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是問題的問題”

中國人認為，自古以來都認為天地的形狀是“天圓地方”。《周髀算經》說：“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1]。”《淮南子·天文訓》雲：“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2]”因此，“天圓地方”的概念在中國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周禮·春官宗伯·大司樂》稱：“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3]”

徐鳳先研究員研究認為，中國曆史上某個時代——至少是戰國到漢代，某些人——至少包括不深究宇宙問題的民衆——确實相信“天圓地方”是指天地的形狀。但是古代天文學著作卻對“天圓地方”概念記載過于簡略，很難明指為天地的形狀描述，顯然是因為“天圓地方”無疑會出現天地形狀不符、“四角不揜”的困境，有意回避，像曾子和孔子這樣的思想家并不認同“天圓地方”的對天地形狀的描述[4]。

自從良渚文化玉琮走入學人的視野後，很多學者便“自然而然”地将“外方内圓”的玉琮與“天圓地方”的“傳統觀念”鍊接起來。《周禮·春官·大宗伯》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5]”張光直先生提出玉琮内圓象征天、外方象征地的觀點，得到廣泛認同，成為學界的主流認識[6]。鄧淑蘋先生也用“天圓地方”的觀念解讀良渚文化和齊家文化玉璧與玉琮所表達的宇宙觀——天地與陰陽[7]。馮時先生認為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的圓形祭壇和方形積石冢分别是公元前3000年前的圜丘天壇與方丘地壇和月壇[8]。他還認為濮陽西水坡M45墓圹形狀也“符合第一次蓋天說所主張的天圓地方的宇宙模式”[9]。馮時先生的上述觀點，在學界影響也比較廣泛。如此看來，中國古代“天圓地方”的觀念能夠上溯到公元前4000~前3000年前後，不是問題。

然而，徐鳳先研究員“較真”地系統分析，對中國古代“天圓地方”為天地形狀描述可早至新石器時代的觀點提出系統質疑與辯駁。徐鳳先的基本結論是，天圓地方作為天地形狀的描述，可以說是戰國至漢代民間流傳的觀念，并不能據此說明天圓地方在更早時代就是作為天地形狀的認識；這種民間認識，從未得到“智者”“思想家”或“科學家”的高度重視，因而在“科學”的“大傳統”中并沒有位置；中國古代學者都沒有将天圓地方解釋成中國最早對于天地形狀的認識，他們基本上是沿着天地之道、天地之數的思路進行解釋的。近現代天文史學家才将“天圓地方”定論為上古蓋天說宇宙模式——天地形狀。

徐鳳先比較認同李約瑟對于“天圓地方”溯源的推測：“天圓地方的概念是頗有中國特色的，它也可能是一方面從天球的圓圈，另一方面從地面的四方位點自然産生出來的一種想法。[10]”她認為，地方的觀念是“通過天文觀測在大地上确立了東南西北的坐标系，而不是說大地在東、南、西、北四個方向上都有一條平直的邊作為邊界。中國後來的地理測量一直用方格法，方格測量法沿東-西、南-北方向做方格，并不是要模仿大地的方形，而是認可大地是有東-西、南-北方向的。[11]”

如此看來，中國古代“天圓地方”觀念究竟指什麼、何時形成的，便成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關系到中國古代重要的宇宙觀關鍵性的基本概念，不得不深究。而從文獻到文獻式的辯論，已很難繼續深入，特别是“天圓地方”觀念能否形成于中國史前時期，最有效的解題之道，還是從考古研究入手，對那些被認為支撐“天圓地方”觀念的考古資料本身，進行深入分析，系統地分析這些考古資料是否真正支撐“天圓地方”觀念的立論。以下我們逐一對這些考古資料進行深入系統的分析，一探究竟。

二、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與東山嘴遺址相關遺迹分析

雖然在所謂支撐蓋天說“天圓地方”宇宙模式的考古資料中，河南濮陽西水坡M45墓葬資料年代最早，但是由于M45墓圹形狀信息過少，不容易成為“突破口”，于是我們首先選擇考古工作比較全面、資料信息相對豐富的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與東山嘴遺址作為突破口。突破了紅山文化宇宙模式之後，西水坡M45仰韶文化宇宙模式便好理解了。

1. 牛河梁遺址相關遺存分析

馮時先生将牛河梁N2Z3三環圓壇與《周髀算經》三衡之内衡與外衡直徑比例關系對比，認為二者均為外徑（外衡）=内徑（内衡）×2，于是牛河梁N2Z3三個同心圓便分别表示分至日太陽周日視運行軌迹，因而是圜丘。相應地，牛河梁N2Z1和N2Z4就是祭地的方丘。因而紅山文化存在着“天圓地方”的觀念[12]。

馮時先生得出上述結論，是根據牛河梁遺址發掘簡報進行的分析。近些年來，牛河梁遺址發掘報告已經出版[13]，有關牛河梁遺址各種遺迹的考古研究重要成果也陸續發表，有必要對馮時先生的觀點進行深入驗證。

牛河梁遺址三環形圓壇或積石冢，除了N2Z3之外，另外還有三座，它們是N2Z4B1和N2Z4B2、N5SCZ1。這三座三環形圓壇或積石冢，内環D1、中環D2、外環D3的直徑之間的比值關系，既不符合外環D3=2D1，也不符合

