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哲按：

2017 年我采訪了嫁給了藏區蜂農的記者馬金瑜，節目播出時的标題是「采訪完一個藏區蜂農，47天之後我嫁給了他」。

在那期節目當中馬金瑜說，她正在辦離婚。我問她，覺不覺得這次婚姻的嘗試是失敗的，她回答說，對，就是失敗的。那次采訪完之後，在沒有錄音的情況下，金瑜告訴我，自己被紮西打過。當然，今天我看到有人說那個人不叫紮西，叫謝德成。但我覺得他叫什麼名字在這裡沒那麼重要，我們隻要知道他是一個會打老婆的人就行了。

我當時聽了很震驚，雖然節目裡金瑜已經說了一些紮西非常父權的一些表現，但是家暴是更嚴重的事情。我問金瑜，我可以錄下這部分的故事嗎？金瑜考慮了一會，她說不希望講這些。那我想，無論金瑜是什麼樣的考量，既然她正在辦離婚，以後就遠離那個男人了。所以，她如果想忘掉這些不好的經曆，我也應該尊重她的選擇。

後來這幾年我和金瑜基本沒有見過面，隻在微信上偶爾發下消息。坦白講，我甚至屏蔽了她的朋友圈，因為她每天要發十幾條網店帶貨的消息，我的朋友圈基本被她刷屏了。

我知道她的網店生意可能不太好，周圍的這些朋友也是能幫忙就盡量幫點忙。但我覺得大家能幫的，也都是小忙。因為隻要她不回北京或者廣州，大家都是鞭長莫及，青海那麼遠的地方，我們真的沒有資源可以幫助到她。

但是直到昨天，我看到金瑜寫的文字，才知道她這些年來遭受的是系統性的家暴，而且從金瑜的描述來看，已經非常惡劣了。

當然，從最新的消息來看，紮西不承認他做過這些事情。那我們也不早下判斷，不妨再等等有關部門的調查。

昨天晚上，我和金瑜通了半個多小時的電話。她說看到網絡上一條條 @她的評論，就像錘子在錘她的頭。她不太明白：自己不是受害者嗎？為什麼這麼多人來罵她。

這些評論裡有人說她是「女文青小布爾喬亞」，夢碎藏區，不值得同情；有人說她自己受罪可以，為什麼讓三個孩子也在那裡受罪？

其實最後這個問題我昨晚也問了金瑜，問她為什麼不回北京？她說她不是沒想過，她也打聽了一圈兒，但是發現帶着三個孩子沒有戶口在北京很難生活，開支巨大，尤其是老大，還要上特殊教育學校，有很多麻煩。

我覺得，這陣兒的喧嚣，更多的是沒認真聽過金瑜經曆的人，僅憑着網絡上的幾個标簽，就開始發表言論。這樣的言論其實非常地不負責任。

所以今天，我就把上次的節目重播一遍，并且補充一些當時因為篇幅限制沒有放進去的故事。希望能讓你對金瑜多一點了解。

另外，這兩天金瑜的電話被打爆，所有人都在聯系她，她的腦子非常亂。她說想等這陣喧嚣平靜下來之後，到故事FM 把後面這幾年發生的來龍去脈都講清楚。到時候我們會對金瑜再做一次回訪。

采訪完一個藏區蜂農，47 天之後我嫁給了他

那時候我都特别震驚，因為有一天我起床的時候打開手機，突然看到新聞的首頁是我，自己很不能适應。我的好多朋友也在朋友圈說，我們的金瑜居然上了網站的頭條。

馬金瑜是一個記者，2010 年的時候，她突然做出了一個決定，不僅震驚了周圍所有的朋友，而且上了新聞首頁。她嫁給了青海藏區的一個養蜂人——紮西。

現在他們有了三個孩子。

***

我叫馬金瑜，今年 38 歲。我曾經在《新京報》《南方都市報》《南方人物周刊》《悉尼晨報》都工作過，有 14 年的記者從業經曆。後來，因為去青海采訪，嫁到了青海藏區，和一個蜂農在一起，有了七年的高原上的生活。

當時是玉樹地震之後，我很偶然地在搜尋新聞的時候，看到青海還有人在養蜜蜂。想到愛因斯坦寫的「如果地球上蜜蜂滅亡，人類隻能存活四年」，我覺得很震撼，這是一個世界上那麼多人關心的問題，卻很少有人真正去描述它。

