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拿破侖的極盛時期，我就一直看到他，研究他；在他走下坡路的時候，我也一直看到他，注意他。盡管他可能曾經企圖誘使我對他得出錯誤的結論——他常常喜歡這樣做——但是，他從來沒有辦到過。因而我不妨自诩已經把握了他性格上的主要特點，并且已經對他的性格有了不偏不倚的評價。而對于這樣一位由于環境的力量和偉大的個人品質而上升到現代史上無與倫比的權勢頂點的人物，他同時代的絕大多數人都可以說，好象透過棱鏡一樣，或者看到他的光輝燦爛的各個方面，或者隻看到他的瑕疵甚至罪惡的各個方面。

我從一開始就力求使我同拿破侖的關系成為經常的和親密無間的，在這種關系中最初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頭腦及其思路的非凡的明晰和高尚的純樸。同他談話，我總感到有一種難以形容的魅力。他談起話來永遠是饒有趣味的，他抓住話題的要點，撇開無關緊要的枝節，展示自己的想法，一直不停頓地加以發揮，直到把它闡述得完全清楚明确為止。講到一事一物，總是用确切的字眼，或者在遇到語言習慣用法中還沒有這樣一個現成字眼時，他就創制出一個來。他不是同人交談，而是由他來講論。由于他思想豐富，又有口才，因而能領頭談話。他的習慣說法之一是：“我知道您想談什麼，您是想談如此這般的一點，好吧，讓我們開門見山就談這個吧。”

君權神授的思想，對他的影響也很大。他同公主①結婚之後不久，有一天對我說：“我看見皇後在寫信給她父親時，信上的稱呼是‘神聖的皇帝陛下’。這個稱呼是你們慣用的嗎？”我告訴他，根據擁有的“神聖帝國”稱号，又加上了教皇授予的匈牙利王冠的古老的日耳曼帝國的傳統，我們是慣用這種稱号的。拿破侖于是用莊嚴的語調回答說：“這是一個優美的習慣和良好的措辭。權位來自上帝，正因為如此，它才是人的攻擊所不能及的。今後有朝一日我将采用這個稱号。”……

拿破侖自認為是與衆不同的人物，是生來就要統治世界并随心所欲地指揮每一個人的。他不尊重人，不亞于工廠中的工頭所感到的可以不尊重工人。他最喜愛的人是迪羅克。“他愛我猶如狗愛主凡，”這是他對我談到迪羅克時所說的話。他把貝蒂埃對他的感情比作保姆對孩子的感情。這些比拟并不違背他關于激勵人的動機的理論，而是這一理論的自然結果，因為當他遇到不能簡單地用私利來解釋的感情時，他就把這種感情歸結為一種本能。

關于拿破侖的迷信有很多的議論，幾乎同關于他缺乏個人勇氣的議論一樣多。這兩方面的指責，要不是依據錯誤的意見，就是依據謬誤的觀察。拿破侖相信運氣，可是誰曾象他那樣地去碰運氣的呢？他喜歡誇耀自己命運好；老百姓樂意相信他是一個得天獨厚的人，這使他很高興；但是他并不自我欺騙。而且，就他的飛黃騰達而論，他并不願把太大一部分原因歸之于運氣。我經常聽他說，“由于我有才能，人們就說我運氣好；隻有弱者才會責怪強者命運好。”

在私人生活方面，他并不和藹可親，但性情溫厚，甚至使寬容達到了成為一種弱點的地步。他是一個好兒子、好親屬，具有意大利資産階級家庭内部所特有的那些瑣屑的癖性。他容忍有些親屬的驕奢淫逸的行為，沒有足夠的意志力去加以制止，即使制止這些行為對他顯然有利。尤其是他的幾個妹妹問他要什麼就有什麼。

拿破侖的兩位妻子②對他個人的舉止态度都無所抱怨。雖然這一事實已經為衆所周知，但瑪麗?路易絲公主的一番話對這一事實作了新的說明。她在婚後不久對我說，“我相信，他們在維也納對我想得很多，普遍認為我每天在受罪。真相往往并非如人們所認為的那樣，這是千真萬确的。我并不怕拿破侖，可是我開始感到他怕我了”。

盡管他在私人生活中是爽直的，甚至是随便的，可是他在上流社會中卻并不顯得有什麼過人之處。很難想象還有什麼比拿破侖在會客廳裡的态度更尴尬的事情了。他為了糾正天生的與教育方面的缺陷而煞費苦心，結果反而使自己的缺陷更為突出。我相信為了增加他的身高使自己有威嚴的儀表，他會不惜作出巨大犧牲，可是日漸肥胖的身軀卻使他的儀表顯得更為平庸了。他喜歡用足尖走路。他的服裝要麼極端樸素，要麼極端華麗，力圖同他周圍的人形成對比。他确實曾叫塔爾馬③教他一些特别的姿勢。他很喜歡這位演員，他的寵愛主要是由于他們兩人之間确實存在着酷似之處。他很喜歡觀看塔爾馬在舞台上演出；事實上可以這樣說，他見到了自己的再現。在他的嘴裡從來沒有對婦女說出過一句文雅的、或者甚至措詞恰當的話，雖然他的臉色和他的聲調往往顯示出他想盡力說上一句……

