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海珠區江燕路的一棟舊樓裡，81歲的方林正在像教小學生識字一樣教導自己41歲的兒子方豪認識幾個生僻字。

但讓方林有些氣惱的是，即便是20 30等于幾這樣簡單的算術題，教了無數遍兒子還是記不住。

方豪的注意力很難集中，剛剛學習了不到半個小時，他就嚷着要喝水，過了沒多久，他又說肚子餓了要吃飯。

“算了吧，今天就這樣吧，帶他出去爬山吧。”方伯的老伴劉珍（化名）自一旁無奈地搖了搖頭說。

聽說去爬山，方豪從椅子上跳了起來，歡呼雀躍。興緻正濃的方伯有些生氣。

他提高了嗓門大聲說道：“就知道出去玩，還不好好學算賬。将來我們不在了，你一個人怎麼生活？”

今年81歲的方伯患癌症晚期，與癌症鬥争了3年時間，他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41歲患有智力殘疾的兒子。

“隻要有人願意真心實意照顧我兒子，我什麼都舍得付出。”方伯說。

每天，方伯都要爬樓梯上下四樓，送兒子到3公裡外的工療站去“上班”，返回的路上順便把做午飯的菜買了，然後去附近的公園鍛煉身體。

到了中午，再去接兒子回家吃飯。這樣的日子，周而複始，已經持續了8年。“他現在就像小學生每天上學、放學一樣。”方伯苦笑着說。

方伯說，自己現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智力殘疾的兒子

獨生子半歲時落下智力殘疾

劉珍至今不願意回憶起兒子發病的那段經曆，甚至40年過去了，她還沒有弄清楚，兒子怎麼就成了智力殘疾。

今年72歲的她身材偏旁，頭發花白，她是一個典型的家庭主婦，賢惠、隐忍，盡管4年前她自己也經曆了腦部腫瘤手術，從死神身邊走了一遭，但她挂在嘴邊的還是丈夫的癌症病情和智力殘疾的兒子何時能識數。

“他出生下來身體就不好，有哮喘病，三歲以前，每個星期都要看病，基本上都是在醫院裡度過的。半歲的時候得了肺炎，高燒不退，打慶大黴素和卡拉黴素都降不下來。

廠裡的醫院院長說你趕緊轉到外地去治吧。那時和老公兩地分居，他在重慶，我在貴州凱裡，都是我一個人把孩子帶大。”說起兒子成長的經曆，她停不下來，說到動情之處，她忍不住有些哽咽。

劉珍老家是重慶人，1968年遷到貴州，1974年認識了方林并登記結婚。

但從那以後，兩人卻長期過着兩地分居的日子。劉珍不止一次打報告要求調往丈夫所在的重慶工作，但都未能遂願。

1978年10月，方林和劉珍的獨生子方豪出生了。但對劉珍來說，這卻是一段傷心的記憶。“兒子從出生的第一天起就開始鬧夜，他每天要鬧到淩晨5點才睡覺。在他半歲前，我沒睡過一個好覺。”

劉珍說，那次高燒後，她将兒子轉到貴陽的大醫院去檢查，醫生一看孩子鼻梁發紫，說孩子可能大腦缺氧，要抓緊治療，但終究還是送去有些晚了，病根落下了。

1981年，方林和劉珍終于結束了勞燕分飛的日子，劉珍如願來到丈夫所在的單位工作，她以前是一家國企的子弟學校的老師，丈夫的單位沒有子弟學校，她隻好當起了統計員。

這一年，方豪3歲。劉珍發現孩子有些“不對勁”：其他同齡孩子已經可以說很多話，能說會道，但方豪卻看起來格外木讷，隻會喊爸爸媽媽，在動作發育方面也比較遲緩，走起路來動作格外慢。

