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間集》錄唐、五代詞500首，題材以女性生活、容貌裝飾、思春懷人為主，也有少數詠史懷古、風物人情、邊塞舊事的題材。風格绮靡香豔，是文人貴族用來舞筵酒席歌唱助興之用。《花間集序》對這些風格特點與作用有清晰的描述：

“镂玉雕瓊,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葉,奪春豔以争鮮。”文字精雕細琢，力求精豔工巧。“則有绮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這是說《花間集》作品的用處在于歌伎于筵席上按曲演唱。“自南朝之宮體，扇北裡之倡風。”是說《花間集》的風格上承南朝靡豔的宮體。

如《花間集》的第一首詞，溫庭筠的《菩薩蠻》：

小山重疊金明滅，鬓雲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 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鹧鸪。

描寫一個貴族女性的化妝梳洗的日常生活，風格香豔绮靡，字句精豔。

又如《楊柳枝》：

手裹金鹦鹉，胸前繡鳳凰。偷眼暗形相。不如從嫁與，作鴛鴦。

描寫女性對愛情的渴望，極盡溫柔之緻。“金鹦鹉”、“繡鳳凰”也顯示着精豔的詞風。

然而，這種靡豔而缺乏思想性的的詞風，在陳廷焯和況周頤眼中，卻有截然不同的另一種境界。

陳廷焯、況周頤對《花間集》的論述

陳廷焯論詞重“沉郁，先看一下他在《白雨齋詞話》中關于《花間集》的論述：

所謂沉郁者，意在筆先，神餘言外，寫怨夫思婦之懷，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飄零，皆可于一草一木發之。而發之又必若隐若見，欲露不露，反複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飛卿詞，如“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無限傷心，溢于言表。又“春夢正關情，鏡中蟬鬓輕。”凄涼哀怨，真有欲言難言之苦。

飛卿菩薩蠻十四章，全是變化楚騷，古今之極軌也。

韋端己詞，似直而纡，似達而郁，最為詞中勝境。

唐五代詞不可及處，正在沉郁。

• 從這些論述可以看出陳廷焯的幾個觀點：

1. 沉郁須“神餘言外”，有言外之意，身世之慨可寄托于草木，而這種寄托是含蓄的，不能一語道破。

2. 他舉溫庭筠兩首菩薩蠻作為“沉郁”的例子，又提出溫庭筠《菩薩蠻》從楚騷變化而來。

3. 認為韋端己、馮正中詞也是沉郁的，最後總結出唐五代詞不可及處，正在沉郁。

《白雨齋詞話》

再看況周頤關于《花間集》的論述：

詞有穆之一境，靜而兼厚、重、大也。淡而穆不易，濃而穆更難。知此，可以讀《花間集》。

花間至不易學。其蔽也，襲其貌似，其中空空如也。所謂麒麟楦也。或取前人句 意境而纡折變化之，而雕琢、句勒等弊出焉。以尖為新，以纖為豔，詞之風格日靡，真意盡漓，反不如國初名家本色語，或猶近于沉着、深厚也。庸讵知花間高絕，即或詞學甚深，頗能闚兩宋堂奧，對于花間，猶為望塵卻步耶。

況周頤論詞推“重、拙、大”，他又提出“穆”之一境，認為靜兼厚、重、大謂之“穆”，而《花間集》符合“穆”之一境。

關于況氏“重、拙、大”的理論，可參閱筆者另一篇文章《蕙風詞話：詞的重、拙、大、直、方、圓》

人民文學出版社《蕙風詞話/人間詞話》

常州詞派思想的影響

“沉郁”和“重、拙、大”的共同之處，是比興寄托：托物寄意，含蓄蘊籍，意餘言外，避免直露，這就是陳廷焯所謂“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飄零，皆可于一草一木發之。”陳廷焯和況周頤學詞均宗尚常州詞派，因此他們繼承了常州派比興寄托的詞學思想。前引之陳廷焯關于“沉郁”的論述，其實與常州派開山祖師張惠言《詞選》序中的論述很相近。張氏雲：

其緣情造端，興于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裡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緻。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

張惠言所謂“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和陳廷焯所謂“孽子孤臣之感”是同一意思，陳廷焯稱溫庭筠《菩薩蠻》“全是變化楚騷”，也就是張惠言“變風之義，騷人之歌”的意思。張氏論溫庭筠《菩薩蠻》雲：“此感士不遇也......照花四句，離騷初服之意。”陳廷焯也認為溫庭筠“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句隐藏無限傷心。一首描寫女性日常生活的毫無思想意義的靡豔之詞，何以被張、況二人引申為感士不遇的傷心，甚至上升到離騷初服如此高尚的政治寄托？