D1:D2=D2:2D1

D3:D2=D2:D1=1.414

上述兩組關系[14]。

例如，N2Z4B1外徑D3為19.2、中徑D2為17.4、内徑D1為15.6米。D3:D1≈1.2倍。D1:D2≈0.9，D2:2D1≈0.56。D3:D2=D2:D1≈1.1，但不等于1.414。

N2Z4B2的外徑D3為15.3、中徑D2為13.4、内徑D1為12米。D3:D1≈1.28倍。D1:D2≈0.9，D2:2D1≈0.56。D3:D2=D2:D1≈1.1。

N5SCZ1的外徑D3為20~22、中徑D2為18~20、内徑D1為16.5~18.5米，D3:D1≈1.2倍。D1:D2≈0.9，D2:2D1≈0.55。D3:D2=D2:D1≈1.09≈1.1。

足見，牛河梁同心圓三環壇或積石冢外徑是内徑的1.2倍為通例，隻有N2Z3外徑為内徑2倍為個例。D1:D2≠D2:2D1，其三環直徑關系通例為D1:D2≈0.9，D2:2D1≈0.56。D3:D2=D2:D1≈1.1≠1.414。于是以牛河梁N2Z3作為典型實例，說明紅山文化存在符合蓋天說“三衡同心圓”說，就有些不穩了。

2009年，“陶寺史前遺址的考古天文學研究”課題組，原本依據馮時先生對于牛河梁N2Z3三衡圖解讀的思路，特地實地勘察牛河梁遺址，以N2Z3作為模拟觀測點，觀測東側山脊線上可能的日出天文準線，結論是山脊線既無明确的地标以供判斷二分二至日出天文準線，而且東側山脊線距N2Z3祭壇距離過近，無法用于地平曆日出觀測。課題組據此否定了牛河梁第二地點日出天文觀測的假設[15]。由是，有關N2Z3三同心圓為分至日太陽視運動軌迹說，在沒有其他證據鍊的支持下，既可聊備一說，也可另有解讀。

中美洲瑪雅宇宙觀中，将垂直空間分為上、中、下三界。上界稱為“kan”或“chan”，指日月星辰劃過天空所經過的區域，現代天文學稱之為“黃道”。下界被稱為“西巴爾巴”（Xibalba），是一個孕育着生殖力量的潮濕之地，流淌着兩條河流。

瑪雅宇宙觀裡平面被視為四方（版塊）——東、西、南、北四方加中心，中心即為宇宙軸，被視為一棵巨大的木棉樹，垂直貫通上、中、下三界，被稱為“世界樹”。三界所釋放的超自然能量，沿着世界樹上下流動；一般死者的靈魂沿着世界樹進入下界，陣亡武士和分娩時死去的婦女靈魂沿着世界樹可升入上界；上界的神靈可應中界人們的乞求，沿着世界樹下降到中界。瑪雅金字塔神廟被視為宇宙山，往往與自然岩洞或人工構建的洞室相結合，岩洞和洞室則被視為下界。瑪雅人還将大地比喻為原始海洋中遊泳的海龜。瑪雅的宇宙觀裡，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就是認為宇宙王國的四角分别由四位帕瓦吞神來支撐[16]。

《藝文類聚》卷一引《三五曆紀》：“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辟，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于天，聖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17]”可知中國盤古創世說認為混沌的宇宙最初如卵，卵内生人英雄盤古，開天辟地，形成上、中、下三界。徐峰先生認為良渚玉琮的宇宙模型也上、中、下三界模式[18]，筆者也贊同[19]。世界各地原始創世神話中的宇宙觀裡，大多采用上、中、下三界模型：上界為天界，中界為地界，下界為水界即原始瀛水。上、中、下三界形狀并沒有一定之規，或圓或方，或神化為龜形，但是三界的外形，不論采用哪種具體外形，都基本上三界統一，大多數情況下不會出現“天圓地方，四角不揜”的尴尬局面。

基于這種世界範圍内最早的宇宙模型通識，我們認為牛河梁遺址的三同心圓壇或冢的三環，其實就是上、中、下三界宇宙模型的扁平化表現。本來在三界宇宙模型中，上天、中地、下水三界的大小與形狀是統一的，也就說物化表現為圓形物，後直徑相等，但是如果扁平化表現在祭壇或積石冢上，就僅有一個圓圈，其他兩界的圓便被掩蓋住了。因而，紅山文化的先民采取非常巧妙的三層等比遞減（D3:D2=D2:D1≈1.1，N2Z3D3:D2=D2:D1≈1.41）方式，既完美地視覺表達了三層套疊的三界宇宙模型，同時又用等比遞減暗喻此三層原本形狀均圓、直徑等大。

牛河梁遺址上述這四座規整的三環積石壇或積石冢，都呈扁平圓丘狀，主要是關照中界即地界是從下界原始瀛水中誕生的陸地“傳世之島”，同時也關照了天如蓋的觀念表達。古埃及人又認為，大地是浮在水（努恩）上的圓盤，埃及位于中央。阿圖姆的兒子空氣之神舒，将自己的女兒努特天空之神，與自己的兒子蓋伯大地之神分開，他們原本互為夫妻，天地初開。古埃及最為著名的創世神話是赫利奧波利斯的宇宙創世神話中，努恩是原始海洋，努恩的兒子叫阿圖姆，意思是“完整合一”，相當于中國道家理論中“太一”。阿圖姆從原始海洋中誕生出來之後，第一個行動就是創造了立足之地“創世之島”[20]。