然後我就聯系了青海的好幾個縣，去看養蜂人。紮西在貴德縣，也是别的養蜂人帶我去見的，他當時和老父親在養蜂。

見到紮西時，他很腼腆，很不好意思。當時我就大概問了一些情況，打蜜打多少，蜜蜂現在是什麼情況？

在養蜂人裡面，年輕人其實是很少的，大部分養蜂人的後代都不願意從事這個工作。那個地方信号很差，你不能玩手機；天氣也很不好，異常天氣很多，會很孤獨；你一個人在很遠的地方，沒有人跟你作伴；吃東西也很不方便，經常要吃馍馍，幹馍馍；隻能用太陽能發電，如果陰雨天的話，沒有電你就隻能自己在黑暗裡坐着。這就是養蜂人很真實又殘酷的生活。

-1-

蜜蜂搬家

當時我就留了電話，讓他們蜜蜂搬家的話告訴我，我再回來看。我沒有見過蜜蜂搬家，我覺得蜜蜂搬遷是要去很遠的一片山上，那可能是一個挺有意思的事。

大概過了三天，下午 7 點多的時候，我當時已經準備要離開青海去四川采訪，紮西給我發短信，他說「蜜蜂要搬家了，你來不來？」我就趕緊給他打電話，說我來。

我當時包了個車趕過去，去的時候已經在準備裝車了。蜜蜂就在叮人，鑽到衣服裡，落在臉上。剛好太陽已經落山，天黑了，手機的光照到臉上，蜜蜂就沖過來，還往衣服裡鑽。他問我叮哪了，可我沒辦法說，就疼得在那哭。等我把蜜蜂扒掉以後，就往山上走。

因為蜜蜂車不能走太快，要不然蜜蜂就跟丢了。我們大概半夜一兩點的時候到的，特别冷，山上 3000 多米的地方，夜裡面不蓋被子會打抖。我、紮西和另一個養蜂人坐在床上，隻有一個被子，被子就全部蓋住腳，因為當時沒有來得及帶那麼多東西。

我到現在都記得，蜜蜂車的燈光打在草上，光掃過去的時候草上面還帶點水，感覺夜露很重。

好不容易堅持到早晨，可能将近五點的時候，突然很多鳥開始叫了。紮西就出去了，在蜂箱裡面弄蜜蜂。我就問他蜜蜂怎麼樣、好不好什麼的。他要把蜂箱上堵住的洞弄開，讓蜜蜂好受一點。

那時候太陽也剛好出來，很多鳥站在草場的栅欄上叫，光一點點地灑在蜜蜂的蜂箱上，灑在草原上。我到今天想起來，那個畫面依然是非常美的。

它觸動的是你内心深處對自然的向往。就像你小時候看到星辰的感覺一樣，它離你那麼遙遠，卻深深地觸動了你。當你成年以後，你也很難忘懷那種感覺，當時我也是這樣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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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

我和攝影記者拍完就走了，我們還要去雲南拍攝。拍完之後，他打電話給我說讓我回青海。在那之後，我們很快就結婚了。

其實到今天，我也感覺是稀裡糊塗的，我也不知道。我做事就是，覺得我的心走到這了，就可以了，所以也沒有想那麼多。

但是我就記得我們結婚的時候，養蜂人全都來了。他們特别高興，覺得養蜂的人娶了一個大記者，他們養蜂的人有靠山了，沒有人欺負他們了。

因為養蜜蜂的人在蜜蜂搬遷的時候，的确會受很多欺負。蜜源地的争執，很多困難等着他們，跟我們平常想象中的浪漫形象完全不同。

我們平時的話，在縣城的機會多一點。縣城人口不太多，有兩條大的路，當時我記得有五個紅綠燈，三個是壞的。

每天早晨最熱鬧的是我們縣的蔬菜市場，早上會有吃羊雜碎的，尤其是冬天的早上。有很多很長的闆凳，像是以前的那種老木頭闆凳，桌子上還會釘一層鐵皮。還有很多賣馍馍的婦女。

那個場景，其實很像 60 年代 70 年代。有時候你會覺得，你像穿梭在過去和未來之間一樣。比如說從那個地方出來，然後突然到北京或者廣州出差，你會覺得特别魔幻現實主義，覺得自己在不同的時空之間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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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後