這與常州詞派比興寄托的主張和“溫柔敦厚”的儒家詩教有關。

其一，張惠言的詞學觀，首先是尊體。他的尊體，手段是複古，因此他推重唐五代詞。

其二，他為達到“低徊要眇以喻其緻”的目的，恪守“溫柔敦厚、怨而不怒”的儒家詩教，又以比興寄托作為表意的手段。

其三，張惠言以經學家的眼光來解釋溫庭筠詞的“言外之意”，強加上政治道德的含義，有牽強附會之弊，也反映了儒家詩教對他的詞學思想的影響。

圖片摘自頭條國風圖庫

“符号學”對于張氏比興寄托的解釋

對于這個問題，葉嘉瑩曾以西方“符号學”理論來進行解釋。她認為張惠言從“照花前後鏡”四句提及的衣飾化妝之事，聯想到《離騷》中關于衣飾姿容的描寫。如“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佩缤紛之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等，以衣飾的潔淨喻人格的高潔。因此，張惠言以比興寄托的眼光來解釋溫庭筠《菩薩蠻》，自然也認為溫詞有所寄托。當然，這隻是一種毫無根據的解釋。

陳廷焯又說：“作詞之法......不根柢于風騷，烏能沉郁。”他繼承了張惠言的思想，所以自然認為《花間集》這些“變化楚騷”的詞是沉郁的了。

陳廷焯還另舉馮延巳為例：“馮正中詞，極沉郁之緻，窮頓挫之妙，纏綿忠厚，與溫韋相伯仲也。”馮并非花間詞人，他的作品表現了對世俗人生的痛苦和煩惱的掙紮和抗争，含蓄蘊藏，感慨很深，所以陳氏認為馮詞沉郁頓挫，纏綿忠厚，也是符合常州詞派比興寄托和儒家詩教的思想的。

《花間集》的重與拙

再看況周頤的觀點。“重”和“沉郁”的意思相近，均與比興寄托的手法有關，提倡意餘言外，欲露不露，得含蓄之緻。況氏說：“詞貴有寄托。所貴者流露于不自知，觸發于弗克自己 。”這種“不自知”的寄托，正是花間及後來北宋前期詞的共同特質。其時的詞，作者可能并無寄托，或并非有意寄托，隻是于無意中将某種情意流露其中，由于描寫的意境容易引發聯想，故而被讀者進行引申的解釋。所謂“作者未必然，讀者何必不然”。這種詞給讀者的感受是細細咀嚼餘味不盡，因此意厚。而《花間集》正好有這樣的特點。

“拙”是手法上反對纖巧浮滑，拙則格調高古。況氏認為“詩筆固不宜直率，尤切忌刻意為曲折。”甯直毋曲，蓋因直則古拙，曲易浮滑，所以況氏又說“或取前人句意境而纡折變化之，而雕琢、句勒等弊出焉。以尖為新，以纖為豔，詞之風格日靡......”他認為有些人學花間，隻以刻意雕琢以求纡折變化，徒得花間之貌，其弊在于尖、纖，而全無花間古拙之緻。又陸遊跋《花間集》雲：“唐季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辄簡古可愛。”簡古可愛和拙基本上是同一個意思。這種簡古可愛，體現在詞意表達率真自然無雕琢，字句不刻意勾勒。

如《更漏子》：

金雀钗，紅粉面。花裡暫時相見。知我意，感君憐。此情須問天。 香作穗，蠟成淚。還似兩人心意。山枕膩，錦衾寒，覺來更漏殘。

語句自然率真，直有南朝民歌風味。由于文人士大夫對詞創作的參與，詞逐漸注重詞句的錘煉和意境的塑造，北宋前期，這種風格已開始消失，周邦彥之後，詞更注重結構章法的鋪陳和詞句的勾勒，這種簡古可愛的特點更是不複可見。

圖片摘自頭條國風圖庫

結語

陳廷焯和況周頤是常州詞派後勁，雖然對于常派詞學思想有所創新，但對于“比興寄托”和“忠愛纏綿、怨而不怒”的儒家詩教仍然一脈相承，所以對《花間集》的解讀基本上是一緻的。這種解讀忽視了唐、五代詞發展的實際情況，将比興寄托強加于《花間集》，實有牽強附會之嫌。然而，二人對于《花間集》靡豔外衣下的厚重與率真自然的解讀是精到和有見地的，這種複古的主張，對于糾正淺浮枯陋的詞風是有益的，雖然路子窄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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