為了評價這位非凡的人物，我們必須随着他登上他為之而生的那個宏偉的曆史舞台。毫無疑問，運氣幫了拿破侖很大的忙；但是憑借他的性格的力量，他的頭腦的敏捷和清晰以及他的軍事科學的巨大的綜合天才。他就已登上了命運為他安排好了的地位。他隻有一種愛好，那就是熱衷于權力，他對于那些可能使他轉移其目标的事物決不浪費時間或财力。他是自己的主人，不久他就成為人和事的主人了。他無論在什麼時代出現，都會扮演一個重要角色。但是，他剛開始建功立業的那個時代，特别有利于他飛黃騰達。他周圍的那些人，野心勃勃，貪得無餍，在一個成為廢墟的世界中漫無目的地東竄西闖，并無任何固定的導向；隻有他有能力制訂出一個計劃，堅持下去，并執行到底。那是在意大利第二次作戰過程中，他設想出一項使他登上權力頂峰的計劃的。他對我說：“當我年輕的時候，由于無知與雄心，我是革命的。到了具有理智的年齡時，我就順從理智的勸告和我自己的本能，我撲滅了這場大革命。”

他是如此習慣于認為自己是維持他所創建的制度的必不可少的人，以緻最後他無法理解沒有了他世界怎麼能繼續前進。1813年，我們在德累斯頓談過一次話，我毫不懷疑他的話是以強烈的、完全的确信說出來的。他對我說：“我也許将被毀滅；但當我倒下時，我将把所有的王位和随着王位的整個社會都拉下來”。

充滿他一生的種種巨大成功，毫無疑問，終于使他的耳目閉塞了；但是，直到1812年戰役，他因耽于幻想而第一次被屈服為止，他從未忽略過使他經常獲緻勝利的那種深謀熟慮。不過，即使在莫斯科的那次災難以後，我們還是看到他以極度的鎮靜和充沛的精力進行自衛；毫無疑問，1814年戰役是他顯示出了最大軍事才能、而且是在辦法大大減少的情況下進行的一次戰役。我從來不是這種人——這種人為數頗多——他們認為1814年和1815年事件以後，他試圖以屈尊為冒險家的角色，并耽于最不切合實際的計劃來開創一番新的事業。他的性格和他的思想促使他輕視一切渺小的事物。正象大賭棍一樣，小賭的輸赢不會使拿破侖感到滿意，面隻能使他感到厭惡。

常常有人問，究竟拿破侖基本上是好的還是壞的。我總認為對他這樣的性格，一般所理解的這些形容語是不适用的。他經常專心從事于一個單一的目标，日夜緻力于掌握帝國的機要，這一帝國通過逐步蠶食，最後囊括了一天部分歐洲的利益。他從來不會因擔憂可能由他造成的創傷而退縮，甚至也不會由于同實行他的計劃分不開的大量個人苦難而退縮。象一輛戰車碾壓前進道路上所碰到的一切東西那樣，拿破侖除了一往直前就無所考慮。他不理會那些無所戒備的人；他有時還想指責他們愚蠢。他對前進道路以外的任何事物都無動于衷，他對這些事物，不論好壞都不在意。他可能同情家屬的困難，對政治上的禍患卻漠不關心……

拿破侖具有兩重性。作為個人，他性情溫和，易于對付，無所謂好或壞。他在公職方面從不感情用事，他決不為愛憎所影響。他打垮或幹掉敵人時什麼都不考慮，隻想到除掉這些人是必需的，或者這樣做是适當的。這個目的一經達到，他就把這些人完全丢在腦後，不再傷害他們了……

拿破侖在事實上是否的确值得稱為偉人，對于這個問題，世界輿論仍然有分歧，也許将永遠會有分歧。對于一位起自默默無聞而在幾年之内就成為同時代人中最強大、最有權力的人的偉人品質，要加以懷疑是不可能的。但是，力量、能力和優越，或多或少都是相對的字眼。要正确了解一個要去統治他那個時代的人需要有多大的天才，就必須考察那個時代。這就是對拿破侖的評價的根本分歧之點。假如象大革命的崇拜者所認為的那樣，大革命時代是現代史上最輝煌、最燦爛的時代，那麼拿破侖能在這一時代居于首位，并且保持這個位置達十五年之久，他當然是曆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最偉大的人物之一。如果恰恰相反，他不過象一顆流星那樣在全面消散的迷霧之上運行；如果他發現自己周圍别無所有，隻是由于虛僞文明的泛濫而被毀壞的社會環境的一片廢墟；如果他隻須同由于普遍意志消沉、軟弱的相互抗衡和卑鄙的情操而被削弱的抵抗力量進行戰鬥，即：事實上同各處由于他們本身的不協調而變得分裂、癱瘓無力的對手進行戰鬥，那麼他的光輝的成功，就因其來得容易而遜色了。現在，根據我們的意見，事情的真實情況是這樣：我們并沒有誇張拿破侖偉大這個觀念的危險，盡管承認在他的經曆中有不平凡的、給人以深刻印象的東西。

他所建築的這座大廈是完全由他一手造成的，而他自己則是拱門的拱頂石。但是，這座龐大的建築物根本沒有基礎；它所賴以建成的材料不過是其他一些建築物的廢料；有些由于枯朽而腐爛，有些則從一開始就不堅固。拱門的拱頂石一經抽掉，整座大廈就倒坍了。

總而言之，這就是法蘭西帝國的曆史。法蘭西帝國由拿破侖規劃和創建，它隻同他一起存在，并同他一起消滅。

梅特涅（1773—1859），奧地利帝國國務活動家，公爵。曾任奧地利駐巴黎大使（1806年）、外交大臣（1806—1848年）、首相（1821—1848年）。拿破侖失敗後是維也納會議的主要參加者和神聖同盟組織者之一。反對自由主義，鎮壓民族革命運動。1848年革命爆發，被迫下台，流亡英國去世時留下大量信劄、文件和個人回憶錄，由他的兒子整理，于1869—1873年在維也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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