N2Z4B2位于外界牆與中階牆之間，圓圈擺放彩陶筒形器。N5SCZ1北部與南部外圈石牆，也圓圈擺放有彩陶筒形器。關于牛河梁遺址紅山文化彩陶筒形器的功能，學界有陶鼓說、祭器器座說、人神溝通祭祀物、宗教典禮之物等等，不一而足。王惠德先生提出提出紅山文化無底彩陶筒形器，表達天地溝通之意[21]。如果放在牛河梁遺址三環圓壇或冢的三界宇宙模型背景關系（contexts）中，筒形器作為宇宙上中下三界溝通的象征器物，便很好理解其特殊的象征功能了，王惠德先生的觀點可從。

特别令人注意的是，N5SCZ1三環丘頂的中央，還有一堆圓形石堆，直徑3、高約0.8米（圖一）。借鑒瑪雅宇宙觀當中，宇宙中心的宇宙軸可以表現為宇宙山（金字塔），我們認為N5SCZ1丘頂中央的小圓石堆，象征着宇宙中心“宇宙山”——宇宙軸。

圖一 牛河梁遺址第五地點N5SCZ1平面圖

圖二 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N2Z4M5“三界”結構示意圖

牛河梁遺址紅山文化三環三界宇宙觀，最初表現在第二地點N2Z4X下層積石冢當中。比如N2Z4M5。墓葬外圈陶筒形器碎片圈，表明原來立于地表的筒形器夾雜碎石，構成積石冢的下界。碎石中圈冢構成中界。積石冢的中心空白芯象征上界天蓋，而N2Z4M5墓葬便居于上界的中央，也就是占據宇宙的中心（圖二）。

圖三 牛河梁第二地點N2Z4平剖面圖

牛河梁第五地點N5SCZ1三環宇宙丘頂西側，增建的積石冢N5Z1M1大墓，采取了N2Z4M5三環三界宇宙模式，唯外界牆使用石磡，筒形器全部被破壞，失去了原生擺放位置，大墓坑幾乎占據了全部的宇宙中心。值得注意的是N5Z1M1墓主頭指向N5SCZ1三環宇宙丘頂中心的宇宙山（圖一）。

明白了牛河梁遺址三環圓積石壇或積石冢三個同心圓表達的是三界宇宙觀模型，便明白了三環并不僅用于祭天，也就不是祭天圜丘，而是象征整個宇宙，包括天、地（人）、水（原始瀛水）。《晉書·天文志》曰：“天似笠蓋，地法覆盤，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沱四隤，三光隐映，以為晝夜。”這裡表述的天與地都是圓形的，宇宙的中心高起，顯然是牛河梁遺址紅山文化三環三界宇宙模型的孑遺記述。

不惟如此，其實紅山文化宇宙模型三界說，還可以采用方形的表達。

據郭明博士的研究，牛河梁第二地點的N2Z4積石壇冢使用時間最長，遺迹現象複雜，遺迹關系也很複雜[22]（圖三）。其中各種遺迹疊壓早晚關系如下。

N2Z4X（西北向墓-東南向墓）→N2Z4B→N2Z4A→N2Z4其他墓葬

N2Z4BS

首先，N2Z4X下層積石冢墓地，其中包括三環圓形宇宙模式積石冢N2Z4M5。

接下來N2Z4X下層積石冢墓地功能廢止，建設了東西并列的兩個三環圓形宇宙模式積石壇N2Z4B1和N2Z4B2，二者可能有先後關系，郭明認為就目前資料難以判定誰先誰後。筆者認為，N2Z4B2的西北部與東南部的彩陶筒形器原地保留較好，且其西北被外牆嵌入N2Z4B1東北更多一些（圖三），所以N2Z4B2打破N2Z4B1的可能性更大一些，這便意味着N2Z4B2晚于N2Z4B1。

郭明提出，N2Z4B2南部長梯形的兩層石壇為增加的建築N2Z4BS，其西牆石磡殘留一小段疊壓在N2Z4A方壇的東外牆上，因而判定N2Z4BS晚于N2Z4A方壇[23]。筆者認為，所謂的N2Z4A方壇的東外牆，已經遠遠延伸至M8的西側，遠超出N2Z4A南外牆很遠，應當屬于N2Z4B1南部增建的、與N2Z4BS形态與功能類似的方壇建築至東外牆。因此，筆者認為，其一，N2Z4B1南部原本也先增補建了方壇，可稱為N2Z4BS1。其二，N2Z4B1與N2Z4BS1廢棄後，又再于N2Z4B2南部補接增建長梯形壇，可稱為N2Z4BS2。其三，N2Z4A方壇與N2Z4BS1和N2Z4BS2沒有發生關系，所以從邏輯上推斷，N2Z4A晚于N2Z4BS1和N2Z4BS2。

