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時代财經 石恩澤

近期，美元兌人民币（USD/CNY）重回6時代，一度逼近6.8關口；歐元兌美元（EUR/USD）9月第一周一度超1.2，創近兩年來新高。

回顧上半年，美元的持續走低，造成人民币、港元、歐元和日元等貨币在上半年都有一定程度的上漲。

今年以來，全球主要貨币兌美元的變動幅度。（圖片來源：路透社）

市場上分析師普遍認為，本輪彙率變動的本質原因在于美元貶值。而美聯儲在8月27日宣布貨币政策新框架之後，意味着美聯儲将長期執行貨币寬松政策，導緻美元因此進一步貶值。

此外，因為各國貨币與美元之間存在相互影響的“跷跷闆效應”，美元的貶值帶動各國貨币一路被推着上漲。

各央行不願貨币升值

9月第一周，歐洲央行首席經濟學家菲利普·連恩（Philip Lane）罕見地兩次對歐元彙率走勢發表評論稱，歐洲央行雖然并未将彙率作為目标，但是歐元兌美元的彙率對貨币政策确實重要，并表示“如果有力量使歐元兌美元彙率波動，這将影響我們對全球和歐洲的預測，進而會影響我們的貨币政策。”在其講話後，歐元兌美元彙率從兩年高點回落。

對此，巴克萊（Barclays）經濟研究主管克裡斯蒂安·凱勒（Christian Keller）表示，降低歐洲央行彙率的最有效方法是降低利率。

然而，目前歐洲的部分國家已經實施了負利率。“連恩的講話表明，歐洲央行對歐元升值和美元下跌感到不安，這表明央行正在密切關注通脹。”法國興業銀行(Societe Generale)外彙策略師Kenneth Broux說。

衆所周知，一個國家或地區貨币的持續升值，會對當地出口貿易構成壓力，并縮減其貨币政策的調控空間，因此各國或地區的央行都不願看到自己的貨币持續升值。

中國香港也不例外，香港金管局并不願意見到香港彙率受到美元的影響持續上行。據官方數據顯示，今年香港特區政府已售出1320億港元，并出手幹預40次，以保持在2020年與美元的釘住彙率。

同理，日本此前一直推行“安倍經濟學”，所推崇的就是大規模量化寬松政策，壓低日元彙率，幫助依賴出口的日本企業擴大利潤。

雖然近期日本将迎來一位新首相，而大概率上位的内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宣稱，他将繼承“安倍經濟學”。因此日本央行也大概率會繼續将控制日元的彙率走勢。

“廣場協議”之殇

不僅如此，日本還曾是美元貶值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1985年9月，包括美國、日本、德國、英國和法國在内，這五個國家的财長及央行行長在美國紐約廣場飯店簽訂“廣場協議”，同意美元貶值，非美元貨币升值。從此，日元走上了快速升值的通道。

在協議之後3個月内，日元兌美元彙率快速升值20％至200，1986年升值至150左右，1987年升至120。至此達到了協議目的，美元對日元貶值超過50％。

而日本的外貿出口增速也由1985年的2.4％下降到1986年的-4.8％，進而影響日本實際經濟增長率從1985年的5.1％下降至1986年的3.0％。

雖日本後來在不到兩年時間裡走出了經濟衰退，但是日元升值卻為日本資産泡沫埋下了一個巨大的隐患，并最終在貨币政策出現三次重大失誤後，造成了嚴重的資産泡沫。

日本的慘痛教訓曆曆在目，而近期人民币的持續升值，也讓不少分析師和經濟學家開始重視這一狀況。

中南财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盤和林教授在9月3日對時代财經表示，如果持續性升值，人民币有可能會遭遇日本當年的難題。

盤和林分析稱，當年日本面臨的難題與中國現今情況十分類似，在各國央行“大放水”的背景下，各國貨币競相貶值。“選擇寬松，會助推貨币貶值，提升外貿出口；選擇緊縮，則會加強國内競争，依賴科技創新。”盤和林說。

從結果上看，日本最終選擇了寬松，同時也幫助日本的經濟增長模式由“外需主導型”轉變為“内需主導型”，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結構性優化經濟。

“任何轉換都是有成本的，疊加日本的老齡化，日本失去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在盤和林看來，人民币兌美元雖然7連漲，但現階段還不需要過度恐慌。但如果升值是過度持續且持久，就需要做出合理選擇。

盤和林表示，“如果可以，彙率最佳狀态是穩定，升值和貶值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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