這裡面也有一個笑話，就是我們結婚三天後我就出差了，就走了。

因為蜜蜂的選題也沒有采訪完，還有别的事情等着我。一個選題做完了還有下一個選題等着，不停的新聞事件。我們是深度調查組，人也不夠用，有那麼多的東西要去采訪。

三天以後我走了，過了一個月才回來，不存在蜜月什麼的。

他們的人都以為，我可能是騙婚的那種，故意就去問他「紮西，你的媳婦回來了嗎？」就像故意去刺激他一樣。

我當時還是想繼續我的記者工作。我也問過他，我說我們記者就是天南地北的到處跑，以後怎麼辦？」他說「沒關系，我覺得那還挺浪漫的。」但實際上就很痛苦，尤其有了孩子之後。

■ 圖/源自馬金瑜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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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車禍

2011 年快到 7 月份的時候，有一隻蜜蜂鑽到了紮西的耳朵裡。他大概有半個月有一邊耳朵聽不到聲音，我當時懷疑是耳膜有什麼問題，就說去西甯看一看。我們抱着孩子去的，孩子當時才兩個月。就在返回貴德縣的晚上，我們坐的出租車撞到了一個沒有駕照的拉沙石料的裝卸車。

我當時已經睡着了，起來的時候隻有一點光，我整個臉上都是血，眼睛都已經瞎了，滿臉都是玻璃碴子，眼睛隻有一點點光透過來，眼鏡撞到了後面的座椅上，我隻記得紮西把我的臉扳過來看了一下，我聽到孩子在哭，我說「孩子怎麼樣？」，他說「孩子頭上也有血」，我說「把孩子的人中掐着不讓他睡着，怕孩子昏過去」。

等救護車的時候，有個藏族人開車把我們送到貴德縣醫院了，我還記得當時沒辦法打麻藥，現在還記得繩子穿過肉，拉過去「蹭蹭蹭」的聲音。孩子在旁邊哭，我看不見，隻能用手到處摸到處找他，然後護士把我的手放在孩子身上：「你孩子在這呢」，他慢慢地沒那麼大聲地哭了。

後來連夜轉到了青海人民醫院，我已經是病危了，大夫當時檢查就說我的眼睛已經瞎了，我當時的第一反應是：「我的蜜蜂稿還沒寫完呢，怎麼能讓我的眼睛瞎呢！」

後來孩子送到了青海兒童醫院，我自己住在人民醫院病房的過道裡，誰也不知道我是誰，每天眼睛也看不清楚，就那麼躺着，就想「這一生可能都完了」。後來轉到裡面的病房，有九個病人，旁邊床的那個人，大夫在給他腦袋打一個洞，就在我病床邊打的，我就聽到鑽頭骨的聲音，病房裡還有蒼蠅。

有一個姐姐過來，她看了我一眼就出去了，我就聽到走道裡放聲大哭的聲音，她進來以後就罵我，她說「誰讓你嫁到這裡來的，這哪裡是醫院，這明明就是六七十年代的衛生院！」，她很心疼，又特别氣。

我後來勉強能夠看見，在兒童醫院的走廊裡，我坐着輪椅要去看孩子，沒辦法進去。

***

愛哲：那時候你的孩子也在ICU嗎？

當時大夫幾次讓我們放棄，因為孩子特别小，隻有兩個月，頭卻大得像個西瓜，嚴重腦挫裂傷，大夫說了非常多的可能，傻子、癱子、很可能很快就要走。大夫讓我們簽字，我們就簽了。當時唯一的想法就是，隻要孩子活着，後面怎麼樣都行。

但沒想到他自己慢慢挺過來了。他在重症監護室待了 19 天，當時也是非常多的朋友，我的同事一起幫我，才把這 19 天挺過來，我當時甚至想如果孩子走了我也走了。

後面還有我的朋友開玩笑說「你知道為什麼發生那場車禍，因為你得罪了我們那裡的土地爺！」他們很迷信的。

但幸好孩子最後也挺過來了。

愛哲：那這次車禍，幸好你和孩子最後都恢複過來了，那它有沒有給你帶來什麼别的影響？

其實很大的影響是來自心靈上的。

紮西和老父親在北京待了一段時間，陪孩子做康複，他們都非常難受。他們走在長安街上，也不覺得這有什麼好。我們受過大學教育，在這裡有一份體面的工作，我們自己覺得内心還是挺踏實的，我們會熟悉這裡的社會規則。我們知道自己理想的方向，該走向何方。哪怕回去就是蝸居在一張很小的床上，也覺得我可以做點事兒，我也不願意回家鄉去。

