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鬼門關裡逃出來後,陶勇醫生再次穿起白大褂,回到朝陽醫院的眼科診室。
每次出診,滿樓道的鮮花,素未相識的人送來祝福,都成為他走出黑暗源源不斷的動力。
但事實上,陶勇心裡比誰都清楚:左手的“尺神經”斷了,最多一處縫了四十多針,至今仍未恢複觸覺,能否重回手術台,依舊是未知數。
“如果不能繼續做醫生,會做什麼?”面對北京日報記者的問題,陶勇回答道,“可能會去寫小說。”
在陶勇看來,文字和眼科都有非常詩意和浪漫的一面——可以幫助我們,抵禦黑暗的吞噬。
文學照見世間善惡
1980年,陶勇出生于江西撫州南城縣。父親是檢察院的一名檢察官,母親是新華書店的職工。
由于父親工作比較忙,童年時的陶勇,大多數時間都“泡”在媽媽工作的書店裡。“書店的書我都能看,這對我後來喜歡語文和寫作有一定影響。”陶勇說。
小學三年級時,陶勇參加了一次作文比賽,寫了一篇關于校園四季的作文,獲得撫州地區一等獎。當時的獎品是一套日文翻譯版的《十萬個為什麼》,這讓他很受鼓舞,從此也激發了寫作的興趣。
在陶勇的認知裡,文學是另外一個層面的治療,讓人去發現人世間的善與惡,美與醜。
從醫之餘,他會在個人微博上寫一些随筆,記錄自己與朋友、患者、熱心博友之間的一些故事,分享生活中的點滴。
有一位患者叫小嶽嶽,十年前,幾近失明的他在媽媽的帶領下,找到陶勇。
由于小嶽嶽的眼底視網膜反複脫離,八年來,陶勇為其做了十次手術都未成功。
去年,陶勇和幾位朋友嘗試工程學的辦法,專門為他設計制作了智能眼鏡,讓小嶽嶽重拾光明。
陶勇說,“每當我想起他,眼前就會浮現出各種畫面,他的父親在外拼命打工賺錢,他的媽媽忙裡忙外,既幹農活又帶他看病、照顧家,他挑燈夜戰、努力學習、忍受每次手術和治療的痛苦,黃博、宋博研究團隊堆積如山的設計方案……”
他把這個故事寫在微博上,網友看了之後感動地說,“以後我再對人性失望的時候,我就來看看陶勇醫生以及他分享的故事。醫院真的是見證人性的地方,有一切答案。我看到了人性的堅持和美好。”
除了寫随筆,陶勇還寫了一些詩歌。手術清醒後,他朗讀了一首自己創作的詩——《心中的夢》。
“我把光明捧在手中,照亮每一個人的臉龐”。字字灼熱,讓人淚目。
這首詩在新浪微博上,獲得了150萬點贊,沖上當日微博熱搜。“暗夜的光”“勇敢強大”“溫柔堅定”的評論刷屏。
“世界吻我以痛,我要報之以歌”。泰戈爾的這句詩,或許是陶勇人生的寫照。
六一兒童節前,陶勇還給盲童寫了一首名為《旅行》的詩。
“
生命是一場旅行
一路尋找價值和意義
鮮血塗滿石壁
白雪覆蓋山頂
總是擡頭仰望星空
卻無暇顧及每一個腳印
何不燃起一堆篝火
在叢林深處
驅散濕漉漉的瘴氣
看白色的煙霧升起
享受這一刻難得的甯靜
”
陶勇希望,有一天他可以帶着盲童去巡演。“盲童也需要一條自食其力的路。他們眼中無光,心中應有光。”
想寫“很虐很虐”的小說
陶勇身上,有一種浮士德式的浪漫,用他好友袁夢克的話來說,就是有一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架勢。
歌德筆下的浮士德,為了超越封閉的一己世界,投入到廣闊的現實生活,不惜将靈魂出賣給魔鬼,完成了充滿苦難的精神探索,明白了“人的幸福隻存在于為他人盡力”的道理。
劫難之後,陶勇依舊滿懷悲憫地關照現實。
他曾在微博寫道,“神話和幻想披上客觀和邏輯的外衣,遊弋人間,成為處于困境中的人們最需要的面包,他們甚至會為此放棄真正解除饑餓但不太可口的理性。”
季羨林的《牛棚雜憶》,是陶勇很喜歡的一本書。
這本書裡充滿了苦難與絕望,但陶勇讀完之後,“仍能感受到絕望的沙漠裡,可以開出花來。”正如季羨林在引言中所寫:“它是一面鏡子,從中可以照見惡和善,醜和美,照見絕望和希望。”
“如果我寫小說,我也會寫很虐很虐,虐到你死去活來、肝腸寸斷,然後又突然看見了人間希望的那種小說。”陶勇說。
新作《目光》即将出版
1997年,陶勇以江西省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醫學部。那時,他是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
“當時我以為,所有學醫同學的目标都是——當一名優秀的醫生。我甚至以為自己不需要為未來的住房、生活操心,也沒有掙錢的壓力,之後的時間、精力都可以用來幹一些事業了。”陶勇說。
然而,學醫十年、從業十三年後,陶勇逐漸發現,“北京的房子越來越貴,市場經濟的意識越來越濃,一夜成名的流量明星越來越多,身邊越來越多的醫生轉行……”
面對種種變化,陶勇也有很多困惑和迷茫。他選擇一種平衡,在向現實妥協的過程中,不完全放棄理想。“在這個世界裡,單純的理想主義者肯定得碰得頭破血流,完全的現實主義者,沒有什麼意思。”
“北漂”二十餘年,是陶勇理想着陸的過程。
在工作之餘,他把這些心路曆程,凝結成文字,和朋友李潤合著了一本《目光》。
“書裡包括我成長中的困惑、對善和惡的認識、對醫學的理解等等,很快就會出版,也會在微博超級紅人節上分享。”陶勇說。
來源: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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