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悉黃一鶴導演今晨逝去，心中傷痛，我與他共事58年，我們一直就是好同事好朋友，他為人豪爽樂觀，才情揚溢，為中國電視事業奮鬥終生。他走了，但他仍然活着，隻要‘春晚’在，他的名字就不會被忘記，他是我的兄長，他在工作中對我的提攜幫助，一點一滴曆曆在目，一鶴兄，一路走好，我想你。”

4月8日淩晨兩點，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春節聯歡晚會的開創者、首屆央視春晚總導演黃一鶴去世，享年85歲。央視著名主持人趙忠祥随後在頭條中發布了如上文字，也令世人從中佐證了這一消息的真實性。在首屆春晚開創多項先例，如設立節目主持人、實況直播、開設熱線電話等後，黃一鶴還曾擔任1984年、1985年、1986年、1990年共五屆春節聯歡晚會總導演。而趙忠祥也自參與1984年春晚主持之後，連續主持過多屆春晚。不獨如此，如他所言，兩人在央視共事58年，從1960年起便在工作生活中頗多交集，“形成了很深的一種同事和朋友間的感情。”

黃一鶴與趙忠祥。視覺中國 資料

【對話】

澎湃新聞：先請你談一下，何時、怎麼獲悉黃一鶴導演去世的消息？

趙忠祥：我是先在一個微信群裡看到了這則消息，一開始真不敢相信。但緊接着在好幾個群裡，特别是在央視同事群中看到這則消息。我就采信了，也發了頭條，向公衆告知我從哪裡得知（消息），并表達了個人的追思和悼念。

澎湃新聞：我們注意到黃一鶴導演最後一次在電視上“發聲”，還是你和李谷一在一檔節目中和他做電話連線。

趙忠祥：你說的非常對，那大概是在大半年前，我的印象裡黃導當時住在一個類似老年公寓的地方。那是我們央視三套一檔回顧改革開放的節目，我和李谷一作為嘉賓，現場有電話連線黃一鶴導演的環節，但并沒有完成。從那個時候起我開始知道他的身體狀況不是很好，但絕沒有想到這（沒有完成電話連線）是緻命的表現。八十多歲的人了，一個階段身體狀況不是很理想，這完全可以理解。所以獲知他去世的消息，我還是覺得非常突然，直到現在都沒有恍過神兒。

澎湃新聞：有一個說法，1983年春晚上才出現了“主持人”，之前我們隻有“報幕員”、“播音員”這樣的概念。你也是在80年代初開始個人的主持生涯，特别是在春晚的舞台上獲得巨大的成功，能否回憶下黃導和你就主持這一業務有哪些交流、探讨？

趙忠祥：“主持人”這個詞是舶來品。在美國叫“announcer”，是指現場報道人，“anchor”是指電視主播；在歐洲是“host”，主人的意思。1980年代初，我們向西方同行借鑒了這個名詞，開始稱新聞播報以外的為主持人。83年春晚馬季先生就被稱為主持人，實際上，在80年代初這個詞就已經開始被大家廣泛接受了。

黃導讓我參加主持，當時是進了一個主持的班子，不止我一人。我們作為央視主持人，第一不要出差錯，第二這是個聯歡會，要盡量生動活潑，這是我們共同的想法。在主持這個環節，他其實着力不多，因為我們都是職業主持人，他更多的精力要花在如何創造、組織節目上。跟我們主持人做交待，就是點到為止。

澎湃新聞：我記得你之前講過，類似春晚這樣的節目形式其實從央視建台之後就有，特别的，1983年春晚王景愚表演的啞劇《吃雞》，在1962年“笑的晚會”上曾有類似的節目出現，黃導當時也在場嗎？

趙忠祥：1962年的“笑的晚會”其實不是春晚，好像也不是在春節期間播的，我說的是，這種形态的晚會在央視曆史上是有過的，“笑的晚會”執行導演是87版《紅樓夢》總導演王扶林。鄧在軍導演在一次會議或者是節目上介紹說，“笑的晚會”對之後春晚的形式可以說有啟發和啟迪。黃導沒有跟我直接談過這事，但他肯定知道“笑的晚會”，因為我們當時一個台才幾十個人，肯定都在現場，當年“笑的晚會”有一個啞劇節目《吃雞》，類似于後來景愚兄的表演。

