說他在神農、黃帝之間，有說他在炎帝之世，還有說他“生于禅通紀”。這些當然都很難考證，也很難确信。

蒼颉屬于夏朝以前原始社會末期的人，是一個部落首領或有作為的人，則是近于史實的。按照一般規律，文字應該産生在原始社會末期或向階級社會過渡的時期，經過一定的發展而成為進入文明時代(即進入階級社會)的标志。由此看來，蒼颉創造文字的傳說，不是沒有根據的，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蒼颉創造文字的傳說是可信的，那麼夏朝有文字也就沒有問題了。

但是，有人對蒼颉創造文字的傳說，并不那麼相信，特别在殷墟甲骨文被發現之後，便認為甲骨文是我國“最早”的文字了。

殷墟甲骨文，最早的也隻能在盤庚遷殷之後，現在已發現的皆為武丁及其以後的甲骨蔔辭，尚未發現和确認武丁以前至盤庚的甲骨蔔辭。如果認為殷墟甲骨文是我國最早的文字，那麼在此以前亦即在武丁或盤庚以前就沒有文字了，夏朝就更談不上文字了。

沒有文字的社會，又怎麼能說是文明社會呢?我國進入文明，也就要以殷墟甲骨文劃線了，也就是說從商朝武丁時、最多盤庚時，才開始的。這是很難使人接受的，也不符合我國曆史的發展。

對于殷墟甲骨文是我國“最早”文字的說法，很多學者已經提出異議，而且從考古材料看，也愈來愈站不住腳了。

徐旭生說：

“任何文字的起源全是經很長的時期由勞動人民逐漸創造的，除了抄襲或改造别民族文字的辦法，絕不會一下子跳出來的。所以，凡古代文字起源的曆史全是極模糊的，無法解決的。但是像郭沫若、徐中舒諸位先生夏代未必有文字的看法，我确未能同意。……我覺得甲骨文中已經有屬于形聲的文字，可是用文字作聲符不是很原始的現象，所以在它以前應有相當長的曆史。”

陳夢家說：

“漢字和甲骨文作比較，盡管經過了三千年的演變，然而基本上是相同的。也就是說，漢字在武丁時代已經大緻定型了。我們假設漢字是從武丁以前500年開始的……可能在成湯或較前乃漢字發生的時期。”

唐蘭說：

“過去有些人把甲骨文當作我國最早的文字是十分錯誤的。甲骨文已是形聲文字，屬于近古期，很多古代的象形文字已經變得像符号了，并且有了很多錯别字。現在見到了大汶口陶器文字，是屬于遠古期的意符文字，我國文字的曆史更完整了。”

又說：

“意符文字的數目不會太多，在我國估計不過一兩千字。……假借聲音來表達語言的文字，就是意符文字。在古代，這種意符文字大概要用一兩千年。最後，生産發展了，人事複雜了，才出現形聲文字。”

《商周考古》雲：“商代的甲骨文和早于甲骨文而又與它同一系統的早商陶文，已超越了文字創造的原始階段。在這些文字出現以前，中國的漢字顯然經曆了較長的發展過程，也就是說，在商代以前，中國應該已有了文字。

遠在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中，在陶器上已經出現接近文字的刻劃符号。從文字演進的順序來看，中國最早的文字産生在仰韶文化與商代之間；而處于這個年代範圍的夏代(約公元前21世紀至公元前16世紀)自然已跨入有文字的曆史階段了。”

夏朝有文字已不再停留于根據文字發展規律的推論上了，已為考古材料所證明。根據考古材料，在陝西省西安市半坡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的遺址中，在山東莒縣陵陽河大汶口文化遺址中，都發現了類似文字的記号或象形文字。

在夏文化“二裡頭的陶器，如大口尊等，口内發現有20多種刻劃符号，特别像升、心、案、田、勿、予等，應該就是當時的文字了”，“1960年在偃師二裡頭夏文化晚期第三段的一個灰坑中，發現了一件刻有父字的黑陶紡輪。

此字與甲骨文中的父字非常相似，或即‘羌’字。可見，商朝的文字同夏文字是一脈相承的，基本上屬于一個系統”。

夏朝有文字，已不是什麼看法問題，而是事實了。這反過來也印證了我國有關文字的古代傳說，不是憑空或後人捏造的，而是有根據的，雖然在某些具體方面存在模糊或失實的地方，但總的看來是可信的。

夏朝有文字，即便是比較原始的文字，也就具備了進入文明時代的條件，而進入文明了。夏朝大概已用文字記事。《尚書》中的《夏書》難道都是後來追記的嗎?即便是追記的，難道就沒有任何文字根據嗎?在《左傳》莊公八年、僖公二十七年、文公七年、襄公四年、五年、二十三年、昭公十四年和《國語》中的周語、晉語都曾多次引用《夏書》。

引用的内容，有不少又與《尚書》中的《夏書》的内容不同，這說明除了《尚書》中的《夏書》，還存在着沒被《尚書》收錄的《夏書》。沒被《尚書》收錄的《夏書》，也與被《尚書》收錄的《夏書》一樣，即便是後人追記的，也應是有據的，甚至是有文字根據的。

夏朝已進入文明時代即進入階級社會，是沒有什麼可懷疑的了。對此，我國古代的思想家和史學家雖然不了解什麼是原始社會和階級社會，不了解社會發展規律，但也是有所認識和察覺的。

他們不僅把夏朝歸之為“三王”時期，與以前的“五帝”、“三皇”時期相區别，而且有些論述也是很切實際的。

《禮記》中所謂“大道”、“大同”謂傳說時代的“五帝”時期，所謂“小康”是指“三王”時期的禹、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治理的時候。孔子在這裡雖然加進了自己的很多想象，把原始社會理想化了，卻也道出了作為原始社會的“大道”和階級社會““三王”時期的區别，即便在“三王”時期的“小康”的時候，也遠不如“大道”的時代。

《莊子·天地》也記有伯成子高對禹講的一段話，曰：“昔堯治天也，不賞而民勤，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這裡的“德”，就是原始社會的秩序，“刑”就是階級社會的秩序，德衰刑立，也反映從原始社會進入階級社會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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