但是老父親和紮西非常難受，他們覺得在這個地方他們看不見藍天和白雲，也遠離了自己喜歡的雪山和草原。不能跟蜜蜂每天在一起，急得覺都睡不着。我特别能理解他們這種痛苦。

最後他們說要把孩子帶回去，在草原上活成什麼樣就是什麼樣。當時我們也商量了好久，我同意了，說「回吧」。

■ 圖/源自馬金瑜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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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職回青海

他們都先回去了，就隻剩我特别想孩子。我一兩個月跑回去一次，看孩子，看他們。但他們的确在那邊生活得開心一點。

當時老父親還買了一點羊，他就每天帶着老大去放羊，把老大裝在藏袍的袍子裡面，老大當時還小，到了地方以後，羊在那片吃草，他就把老大放出來，老大就撿好多小石頭，使勁扔石頭。其實孩子在那個野外的天地，他是挺開心的。

我還記得夏天有一次我回去，老家院子裡櫻桃樹底下有個小孩，坐在一張羊皮上，我走過去都沒認出來那是我兒子，因為他整個臉都是黑的，胳膊也是黑的，隻有眼珠子是白的。他看了我一眼也沒有，也不認識我。

我進去還問老父親，我說：「孩子呢？」，他說：「不就樹底下坐着嗎？」但他自己其實挺開心的，也不用尿不濕，就放在羊皮上，尿濕了就把羊皮放到樹上挂着，曬幹還可以用，屁股上也沒有褥瘡，頂多到晚上的時候擦一擦，但孩子的身體很結實，他自己也挺高興的。

他們也說過好多次：「你能不能把工作調回青海來，孩子需要媽媽。」一直到老二出生的時候，我就什麼都放下了，為了他們兩個回家吧。

紮西其實當時也很反對我辭職，他說「你就不能再接着幹嗎？」但是我知道，他也沒有辦法把兩個孩子弄好，那是非常艱難的一段日子，我還是選擇回家了。

***

愛哲：這份記者的工作，其實在那個地方還是很不錯？

對，他們都說我是「富婆」。因為《南方都市報》當時的稿費大概是一個月7000塊到一萬多。在現在的北京，這不算是多麼高的工資；但是在那個地方，他們覺得自己一年種地才掙上兩三千塊，而你一個月的工資就七八千甚至一萬多，不是富婆是什麼？

他們還覺得，隻要有單位的人就特别優越，所以認為紮西很有福氣，娶了一個有單位有工作的老婆。但是也有些人故意這樣說，帶點「侮辱」他的意思：你專門找了這樣一個有工作，能掙錢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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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幫一點是一點

回到青海之後，馬金瑜開了一個微店，賣當地的山貨特産，也給不少當地女性提供了就業機會。

可能和做了很長時間記者有關系，我始終覺得我要有責任心。如果能把這些特産賣出去，也算拉了他們一把。

當時賣的花椒是當地的婦女摘的。花椒樹上的刺特别硬，我記得那個婦女當時背着孩子，渾身是土，說他們家有花椒，問我們明天還來不來，要是不來，就隻能把花椒樹砍了，不管它了。

最後我們收購了他們家的花椒，給了好幾百塊錢，她很高興地在那裡數錢。這樣一件很小的事，卻能給她一點希望。

那些打工的婦女也來到我們家，說她們沒有多高的文化，隻認識一點字，但家裡的老媽媽身體不好，或者家裡的孩子要讀書，能不能來這裡工作掙點錢。

我就給她們安排坐在闆凳上打包的工作，她們做起來很開心，因為不用太陽曬，也不辛苦，工資也高一點。這邊的服務員的工資一般是 1800 塊到 2000 塊錢左右，我給他們的工資差不多能達到 3000 塊錢。我其實是暗藏着心思：想幫他們一點。