劉珍趕忙把方豪帶到重慶的大醫院去做檢查。一位權威的兒科教授告訴她，孩子可能智力有問題，也就是智力殘疾，家長要多教，除此以外也沒其他辦法。

這個消息對于方林來說簡直是晴天霹靂。兒子方豪出生時，他已經40歲，老來得子，他格外興奮，對這位獨子他也餓寄予厚望，沒想到兒子卻有智力殘疾。

方豪生活不能自理，每天“下班” 後就在家看手機

不離不棄的40年

方林退休前是廣州一家大型國企的工程師，專門負責機械設計，即便是在20年前，他的工資已經有數千元，一家人生活殷實。

早在上世紀60年代，他就已經是大專生。“那個年代，大專生是相當了不得了。”方林說。他原本希望兒子和他一樣，上大學，當科學家。

他常年出差，教育孩子的重任都落在妻子劉珍身上。

“他從小就性格倔強，有一次他想到動物園玩。我跟他說，你會寫字才帶你去。肚子的肚你要會寫才行，我說，月亮的月加上土地的土加在一起就是肚。但他就是學不會，我當時很生氣，說，‘你怎麼這麼不懂事。連個字都不會寫？’”說起兒子小時候的故事，劉珍的眼中卻滿滿都是溫情。

1988年，方豪10歲時才在重慶上小學，因為在入學前做面試時總是不合格，幾乎沒有小學願意接收他。

兩口子後來四處托人才找到一個願意接受方豪的特殊學校，在那裡，方豪學習了3年。

1991年，随着方林調到廣州工作，方豪的小學學習也中斷，随後，他又托人，才讓方豪在廣州市另外一所特殊學校學習了兩年。這5年小學教育也是方豪的全部教育生涯。

1993年，15歲方豪找不到地方繼續讀書，隻好由父母帶在身邊。方林的單位有一個花圃，方豪便跟着園林工人一起幫忙給花草澆水，給園子拔草。

工作之餘的方林看到15歲的兒子在樓下汗流浃背地澆花拔草，心中有種說不出的苦澀。

如今回過頭來看兒子的病情，方林有說不出的愧疚。“我年輕的時候隻顧忙工作，忽視了孩子，我應該多陪陪他。那樣，他的病情或許會有好轉。”方林雙手抱着頭說。

1998年，方林和劉珍相繼退休。方林得到單位返聘，又工作了十年，直到2008年才退休。劉珍退休後在家一心一意帶孩子，對于方豪的病情，她始終沒有放棄，她一直相信，兒子有一天能像正常人一樣生活。

方伯是一位堅強、樂觀的父親。自從得知兒子患有智力殘疾，他的生活節奏就徹底改變。

他為兒子制定了詳細的康複計劃，并嚴格執行，兒子每天從工療站“下班”回到家後，要認識10-15個生字，并且要閱讀兩端200字以上的短文，并概括出中心思想；然後進行1個小時的數學針對性訓練。

“他的智力水平大概也就相當于小學一年級的水平，所以我就把他當成小學一年級的學生來教。”慢慢地，方豪的語言表達能力有所提高，能把自己的意思表達清楚。

方伯說，隻要有人願意照顧兒子，他什麼都願意付出

抗癌3年的八旬父親

在幾年前身體硬朗時，方伯從來沒有為兒子的前途發愁過。他經常抱着兒子的肩頭說：“放心，我就是你一輩子的依靠。有我來養你。”

他一度想過兒子的病如果能治好，能像正常人一樣生活，說不定還能為他成個家。但3年前的癌症診斷，徹底粉碎了他的夢想。

2016年，方林小便不暢通，尿不幹淨，到醫院做檢查，CT顯示是前列腺增生，後來去做病理切片檢查，被診斷為前列腺癌。

他先做了一個療程的放療，花費了六萬元，後來轉到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繼續治療，癌細胞的指标才降下來。

今年81歲的方林依然在和癌症做着鬥争。方林說，因為第一代抗癌藥隻能管兩年，現在他吃的是第二代抗癌藥，但費用更高，每個月都要複診一次，大概還要花費3千元。

從2016年至今已經花了十多萬元。“我命大，閻王爺知道我還有個智力殘疾兒子需要照顧，所以不收我。”方林笑着說，作為癌症晚期病人，自己生存了三年，已經算是非常幸運的了。

醫生也告訴他，吃完第二代抗癌藥吃什麼藥，現在還不知道。所以，未來他的病情并不樂觀。但如果方伯自己不說，外人很難把眼前這個樂觀開朗、目光如炬、笑聲不斷的老人和癌症晚期病人聯系起來。

方伯說，自己唯一放心不下的是智力殘疾的兒子。“可能我的人生時日無多了，每次想起他，我都寝食難安。”方伯說，老伴雖然比他年輕幾歲，但她身體也很不好，2015年頭部長了個瘤子，做了手術，花了8萬元，現在又有高血壓，每天一爬樓梯就頭暈，要卧床休息。