基于上述認識，筆者認為，接下來N2Z4X下層積石冢墓地功能廢止後，先在N2Z4X下層積石冢墓地北側建築三環圓積石壇N2Z4B1，而後再建三環圓積石壇N2Z4B2。之後在三環圓積石壇N2Z4B1南部不接增建方壇N2Z4BS1，由于後期破壞嚴重，N2Z4BS1僅存東外牆石磡一小段，具體形狀和層數已不明。N2Z4B1與N2Z4BS1廢棄後，又再于N2Z4B2南部補接增建長梯形壇N2Z4BS2，目前保存明确比較清楚的有東外牆、東内牆、南外牆、南内牆、西牆等長短不等的部分。從N2Z4BS2東外牆接在N2Z4B2外圈牆、東内牆接在N2Z4B2中圈牆推測，N2Z4BS2長梯形壇，也應該有三層，即所謂的東内牆和南内牆應為中層石磡，從N2Z4B2内圈牆應當還接出N2Z4BS2的内層石磡，唯遭破壞，了無蹤迹。

那麼，從“後N2Z4B三環圓形積石壇時代”開始，先後出現了N2Z4B1-N2Z4BS1與N2Z4B2-N2Z4BS2兩組“北圓南梯形（方）”積石壇建築（圖三），仍然是上中下三界宇宙模型扁平化表現，但從原來的圓形改變為“北圓南梯形（方）”，比較匪夷所思。

圖四a 牛河梁第二地點N2Z1M21玉龜

圖四b牛河梁 N2Z4B1-N2Z4BS1與N2Z4B2-N2Z4BS2外廓線

圖五 牛河梁N2Z5平剖面圖

我們注意到牛河梁第二地點N2Z1M21随葬一件玉龜，背甲與腹甲兼具[24]，唯無四肢與頭尾（圖四a）。瑪雅人将大地比喻為原始海洋中遊泳的海龜，暗示龜形也可以作為宇宙模型，最佳的例證是安徽潛山淩家灘出土玉龜（後詳）。如果将龜殼的橫截面拉長，便可形成上拱下方或梯形的輪廓，也就是牛河梁N2Z4B1-N2Z4BS1與N2Z4B2-N2Z4BS2兩組“北圓南梯形（方）”積石壇建築的外輪廓（圖四b）。

N2Z4B建築群荒廢後，直接疊壓在N2Z4B1三環圓積石壇之上，建造一個方形的三重積石壇N2Z4A，正方向，幾乎正方形。N2Z4A的三重北牆石磡保存較好，外牆内側擺放彩陶筒形器；南牆保存兩重，原報告認為是南内牆和南外牆，我們認為很可能是南内牆和南中牆（圖三）。

我們認為N2Z4A三重方形積石壇，占據了三環圓形積石壇N2Z4B1的位置，其功能與象征意義沒有改變，彩陶筒形器依然表達宇宙溝通，方壇三重依然扁平化表達上中下三界宇宙模型，唯變為方形。

N2Z5是N2Z4的簡化版，為長方形，不分層，唯有中部一道石磡将方壇分為南北兩區。在北區的中央，也有一堆圓形石堆N2Z5H1，其作用同于牛河梁第五地點N5SCZ1丘頂中央的小圓石堆[25]，象征着宇宙中心“宇宙山”——宇宙軸（圖五）。表明N2Z5方壇，依然象征着宇宙，而不僅僅用于祭地的地壇。

1. 東山嘴遺址相關遺迹分析

東山嘴紅山文化祭壇遺址坐落在遼甯省喀左縣大淩河西岸山梁正中一緩平突起的台地上，占據了台地向南伸展的前端部分，高出河床50米。遺址東南方向，隔着大淩河，正對馬架子山和大山山口。遺址發掘面積2400平方米，年代大約距今5000年[26]。

東山嘴石砌建築布局十分嚴謹而又有獨特之處。以中心建築方形基址g1為軸心，制定一條南北中軸線。中軸線的最南端距中心基址g1約19米處是三聯圓形台址g7。台址g7北4米處是圓形台址g6，其周圍出土陶塑像殘塊，其北15米處即是中心基址g1。台址g7早于g6（圖六）。

圖六 東山嘴遺址遺迹照片（上為北）

東山嘴遺址中心方形建築基址g1東西長11、南北寬9.5米，規模較大。基址内沒出女神塑像塊。王震中先生推測為紅山文化社祭壇，以方形和石堆立論[27]。

基于牛河梁遺址沒有“天圓地方”的觀念，而是三界宇宙觀模型，筆者認為中心方形建築基址g1也不宜徑直解讀為祭地的方壇或社壇。而該建築内三座石堆堆積似山，可還以比照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方形積石壇N2Z5北區中央的宇宙山石堆（圖三）和第五地點N5SCZ1圓丘頂部中央的宇宙山石堆（圖一），解讀為宇宙山更合适。可解釋為紅山文化巫師通天的天梯。美索不達米亞的“塔廟”一詞源于阿卡德語“Zigguratu”，意思是“頂峰”或“高地”，起源于蘇美爾的烏魯克時期，約公元前3000年。塔廟的功能主要用于人神溝通，作為神升天降地的天梯[28]。

中心方形基址g1裡出土器物也能夠提供一些線索。不論是玉璜還是雙頭龍玉璜，均可作為彩虹的象征物。中心基址g1内中部燒土面上出玉璜和石彈丸各一件，可以配合起來完整解讀：玉璜弓形，象征彩虹天弓，與同出的石彈丸組合，似可解讀為彈日救旱[29]。燒土面用火遺存，可能與焚巫尫祈雨習俗有關[30]。中心建築g1東外側黑土層中出土綠松石鸮形飾，很可能作為紅山文化巫師升天的動物蹻。綜上所述，東山嘴中心方形基址不是社祭，而是紅山文化祭天或與天神有關祭祀的主要場所。