其實我不會因為掙錢多而特别有成就感，反倒是看到她們的臉上有笑容，每天特别高興、有奔頭的來工作，我也會很開心。

我覺得其實最大的變化來自她們的内心。她們走路的時候，敢直起腰，昂起頭來了，敢跟男人吵架頂嘴了；而那些男人也才發現，自己家的女人原來還可以這樣過日子。

有一次，中秋節之前，我提前給她們預支了一部分工資，也買了一些東西，分給大家。

有一個婦女和她的丈夫一起來領工資，她的丈夫突然把那個裝錢的紅信封「啪」地扔到地上，對這個婦女說，「你的錢！」

這個女人就哭了。後來他就彎下腰撿起來紅包領着他媳婦走了。回家後，這個女人貌似也挨了打，因為她丈夫覺得在人前丢了面子。

所以我也知道這些婦女們的生活很艱難，艱難之中還有很多屈辱。比如，晚上加班回家晚了，她們就要挨罵，要解釋很多。

***

愛哲：為什麼她丈夫要把錢扔在地上？

他們的自尊心還是很強的，因為老婆比他賺的多，他又沒有工作。其實他也很需要這個錢，但是又想表現出很鄙視的态度。

他老婆特别瘦小，吃苦耐勞。剛開始來我們家工作的時候，很少說話，後來慢慢的才話多一點，聲音也大了一點。有一次她唱藏族歌，我們都悄悄地聽着，因為唱得很好聽。

後來她和她丈夫開始吵架，她丈夫就不允許她在這裡工作了。他覺得，在這裡工作不好，女人越來越厲害，女人會覺醒。

有時候家裡要來客人，女人們就會穿藏袍，稍微收拾打扮一下，化一點口紅什麼的。家裡人就會覺得，打扮成這樣子，誰知道幹什麼去了。

——很多的矛盾來自于此。

我經常要去拉架，因為男人就在我們家門口打我們的女工。我心裡很難過，但也沒有辦法。隻好勸她們不要在這裡工作了，不是幹得不好，是我不忍心再看她們受這樣的委屈。

你問我為什麼留在這裡。其實有幾次和紮西吵架，我就到外地去了。那些女工就叫我回來，我當時想，如果真的走了，她們怎麼辦。其實在我心裡，她們也是我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女工裡有一個姑娘，她的丈夫現在在監獄裡，并且要和她離婚。他們 19 歲結婚，有兩個孩子，但是她的丈夫喜歡上了别的女人，就要和她離婚，再娶那個女人。後來因為其他的事情，他進了監獄。

但是這個姑娘每個月底都去看他，帶好多吃的東西，也不想和他離婚。甚至還遇到了她丈夫出軌的那個女人，和人家微信聊天，這樣的胸懷我也無法理解。

她跟我說這些的時候，眼淚也掉下來了。有一天她來這裡幹活的時候，隻好把兩個孩子鎖在家裡。

我就特别難過，提出和她回家看孩子。她說孩子感冒了，到了家裡我才發現，這個廉租房裡，沒有暖氣，像冰窖一樣冷。客廳和廚房裡什麼都沒有，衛生間隻有一個馬桶。屋子裡隻有一張床，沒有桌子，放了個紙箱子，鋪的報紙上放了一點藥和孩子的書包，兩個孩子就這樣坐在床上。

我眼淚都掉下來了，幸好去的時候帶了一些打包的熱飯，讓孩子先趕緊吃了，再去買的感冒藥。

我問她，打算這樣熬到什麼時候？她說，我現在幹這個工作，還能養活他們就可以了。

我覺得，她給了監獄裡的丈夫一條回家的路。我們家的藏族婦女說，如果男人沒有回家，你不要去找，我們女人隻管大門，外面的事情，不要管男人，他們自有男人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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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的預感

我記得我們結婚的時候，别人來家裡湊熱鬧。按道理應該我下廚的，但我不會做拉面，隻能打打下手，端端東西之類的。紮西的臉色就特别難看，那些親戚朋友臉上也不太好看，他們覺得媳婦都娶進門了，為什麼還要家裡的男人下廚做飯？我也特别尴尬，因為我之前自己在家，頂多煮點挂面、酸辣粉之類的東西。總之那頓飯讓我特别難受。

他們走了之後，我一邊洗碗，一邊看到紮西的臉色特别不好。我當時甚至也很難過，因為覺得丢了他的面子。這件事使我當時在心裡已經有了預感——自己可能在今後的生活上都不會太順利。