”将來指望我照顧兒子是不現實的，連我這個70多歲的老太婆都需要人照顧。”一旁的劉珍插話說。

“兒子的托孤問題還沒解決，我還不能放心走啊。肩上的擔子還不能卸下，我可不能倒下，我現在倒下誰來管他？”方林語調铿锵地說。

如今，雖然得了癌症，但老人格外堅強，每天都堅持6點鐘就起來，到公園做運功，每個周末還到廣州的各個公園、步行道去爬山、散步。

“隻要有人願意照顧他，我什麼都舍得付出”

坐在記者面前的方豪看起來有些緊張，記者問他問題，他也答非所問，隻是目不轉睛地盯着手機上的機器貓。

方林疼愛地拍拍他的肩膀說：“兒啊，你要自立自強，要盡快學會算數啊。爸爸可能沒法陪你到老了，将來隻能靠你自己了。”

說完後面一句，方林的眼圈有些發紅。但兒子卻全然理解不了他在說什麼，他也不明白，如果有一天父親離開，這對他來說意味着什麼。

過去這40年，帶着智力殘疾的兒子，方伯夫妻倆沒少受委屈。每次回憶起這些年的遭遇，劉珍都忍不住落淚。

她告訴記者，有一年寒假她在單位值班，有人上門收廢品，被她制止，結果被單位一個人高聲辱罵。“他罵的話非常難聽，明顯是歧視我的孩子有智力殘疾。那天晚上，我氣得飯都吃不進去，一個人躲在房間哭。”

受委屈還可以忍，老兩口最大的心病是，随着他們日漸老去，尤其是方伯患上了癌症晚期，自感時日無多，兒子的托孤問題已迫在眉睫。

方林說，過去30多年間，他幾乎跑遍了國内的各大醫院，對于這種智力殘疾，醫院都說沒有好的辦法，隻能由父母中的一方來照顧。如果父母去世，孩子的未來的确很成問題。

倔強的方伯依舊抱着一線希望，期待着兒子能在他有生之年自立自強，能自己獨立生活。

除了每天教兒子識字、算數，他還帶着兒子一起鍛煉身體，磨煉兒子的體魄和意志。

8年前，當方林進入海珠區一個工療站“工作”時，方伯一度對兒子獨立生活重燃信心，但很快，他就放棄了這種念想。

方伯去了工療站幾次後發現，兒子在那裡，無非是玩手機遊戲、打掃衛生，并沒有掌握任何謀生的技能。

因為工療站是把各種類型的殘疾人都混合在一起，比如智力殘疾的、肢體殘疾的、精神疾病的都在一起。

“我原本指望他在工療站能學會一門技能，能獨立生活，後來看來這不大可能。工療站應該按照病種來劃分，而不是按照區域來劃分，這樣，不同病種的殘疾人都能得到相應的技能提升。”方伯說。

“當将來我和她母親不在的時候，他也能在社會上生活下去，而不是依賴其他人，當然，這是最好的願望。”方伯說，但他也坦承，從目前兒子的恢複看，要實現這個願望幾乎是不可能的了。

方伯和老伴都還有幾個兄弟姐妹，方伯不止一次試探性地問過他們的意見，是否願意在自己身後接受自己智力殘疾的兒子，自己願意将所有的财産都送給對方，但沒有哪一家願意接收這個“包袱”。

“我也理解，不能太為難别人。”方伯歎了口氣說。

目前看來，兒子方豪唯一的出路就是住養老院。方林過去也聯系了幾家養老院，但養老院不僅床位緊張、收費不菲，并且，接收的多數是六七十歲的老人，而兒子方林今年才40歲。

“第一，養老院是否願意收他是個問題；第二，他還這麼年輕，就要過上老年人的生活，每天把自己關在養老院裡，我們也有些舍不得。”方伯說。

方伯告訴記者，自己打算在今年簽訂遺體捐獻志願書，自願在身後将遺體捐獻給中山大學做醫學研究。

如果有合适的人和機構願意在自己身後照顧自己的兒子，自己願意把所有的積蓄，乃至房産都送給對方。

廣州日報全媒體文字、圖片記者 肖歡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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