東山嘴遺址南端圓形壇址g6附近集中出土的彩陶雙腹蓋盆、造型奇特的雙口杯（TD7②：5）、镂孔瓶形器（A1②：1）、無底缽形器（TC3②：4）、女性塑像殘塊等[31]，首先可以判斷g6圓壇和g7三聯環壇主要祭祀女神的。這些女神像多有孕婦特征，解釋為生殖和豐産女神崇拜，是解釋得通的。2009年，“陶寺史前遺址的考古天文學研究”課題組，對東山嘴祭祀遺址進行了天文考古調查。課題組人員站在東山嘴圓形祭壇基址g6，對東北、正東、東南的馬架子山山脊線明顯地标峰尖或斷山口進行全站儀方位角測量（圖七）。

圖七 東山嘴遺址地平曆觀測天文準線示意圖

第1号靶點是東山嘴遺址東北方向大淩河河口東岸馬架子山的第一個山頭，比較明顯。方位角真北49°43′08″，很有可能是夏至日出的方位。

第2号靶點呈鋸齒形，方位角85°11′34″，大約是春秋分日出點。

第5号靶點為馬架子山的最高峰，非常顯著，方位角118°23′12″，很可能是冬至日出點。

顯然，東山嘴有比較完整的二分二至地平曆觀測山脊天際線[32]。

足見，東山嘴圓形祭壇g6，很可能兼觀測二分二至日出的天象崇拜與女神崇拜于一身，隻能解釋為紅山文化東山嘴圓壇上的女神，是被紅山文化人視為住在天上的女性祖先神，而不是“地母”。郭明博士根據東山嘴遺址考古發掘簡報地層分析認為，東山嘴遺址的中心建築g1長方形房子及其兩翼石牆，當為早期建築；中心建築g1廢棄之後，才在遺址的南部先建三個橢圓形小祭壇g7，最後僅有一個小圓壇g6。足見，東山嘴遺址方形與圓形祭祀建築并不同時，且祭祀中心的規模逐漸在萎縮[33]。我們終于明白了，東山嘴遺址紅山文化祭祀中心，主要功能是郊天祭日配女性祖先。不論是中心方形基址還是南端的圓壇，均用于天神有關的祭祀活動，方形與圓形，隻是時代不同，并非天地之分。

一、西水坡M45墓圹的形狀

馮時先生指出，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M45墓圹特殊的平面輪廓，是古老的“天圓地方”蓋天說宇宙觀的完整體現，墓圹南部弧形象征天，北部方形象征地。正如《晉書·天文志》所謂“周髀家雲：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34]。

其實，我們對比牛河梁第二地點N2Z1M21出土玉龜的橫截面（圖四a）以及N2Z4B1-N2Z4BS1與N2Z4B2-N2Z4BS2外廓線（圖三，圖四b），就很好理解西水坡M45墓圹的平面輪廓其實就是龜殼的橫截面，表現的是一個完整的龜形宇宙模型，不僅有天和地，應該還有下界水。墓圹北部的方形輪廓，應該理解為龜的腹甲橫剖面，更應當象征下界原始瀛水，而不是中界大地。

如果濮陽西水坡M45墓圹輪廓龜形宇宙模型沒有清晰完整地表達出上、中、下三界宇宙模型，我們再分析一下淩家灘遺址出土的玉龜與玉版，便可以更加明确地了解龜形三界宇宙模型。

圖八 西水坡M45平面圖

一、淩家灘遺址出土玉龜與玉版

安徽含山縣淩家灘遺址87M4出土一套玉龜，玉龜的背甲與腹甲之間，夾一片玉版（圖九）。

圖九 淩家灘87M4出土玉版、玉龜

發掘者認為，玉版上的太陽圖紋可能用寫實的手法表現出太陽一天的運行過程。遠古沒有文字，人們才使用鑽孔、畫圈的辦法計數，以代替五行交替記載時節[35]。但是，如果将玉版回歸到出土時，夾在玉龜中間的“背景關系”中，玉版釋為“天蓋”的解讀就遇到到了問題——玉版“天蓋”之上的玉龜背甲又象征什麼？李新偉先生曾認為，淩家灘玉龜是一個宇宙的天然模型，背甲象天，腹甲象地，足象連接天地的維、柱[36]，具有啟發性。我們借鑒牛河梁第二地點N2Z1M21出土玉龜的所表現的龜形三界宇宙模型（圖四a），問題便迎刃而解——淩家灘玉龜背甲象征上界天蓋，腹甲象征下界原始瀛水，夾在背甲與腹甲之間的玉版便是中界大地。

淩家灘玉版的橫剖面呈微拱形，兩端呈現出下陷的台階狀，整體形狀可以理解為“島”狀，象征從原始瀛水中誕生出來的“創世之島”，即中界大地。玉版上刻畫圖像中，大外圈四角（也稱四維）各有一個劍狀标，分别指向東北、東南、西南、西北四維方向。大外圈與中心小圓之間，均分出8個扇區，每個扇區中央也各刻畫一個劍狀标，分别指向正北、東北、正東、東南、正南、西南、正西、西北凡八個方向，即四正和四維方向（圖九）。顯然，這些方向和方位的指向标，确實用于大地最為合适。