姜昆、趙忠祥和黃一鶴曾在一次節目中聊起1983年的首屆春晚。圖片來自網絡

澎湃新聞：1984年春晚的一大亮色是有港台主持人，特别是香港歌手登上春晚舞台，張明敏演唱了一首《我的中國心》。據說為了找到這樣的一位歌手，找到這首歌黃導沒少費力氣。

趙忠祥：張明敏那一批人能上84年春晚，這不是央視的一個單獨行動，這事必須經過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批準。當時上級領導已經同意。可以說1984年我們處在改革開放時期，如果沒有這個背景，無論是政治上緊張或者寬松，都不可能有這個現象（港台歌手、主持人出現在春晚舞台）出現，我認為這要從全社會發展進程來看。當時找這首歌也很不容易，張明敏當時也沒有什麼名氣，但黃一鶴聽到這個歌的歌詞，覺得非常适合上春晚，因為它飽含愛國之情，他就決定找到這個人（張明敏）。總體上講，電視台首先是要宣傳主旋律的，我們做任何一個節目的時候，即便是娛樂節目，這也是不能有任何變化的。

澎湃新聞：1985年春晚從央視演播大廳搬到工人體育館，由此導緻了那次春晚一些失誤。當年2月22日，《新聞聯播》甚至就此向全國人民道歉，而且好像你正是那次播報的播音員。

趙忠祥：我已經不記得85年的春節晚會有什麼問題了，當時我和鄧在軍在廣州出差，接到黃一鶴的電話說，忠祥你趕緊回來，今年春晚在工人體育館做。我當時聽完心裡就咯噔一下，如果先征求我的意見，我肯定不會同意，因為工體場面太大，失去了原來春晚那種比較好操作、掌控的局面，但木已成舟，我也不便說什麼。這個事我認為最主要的問題是春晚作為一檔大聯歡節目的意義被淡化了，體育館适合做演唱會，但和春晚這樣一個茶話會的氛圍是不吻合的。确實，那次《新聞聯播》道歉是我當天當班，這事怎麼說呢，大家有意見了，就什麼意見都來了。

澎湃新聞：從你的觀察和聽聞，黃導有沒有在春晚排練或者播出現場從藝術角度出發，給出自己的堅持和執着？

趙忠祥：1983年《鄉戀》在春晚能演唱和黃導有很大關系，這首歌剛一出來的時候飽受争議。當年的春晚在現場設置了4部熱線電話，觀衆可以點播自己喜歡的歌曲。結果點播條呈上來幾乎全都在點播《鄉戀》，黃導當然明白這中間的斤兩，但他在現場幾次同意把這個呼籲轉呈上面的領導，本身就說明了他想讓這首歌出現在春晚上的态度，他完全可以在自己這個級别就把這事兒給否喽。

澎湃新聞：同黃一鶴導演共事那麼多年，能不能講一講你們間的情誼？你覺得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趙忠祥：我們可以說是發小，1960年我們前後腳地進央視，他還比我早一些，我那時就十七八歲。我們都在文藝播出部，我屬于播出部，他屬于文藝部，兩個部門在一塊的，他一直是做編導。我們基本上每天都形影不離，形成了很深的一種同事和朋友之間的感情。做完節目一起打打乒乓球，我和他算是棋逢對手，之後一起在電視台食堂吃夜餐，當時有補助，一毛五的補助啊。

他是一個富于感情的，性情中人。每次春晚結束，在梅地亞中心照例會請沒有走的演員吃年夜飯，黃導在這個場合最經典的表現是，先說兩句祝酒詞，然後就痛哭，也不說什麼，真是哇哇地哭，而且哭起來沒完。這淚水既是勝利的淚水，也是委屈的宣洩。我能理解他，持續幾個月的辛苦，還有這裡面的壓力……看着他失聲痛哭，我隻能拍拍他的肩膀，什麼都不說，這時候什麼都不需要說，因為我知道他太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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