這裡的女性地位很低。比如我們到别人家做客，他們家的女人把吃的東西端到桌子上後，就必須要退出去，從來不會跟客人坐在一塊吃飯。

有時候你明明知道他們家有好多人，但是到吃飯的時候，桌子上隻有幾個男主人，而女人都在廚房裡；即便茶壺已經放在他們跟前，他們也不會倒，因為桌子附近會有女人來倒茶。

這導緻我現在竟然慢慢習慣了這種方式，有點被他們同化。比如我回到北京，男服務生給我端菜，我就感覺很不習慣。還有一次，一個男同事給我們幾個女同事倒茶，我說我很不習慣。這個男同事就很吃驚地說，「沒關系，我照顧你們，這不是有好幾個女同事在嘛。」我才突然意識到，我怎麼會有這種變化，連我自己都很吃驚。

-8-

難以調和的分歧

其實我始終不願意提到很多不愉快的事，雖然它們曾經發生過，我們也都受到了傷害。但是我一直覺得紮西和老父親都非常善良，在他們内心深處，也待我像親人一樣，我很感恩。

過去七年，我們中間發生過太多的事情，我實在沒有心力再支撐這份婚姻。

我們兩個有很多分歧，文化習慣、生活習慣，包括對人的想法都完全不同，完全是兩個世界的人，直到今天，這個矛盾也很難調和。

我們現在是分居狀态，打算商量好孩子的事情之後，再慢慢辦離婚手續。紮西不願意讓我把孩子帶走，一個孩子都不讓帶。我也不想再發生什麼悲劇，就隻好随他的心願。所以現在，我們還是會共同撫養孩子，共同做微店的生意，但是我們兩個分開了。

***

愛哲：這次嘗試，你會不會覺得是失敗的？

對，我覺得是失敗的。

當初我們結婚的時候，看到好多網站轉這個新聞，那時候我都很震驚。因為有一天我起床的時候打開手機，突然看到新聞的首頁是我，自己很不能适應。我的好多朋友也在朋友圈說，我們的金瑜居然上了網站的頭條。

到今天，如果我離婚的話，可能也依然是這樣的局面，面臨非常大的壓力，非常多的指責。大家會覺得，你當初為什麼要去那樣一個地方。

愛哲：你母親在你結婚時去藏區，當時是怎麼反饋？

其實，最遺憾的事情是，我的父母一直不知道這件事。

我媽媽去世的時候，我才跟我爸爸說了這件事，他們始終不知道我嫁了一個藏族人，有了三個孩子。

愛哲：也就是說你們結婚七年，去了藏區這麼多年，你的家人一直都不知道？

對，我沒跟他們說。因為我做記者工作，本來就很颠簸，到處出差，所以就刻意隐瞞了這件事。考慮到我們家是回族，他們應該很難答應我嫁給一個别的民族的人。

但這個世界上一定心有靈犀。因為我生老大的時候難産，痛苦了一晚上。而生了他之後的第三天，我媽突然給我打了電話。她說，「你爸爸這幾天像神經病一樣，老說他聽到了小孩的哭聲。我猜他一定是想外孫想瘋了！」我趕緊把電話挂了，因為不想讓媽媽聽到我哭。

但一直到前幾天，我把這件事告訴我爸的時候，他還是很震驚，因為他當時并不知道我結婚生孩子的事。所以這人世間，家人之間心有靈犀的事一定是存在的。

■ 圖/源自馬金瑜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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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

我很小的時候，在新疆生産建設兵團生活過一段時間。我始終記得風吹過院子後面的白楊樹，發出的沙沙的聲音，像下雨一樣。

冬天，有時候落了很大的雪，屋裡燈泡的光特别溫暖，屋外雪地上的腳印很深，我和我弟弟就踏着雪回家去。吃完飯，我會在爸爸自己釘的木頭桌子上面寫寫東西。那時候我很自豪，跟爸爸媽媽說，「等我長大了要當一個作家。」

我沒有忘記這個情景，因為它提醒着我曾經的夢想。我現在很想回到那個簡單的狀态：不需要很多東西，可能隻需要那張小桌子和那樣的燈光，就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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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采訪完不久，馬金瑜就和紮西提出了離婚，兩個人目前處于分居階段。

2015 年，兩個人開了一家叫做「草原珍珠」的微店，以公平貿易的方式幫助農牧區的貧困家庭。離婚後，他們還是會繼續經營。如果你願意提供一點幫助，可以到他們的微店購買當地特産。

也是在這次采訪之後，馬金瑜借走了愛哲的錄音機，你在節目中聽到的鳥叫聲，馬蹄聲，少數民族的歌聲，都是馬金瑜當時在草原上錄制的。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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