至于玉版核心小圓内的正方向 八角星紋，諸家解釋各異。

發掘者認為玉版上的 八角星為太陽圖紋，可能用寫實的手法表現出太陽一天的運行過程。馮時先生認為玉版核心的八角星紋為最原始的“洛書”，不僅可以看到四方五位，還可以看到八方九宮[37]。李新偉先生提出淩家灘玉版核心圓裡的八角星紋和淩家灘豬頭雙翼玉鷹胸部刻畫的八角星 紋，表象的都是極星[38]。

綜合馮時與李新偉先生的觀念之合理性，我們認為淩家灘玉版核心小圓内的八角星紋，象征着宇宙軸或宇宙柱，貫穿上、中、下三界。準此，淩家灘87M4出土玉版、玉龜，完整地表達了龜形三界宇宙模型——背甲象征上界天蓋不一定是圓的，隻要是蓋狀即可；腹甲象征下界原始瀛水，不具方圓；中界大地雖輪廓采用了長方形版狀，但是剖面隆起表達創世之島，也并非平闆一塊。

當然，玉版與玉龜還可以分離開來，分别單獨使用，具有宗教儀式或者其他實用功能。如玉版周邊的穿孔，可能與方位測量有關，這樣玉版根據測量實用功能采取了長方形，是出于測量儀器的實用目的，而不拘泥于是否同玉龜的上界、下界形狀完全套合。也就是說，龜形三界宇宙模型當中，中界大地可以采取方形，但如果不考慮其測量方位儀器的實用功能，也可以采取龜形與上界天蓋和下界原始瀛水形狀更加貼合。

一、良渚文化宇宙觀模式簡述

自張光直先生提出玉琮體現了“天圓地方”的觀念，成為學界的主流看法後，良渚文化玉琮自然成為良渚文化天圓地方觀念的最佳表達物。

然而，良渚文化玉琮自身形制的演變邏輯清晰，并非一開始就是外方内圓。斌先生将良渚玉琮分為三式：I式橫截面為圓形、無四角的圓筒形琮，神徽獸面處凸起; II式橫截面為弧線方形（内圓），出現弧線形四角，四對角夾角大于90°，神徽獸面刻于對角兩側；III式橫截面為正方形，四對角夾角等于90°，神徽依然施刻在對角兩側[39]（圖十）。

圖十 良渚文化玉琮形制 1.I式瑤山M9:4 2. II式瑤山M2:22 3.III式瑤山M2：23 4.III式反山M21:4 5. III式邱承墩M5:10

筆者曾撰文提出，良渚文化玉琮的宇宙模型仍然是上中下三界宇宙模式（圖十一），采用的是立體圓筒形，也就是良渚文虎最初的I式镯式琮的造型（圖十·1），而不是紅山文化扁平化三環三界宇宙模型，後來的良渚文化II式琮四隅加上去的是宇宙山，因而四角均大于90°直角（圖十·2）。最後III式琮四隅的宇宙山變為宇宙支柱，因此四角等于90°（圖十·3~5）。加之，劉斌先生認為良渚城址周邊的瑤山和彙觀山祭壇上的回字形灰土溝，用于冬夏至和春秋分日出日落天象觀測[40]，經徐鳳先博士分析校正，其說大緻可從[41]。基于此，我們完全由理由認為瑤山和彙觀山兩處良渚文化祭壇，均為良渚都城郊天祭日的場所，而兩處祭壇主體部分皆為長方形或方形，而不是圓形。足證，良渚文化玉琮宇宙觀當中，并沒有“天圓地方”的觀念[42]。

圖十一 I式琮瑤山M9:4宇宙模型示意

一、石家河遺址的天地形态的簡析

鄧家灣遺址位于石家河城址西北角的一塊台地之上。西邊和北邊為石家河城址的城牆，城牆外即為護城河。東邊與南邊為低窪之地，使鄧家灣遺址從整體上看形似一個圓角平行四邊形的“島狀”[43]。借鑒古埃及、古美索不達米亞、瑪雅、良渚文化從原始海洋誕生創世之島的觀念，鄧家灣可以被視為“創世之島”或“宇宙山”，也可視為“大地”。筆者通過分析認為，鄧家灣遺址作為石家河文化晚期都城的祭祀中心，主要以首先在祭2祭祀場上，陳列紅陶缸“薦血歆神”，然後在中心空場進行“正祭”——用斜腹紅陶杯灌血祭祀各路地示很可能包括社稷、四祀、四望，最後用陶塑犧牲沉埋祭祀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包括豐收報功和祈年祭祀。足見，鄧家灣祭祀中心，在石家河文化時期主要是祭祀地示的場所，可稱為“社稷祭祀場”[44]。

圖十二 鄧家灣遺址石家河晚期陶塑埋沉遺存分布圖（改自《鄧家灣》圖一一八） 圖中*為沉埋坑

根據鄧家灣遺址石家河文化晚期陶塑埋沉遺迹分布範圍，筆者大緻畫出一個長方形的區域（圖十二），暗示石家河文化晚期（并非後石家河文化或肖家屋脊文化），祭地的場所采取了方形。

石家河城址西城壕西側的印信台遺址，是一座獨立的方形台地，台頂面積約14300平方米。2014~2016年發掘揭露了1475平方米。在發掘區内，揭露出台基三處以及圍繞着台基的甕棺葬、扣缸、扣碗、缸套缸、土坑墓、灰坑等衆多遺迹，時代主要為石家河文化晚期[45]。

根據武家璧先生的研究，印信台正西9千米的天門山，為以印信台為觀測點的春秋分日落位置。印信台方位角26.6°的大石山，為夏至日落天文準線。而石家河城址西部的背景山脈主峰佛子山位于印信台8.8千米，方位角13.3°，恰是石家河城址印信台春秋分日落點方位角與夏至日落點張角26.6°的一半，即春秋分與夏至之間的一個日落點，一定有重要的宗教崇拜意義。武家璧先生認為印信台觀測日落方向，其目的就是通過觀象授時制定地平曆[46]。這說明方形的印信台遺址是石家河遺址石家河文化晚期祭天的場所，也采用了方形。基于此，我們隻能說在石家河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的宇宙觀中也沒有形成“天圓地方”的固定觀念。

肖家屋脊文化是石家河文化在距今4200~3900年間衰變出來的遺址後裔文化[47]，湖北的考古學家稱之為“後石家河文化”[48]。

羅家柏嶺遺址座落在石家河城外東南角，總面積約5萬平方米，海拔32~35米。1955-1956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湖北省考古工作者，發掘該遺址核心區，發掘面積1147平方米。揭露出一座比較完整的大面積的紅燒土建築遺迹，原報告稱時代為石家河時期二期[49]，即我們認為的肖家屋脊文化，距今約4200~3900年。原報告認為該基址功能為玉器制造作坊，我們通過分析認為其功能與玉器制造無關，遺址的選址方位和大量的遺迹與遺物都表明此處是肖家屋脊文化祭天的祭壇[50]。

圖十三 羅家柏嶺遺址平面圖

羅家柏嶺遺址座落在一不規則橢圓形崗地，崗頂為近球面形，高出周圍地面2~4米。發掘的絕大部分探方揭露了遺址的東北半部，是燒土長直牆、長溝、房基、燒土壇面等建築組合的中心部位。

西北部的紅燒土壇面保存比較完好，呈1/4圓形（圖十三）。燒土台房基F1與F2之間那塊凹字形無燒土壇面的黃褐土空場，據③B層灰黑燒土層集中出土柴祀燎祭犧牲玉帛，而推測為壇下掃地而祭的空場。其中T20的3A層為紅燒土塊層，包含少量陶片[51]，大約是壇面之上建築的廢棄堆積，故而可以肯定該凹形區域也當屬壇址區。T4位于壇面的東南，③B層為紅燒土層，有的為灰黃硬面，有的為蜂窩瘤狀燒結塊，結構同西北保存完好的燒土壇面，估計也應是壇面的殘留，因此T4部分也屬于壇址園區範圍。發掘揭露的遺址東北半部完全囊括可壇址園區的東北半部，呈半圓形。祭壇建築、燎祭遺迹、犧牲玉帛、陶器、石器、銅器殘片、銅礦石和銅渣等遺物絕大部分都集中出自該半邊（圖十三），可以肯定這裡是肖家屋脊文化人們舉行祭天儀式的祭祀區。

遺憾的是，我們現在找不到肖家屋脊文化祭地場所，因而無法判斷肖家屋脊文化對于大地的形狀認知。我們所能知道的是，肖家屋脊文化人們不再刻意強調宇宙上、中、下三界的觀念。上界天界可以單獨拆分出來，以圜丘象征，并進行相關的祭祀。然而，尚無明确的證據表明肖家屋脊文化存在天圓地方的觀念。

而另一方面，羅家柏嶺遺址郊天祭日的主體建築系肖家屋脊文化時期的，但是該遺址出土的石家河文化陶器和數量較多的“太極圖”紡輪，暗示石家河文化也有可能存在“天地形成陰陽氣理論”，也就是說天道和地道的觀念開始萌芽。這一理念在陶寺觀象台台基芯“太極圖示”中，有了明确的表達。

七、陶寺文化的“天圓地方”觀念

圖十四 陶寺遺址中期觀象台基址平面圖

黃河中遊地區陶寺文化與肖家屋脊文化大緻同時。陶寺觀象台IIFJT1坐落在陶寺中期大城東南的中期小城内[52]，居于“天位”、“陽位”，是一處有三層夯土台基的半圓形建築基礎，總直徑約60米，總面積約1700平方米。陶寺觀象台背依陶寺中期大城内道南城牆Q6，向東南方接出一個大半圓形地上夯土台基建築（圖十四）。蓋天說認為，天形如笠蓋，且蓋頂偏向一側，那麼斜倚一側的 “天”是隐沒于地平線下看不見的。根據《周易·系辭上》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的原理，陶寺觀象台半圓形的台基建築是将如笠蓋的天穹形象放在地上，象征形如傘蓋的天向北傾斜，有一部分天是看不到的；台基背後長條形的城牆象征承載天蓋的、形如棋盤的大地（圖十四）。因此，陶寺觀象台半圓形狀恰是陶寺人蓋天說理念的物化表象。

陶寺觀象台在核心部位即台基芯構築這樣的天地形成陰陽二氣理論圖示或俗稱陰陽太極圖案（圖十四），無非試圖做出一個陶寺認知構圖中小宇宙圖形，圖說陶寺人對天地形成的認知理念，以及天、地、人三者關系的總體模式：天在上，地在下，人在天下地上，仍然隐含着紅山文化、淩家灘文化和良渚文化三界宇宙垂直分層的傳統觀念，這種傳統觀念已經衍化為天、地、人三者關系模式，而不再是簡單的三界宇宙垂直模型了。

陶寺中期大城北偏西北城牆Q2外西北部有大面積的夯土遺迹IVFJT1~3（圖十五），建築于陶寺早期，中期和晚期均有擴建。早期基址位于台基的南部，被包在中期基址IVFJT2内，南側被中梁溝侵蝕破壞，北、東、西側被中期IVFJT2擴建時破壞，形狀不明。中期基址位于台基的中部，北、東、西側被晚期基址IVFJT3包圍，并在IVFJT3擴建遭到破壞，形狀不明。晚期基址IVFJT3保存相對較好，可看出為長方形（圖十五），南部和西部均被中梁溝所侵蝕，殘存南北殘長至少48米，東西寬40米，約1600平方米以上，方向220°。

圖十五 IVFJT1~3俯瞰

IVFJT1~3處于多水環境。早期基址外側是面積略大的池沼。中期基址外側則是寬7米的環濠象征性地圍繞。晚期基址外則沒有水域環繞了。不一定是基址功能與形制改變，而是由于缺水環境，晚期政權已無力将水引到方丘的外圍。《周禮·春官宗伯》：“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中期夯土基址中部的三個品字形碎石柱礎窩，直徑15厘米，從做法到直徑都不可能是宮殿建築的柱子，因此這些很可能是木質社主的基礎[53]。

總起來看，陶寺IVJFT1~3比較符合澤中之方丘的特征，或可稱為社稷壇。陶寺社稷壇為方形，處于“澤中”，與城址東南郊天祭日的天壇拱形相呼應，表明陶寺文化“天圓地方”的觀念真正形成。

但我們也清楚地看到，陶寺觀象台的輪廓是拱形（半圓形），更多地象征天蓋，而天屬陽，觀測日出制定地平太陽曆也屬于陽性；陶寺社稷壇為澤中方丘，屬陰性，因而陶寺文化“天圓地方”觀念更多地從天道曰陽、地道曰陰的角度分别冠之以“天圓”和“地方”。這樣才能合理解釋，陶寺觀象台台基芯所謂“太極圖”天地形成陰陽氣理論圖示當中，象征凝結成大地的濁氣的夯土台基芯并非方形，而社稷壇則采用方形，如果從二者都屬地屬陰的地道角度說，就不矛盾了，地道在凝結時為“氣态”，便是“陰氣”或“濁氣”為“，”号狀，在地壇表現為方形屬陰。而天道曰圓，陽氣或清氣上升為天時，也呈“，”号狀，在天壇表現不論是正圓還是半圓，都屬陽。

這一點筆者同意徐鳳先博士的看法，中國古代學者都沒有将天圓地方解釋成中國最早對于天地形狀的認識，他們基本上是沿着天地之道、天地之數的思路進行解釋的[54]。

一、結語

中國古代“天圓地方”的觀念，從考古資料上判斷，最早形成于陶寺文化，距今4300~3900年。“天圓地方”的觀念，更多從天道陽曰圓、地道陰曰方的角度去理解，并非特别拘泥天圓地方的形狀。所以，從陶寺文化開始出現的政治地理五方，是十字形的或稱亞字形，并非一定是正方形[55]。這是陶寺文化天文大地測量采用十字網格法所産生的必然結果[56]，并不刻意追求方形的大地形狀。

也正因如此，考古發掘中總也挖不到“蒼璧禮天，黃琮禮地”的考古實例。原創璧、琮的良渚文化沒有“天（道）圓地（道）方”的觀念，華西系玉器[57]當中将玉琮與玉璧的外形發揚光大，但是很難确定其陰陽之意，也就難将玉璧與天、玉琮與地在陰陽和形狀上挂起鈎來[58]。誠然，肖家屋脊文化羅家柏嶺郊天祭日的天壇出土過玉璧，似乎與“蒼璧禮天”有關，然而，肖家屋脊文化沒有玉琮，也很難斷定存在“天（道）圓地（道）方”的觀念，因為缺同時期的“地壇”，肖家屋脊文化“蒼璧禮天，黃琮禮地”的觀念也是不完整的。羅家柏嶺的玉璧，或許與同出的玉鳳、玉龍、玉蟬、玉人面一樣，都是郊天祭日的禮玉，雖都具有陽性，但并不特地标志天道曰圓。

直到漢武帝在長安城東南郊建立薄忌泰一壇，形制為三重圓壇，這可以看做是後世圜丘天壇的雛形。東漢時期，洛陽南郊壇為圓壇八陛，北郊方壇四陛，從此才真正奠定了南郊圜丘祭天，北郊方壇祭地的郊壇制度，以後各朝多有效仿[58]。或可标志着“天道曰圓，地道曰方”的理念，真正成為天圓地方形态而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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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于《中原文化研究》2022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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